民国及49年后我的小学生活.1 (几近一个甲子以前的事了)
郇光小学幼儿园毕业照,1947年春末(我在最后排左二)。时隔一个甲子，虽然与绝大多数同学没再见过面，但我现在仍至少能叫出一半同学的名字。幼儿园学生要求穿校服，一条左上方缝有三角形郇光字样校徽的围裙。
我的1953年小学毕业证书，上有区政府大印，比现在的大学毕业证书还威风。
四岁前的记忆只剩下两个场景了。那时我们家还没有搬到四川北路，住在临近西藏中路的牯岭路旧居。一是姐姐放学回家在楼下叫开门，母亲用背带把我背起准备下楼。另一次是我坐在大床上玩，姐姐和邻居同伴过家家，一面看着我别从床上掉下来。
我就读的郇光小学，民国六年（1917年）由广东旅沪中华基督教会创办，抗战期间曾迁入静安寺王家沙。郇山（ Zion，现在的聖經已不用“郇山”而改用“錫安山”）是基督教圣地，郇光即“郇山之光”。学校课上课下全用广东白话，老师同学也全是广东人子弟。
1946年秋，我入学郇光小学幼儿园时是四岁，一年后升读它的小学。记得入幼儿园前夕，母亲郑重其事在客厅点一把线香拜天地祖先，延请了父亲的朋友，一个郑姓的老先生教我读三字经前面几句“人之初，性本善”，算是启蒙。我再次听背诵“人之初，性本善”已是一个甲子后小外孙牙牙学语时的事了，姥姥坚持除了背唐诗还要读三字经。
幼儿园每周有一张成绩报告单，对同学事无巨细的各项表现打分，好的是绿色的白兔，坏的是黑的老鼠，中等的是什么颜色动物我忘了，好像是羊。总之，若是黑黑一片就等着回家挨父母骂。每天下午可以吃到点心，大多数是饼干，也有其他糕点，很少。小小搪瓷盆子由值日生分发，然后同学排着队，依次拿着小盘到老师前，看着老师从饼干筒里拿出饼干，每人分到两整块，碎了可以酌情加一小块，但不能马上就吃，要等饼干派完，全体一起唱“少吃多滋味，多吃坏肚皮，莫太饱，莫太饥，饮食自如（之余?）心欢喜。”然后同学们说：“先生请坐”（我们称男女老师都是先生），老师回答：“小朋友请坐”，方能坐下吃那饼干。值日生可多分一块，人人轮流当，手臂有带一布箍颇威风，管教同学，帮老师做些杂事。临近你值日前几天如果你犯错了，上课不专心或骂了人等，你当值日生的资格也就取消了，等下次再轮上吧。
幼儿园音乐课除大声唱歌外，还有节奏音乐。实际上是伴随老师琴声，两三个同学一组操同种打击乐器，按节奏性强的如“多瑙河之波”舞曲的节拍，老师弹风琴边喊“一二”，“一二三”“一二三四”，我们跟着敲打，木鱼，响板，小鼓，音叉，钹、铃等好多种，响成一片煞是热闹。这是我们幼时的音乐启蒙。
课下也拍着巴掌唱些广东俚俗歌谣，多半从家里或夏夜乘凉在弄堂那儿学来的，老师不教这些。如“月光光，照地堂；年卅晚，摘槟榔；槟榔香，摘紫羌；紫羌辣，买胡达；胡达苦，买猪肚；猪肚肥，买牛皮；牛皮薄，买菱角；菱角尖，买马鞭；马鞭长，起屋樑；屋樑高，买张刀；刀切菜，（买箩盖；箩盖园，买只船；船冇底，浸死两个番鬼仔！一个匿埋门扇底，偷油炸鬼！）”括号里的内容是后来知道的，当时背不全。
幼儿园唱的这首是老师教的：“氹氹转，菊花园，炒米饼，糯米团。阿妈叫我睇龙船。我唔睇，睇鸡仔；鸡仔大，捉去卖，卖得几多钱？卖得3百钱。一百打金簪，二百打银牌；金腰带，银腰带，请个婆婆出嚟拜。”我现在还会，全能背下来。
歌谣也用于形象教学，学阿拉伯数字时唱到：“1支棍，2拜神，3蛇仔，4体操，5跳高，..., 8孖圈，...,10打蛋。”当中6，7，9记不起来了，那是我哥哥唱我旁边记下的。
早点入学读书固然有好处，缺点是个儿跟不上易受个儿大或身强力壮同学欺负。平日母亲把我们几个基本上都关在家里，不许和弄堂里的小孩子玩，说是怕跟着学“坏”。姐姐尚可央求在家门口与邻居女孩子们跳猴皮筋和上海话“造房子”玩，男孩子不兴玩这些，我只能站在旁边看，或者拿支竹竿当宝剑比划比划，想象自己是小人书上的武侠。长期肢体缺乏锻炼人被搞得弱弱的。操场上跑步使上吃奶的劲也赛不过别的同学，争抢球就更不用提了。
初任校长是谢姓牧师，后来不是了，但仍由信教老师担任。每周一次的周会借用教会的礼拜堂举行，全校六个年级也就六个班，每个班都有一两人上台演讲，一年内班里每人都能轮到一次上台机会。现在回想起来，学校的用意是锻炼同学的当众能力。面对台下黑压压一片同学，初次上台没有不怯阵的，不敢看台下听众自说自话。这还祘表现好的，有的同学一句话没讲就吓得哭出来，老师只能让他抹着眼泪下去，但下周仍旧要求他上台，不能免。
周会开始前全体同学唱校歌，祷告，校歌里面有“忠爱仁毅”“民族之光”的词句，曲调至今能记住，歌词当时就没弄懂过它的意思，记不下来了。祷告时，校长选圣经上一段，他说一句我们跟一句，最后来一声“阿门”。
我父母不是教徒，家离学校远，周日不象其他信教家庭同学去参加教堂的主日礼拜。过圣诞节时，不管家里信不信教，每人都能分到五色彩纸包着的小包吃的礼物，那是开心的日子。班主任老师派几个手巧的同学做贺年卡送给其它年级，墙壁也贴满别的班送来的贺年片，教室用小小的圣诞树装饰，充满新年气氛。
一年级上国语课，第一课是读“来来来，来上学“，第二课”去去去，去游戏”。也教注音符号，陈姓教导主任教我们“ㄅㄆㄇㄈ...”，为了好记住,这些注音符号编成一首好听的歌，类似小孩初学英语唱的“ABCDEFG,...,XYZ,now you see,I can say my ABC"，我到现在还能唱那首注音符号歌。另外还有算术，唱歌，画画和体育课。
二年级开始加常识课和公民课，后者薄薄一本，公民课类似现在的政治课，算术也开始学九九表了，先是个位和个位相乘，然后再复杂点。我曾被老师叫到讲台前和另一个成绩好的女同学比赛心算，个位数与两位数相乘，我先抢答对，赢了，风光了好几天。老师让办墙报，小小毛孩当了个所谓编辑, 是我第一次知道“编辑”这个词。老师在教室前面靠窗口角落里另放上一张书桌和凳子，说是”编辑部“，别的同学不让随意到里面打闹。我画画不行，墙报报头是班上美术最好的李姓同学画的，他也画些插画补白，以后几年，我们俩一起办过好些日子的墙报。
三年级开始有劳作课了。女孩子学打毛线，学期末要完成一条平针织的围巾，也学简单缝纫，我看到姐姐她们最初学用线穿针，把两块布缝起来，再是缝洋娃娃的小衣服，高年级还学做饭甚至烤蛋糕之类。男孩子就是用锤子敲敲打打做模型，例如把竹料刮削了，用沙纸打磨做个鞋拔子和笔筒之类，五六年级同学学用细漆包线和几条软铁片缠出小电动机等实用东西，小电动机接上干电池要能转起来才算及格。那时我们小，只有在旁边仰头看他们趾高气扬炫耀的份。我动手能力差，做出来的手工自己都看不上眼，更不要说和别的同学比了。
说到这里我想起我们班主任梁姓女老师，她也教我们劳作课。低年级劳作课要比划示范。比方折纸，有人听明白了，有人要重头来过，因为他前面开小差根本没听。课堂秩序不好维持。老师就对我们说，你们好好上课，留下十五分钟给你们讲故事。讲的是福尔摩斯和亚森罗频。效果奇好。语文课也是她教，但绝无这种待遇。
中午吃学校的包饭，每人一盘热气腾腾的盖浇饭，或许是长身体的时候，觉得饭菜香气扑鼻都很好吃。白饭不够可以去加，添菜则免谈，个别有钱人家孩子有订双份菜的。吃饭时同学各有风格，有的是先吃白饭，菜留到最后慢慢尝让人看了生气，有的是把菜全部吃后再对付那一大盘白饭。当有老师在旁边监督时，盘里的饭菜是万万不能剩下倒掉的。所以，经常看到那些顾前不顾后的同学，愁眉苦脸地一小勺一小勺白饭往咀里送，半天方咽下去。
学校要求穿校服，幼儿园围裙上左上方缝有校徽。升小学后，男的是深灰色卡其布料，西式长裤裤脚用扣子收窄叫灯笼裤，先前是用金属扣，后改成易扣得多的纽扣，上衣穿的好像是缝有三角布校徽的学生装，夏天短裤。上衣是左上方缝有校徽的学生装白衬衣。女同学穿白边深蓝色过膝连衣裙加白衬衣，裙子左上方缝校徽，冬天套在毛衣外面。说起校服，我们男生的长裤膝盖那地方老有破洞，因为我们喜欢跪在地上打玻璃弹子（弹球）。说到打玻璃球那是有输赢的，十几颗玻璃弹子会很快输光。同学中有很漂亮的外国货玻璃弹子。要好多颗普通的才能换那一颗，对方还呲牙咧嘴表示不舍得换。最不值钱的是椭圆形玻璃弹子，那是次品，卖得也便宜，输给赢家他都看不上眼拒收。每年开学，学校请裁缝来替我们每人度身定做，若家里上学孩子多，一年两套校服是家长一笔不小的开支。上学要求穿校服，否则祘违反校规。男生再热的天也不允许穿背心，说是没家教。
早晨上学我和我两个姐姐一道步行，我家弄堂口就在四川北路上，到学校那条路是沿四川北路向北，穿过武进路，虬江支路，虬江路,川公路，东宝兴路，再过横浜桥（那时的横浜桥面一端是活动的木桥，可以吊起来让桥下的船通过，49年后才改装成固定的钢筋水泥桥）。学校在永安电影院的隔壁，即现在的四川北路第一小学。大人现在走这条路不需一刻钟，可我们那时人小步子也小，加上走路东张西望至少要走上45分钟。母亲担心安全，让我们和邻居一对姐妹同学结伴同行，五个人浩浩荡荡一块儿走，我不时受她们呵斥，其实我也讨厌她们女孩走得太慢和说不完的话，觉得我和她们同行还受女生管，很没有面子。
放学回家路过虬江路时，往往能见到拉客的马车和浩浩荡荡被驱赶到屠宰场的牛群。马车就像画上画的那样，客人坐在车厢里，车夫坐在前面高处挥着马鞭，十分神气，我们羡慕之极恨不得也能上去坐坐。一长串牛群过四川路要过好半天。牛懂事，它们知道要挨宰，流着泪默默地走。我们在路口等着它们过，此场景看着挺难受的。
马路边上可看的东西很多，在海宁路江西北路菜场马路边有一弄堂工厂的车间，老式皮带车床的动力从天花板上的公共传动轴获得，开动起来震耳欲聋。它不在上学的路上，我有时要求绕道去看看。不远有一棺材店，听说他们的伙计晚上就把棺材盖打开当床，睡到里面。让我们觉得既刺激又很害怕，奇怪的是，我从来没有看见有人买抬着货品出门。不知道他们怎么做生意的。
在四川北路靠近武进路有一个夜总会，冬天天黑得早，如果我们放学晚，回家走到这里它的霓虹灯就亮了。里面传出很强烈的音乐声。我们小孩子总想看看明白，但看不出所以然，因为它的入口不正对马路。门口进出都是些衣着华丽的男女。49年后直到53年时还有，后来改称听评书的了。
遇到下雨天或刮风天，或者有事耽误了，母亲开恩让我们乘门前就有的1路有轨电车，坐的是拖在头等车后面的三等座车厢（为什么不叫二等，到现在也想不明白），头等车厢是四分钱，三等车厢式三分钱，或坐三轮车，由大姐负责讨价还价，一方威胁不要坐了要走再雇别家，另一方嘟嘟囔说给得太少要加，车资往往反复几个回合方能谈妥，然后我们三个孩子爬上车，砰然一块儿坐下去，车为之一震，车夫老大不情愿，一边蹬车一边抱怨我们顽皮会把车震坏。冬天风大，车夫会给乘客盖上毯子供他们膝盖御寒。至于下雨天，车钱那就是车夫说了祘，很难还价的，由于旁边有其他车夫竞争，要价也不会贵得太多。
有一同学住处离我家不远，下学要他家佣人到学校来接。有时佣人没空让他雇三轮车自己回家。四五年级时我已经开始独自步行回家了，他一定拉我或其他一个同学一道坐车，事因是他家（有钱人家）怕他一个人坐车易被拐或绑架，关照他要这样做。我们同学往往得了便宜还卖乖，表现得老大不愿意坐在车上，他还得要央求我们。记得他在低年级时皮鞋的鞋带不会系，跑步鞋带跑散后求我和其他人帮他系，他没少挨我们奚落，真是个小少爷。不过他打乒乓球打得很好，不屑和我打。上中学后在少年宫乐队拉小提琴。
我们小学没有童子军组织。见到邻校学生穿米黄色卡其布童子军制服显得好神气，尤其是别在腰上的那把童子军军刀，刀很钝估计是为了安全，羡慕极了。我们也参加过一些社会公益活动，例如在大街上向路人分发”请勿随地吐痰“的传单，有如文革时红小兵在红绿灯下叫人遵守交通规则。过了一个甲子，同胞们在随地吐痰习惯，遵守交通规则长进有限。
捉迷藏是很好玩的游戏，通常是吃完午饭后的休息时间。家住得离学校近的同学回家吃午饭了，留下来的都是在学校包饭的（以后没有包饭了，带饭让学校给蒸热），快快吃完后甚觉无聊，便玩起捉迷藏。一个充当抓贼的”巡捕“和另外三四个“贼”集合在操场的墙边，其它旁观同学则当裁判。巡捕闭眼从 1开始数数，贼们立刻四散而逃找地方藏起来。有的躲在操场树后，有的猫在楼上教室的桌子底下，甚至爬到户外消防楼梯，身体贴紧墙的凹处，十分惊险。”巡捕 “数到100后就开始抓“贼”，抓到的标准是：看见贼并能正确叫出贼的名字，然后跑回原地侧墙敲三下。如果”巡捕“离开原地却被某一个“贼”溜了回来也在那墙上敲三下，那么不管”巡捕“之前抓了多少“贼，”也算输了。由于学校操场两端都有建筑物，一边是四层教学楼房，另一边是充当礼堂的教堂，两面都要兼顾，理论上抓贼的难度很大，其实不然。因为“贼”们也就是我们都是10岁上下孩子，实在耐不了寂寞，总要探头探脑往外看那”巡捕“在什么地方，很容易被巡捕远远看到抓个现行。旁观同学是不准通风报信的，但总有人违反规则，当巡捕走近贼藏着的地方时，低声对贼说“来了，来了”，给巡捕提供线索反而弄巧成拙。最令人兴奋的是，巡捕发现了贼时两人距离已经很近很近，于是两人赛跑，看谁能够先跑回那侧墙拍一二三，其时旁观同学大声呐喊助威，尤其巡捕和贼两人几近并肩从三楼教室或是消防楼梯跑下，那场面真是地动山摇。同时也往往惊动老师，挨一顿臭骂。
另一个游戏是玩沙。操场上有一个”沙池“，类似现在人们在沙滩上搞沙雕。我们跪在沙上或干脆坐着，建造池塘，堤坝，桥和堡垒，最后灌进水，煞是好看。裤子膝盖和屁股处免不了磨破，手指甲缝嵌入沙子，黄黄的黑黑的，脏极了，衣服里口袋里都是沙，回家一抖满地板都是。
沿操场墙边曾开辟过一块长长的园地，三到六年级每年级分有一块，种上些什么的。记得“开荒”时老师同学都参与平整泥土，把里面的砖头垃圾捡出来。中间竟然还挖出过一条蛇，后来被做成标本泡在玻璃瓶的药水里。
体育课有时可以到隔壁的戏剧专科学校的校园上，那是还是竹篱笆分隔，老师用钥匙打开门让我门过去，坐在草地上做游戏，对我们整天关在水泥建筑物和街道的孩子来说，显得惬意极了。好像50年后竹篱笆才改成水泥围墙。下雨天只能在室内自由活动。记得有一种摇船游戏很好玩，男同学两个人对坐，双手搭在对方的肩膀，把双脚并起放在对方的臀下，用力托起，就可以在木地板上前后摇动进退自如，现在没看到这样的游戏了。
老师教我们为人要诚实，不能说谎。如果有同学说谎被揭露，受到的惩罚和讲粗话的待遇相同：轻者当众站到教室前面黑板旁站一节课，放学留下抄“我要诚实”之类句子，罚抄一百句到几百句。重者被罚站在盘旋楼梯的转角处公开“示众”，让排队上楼到教室的全体同学都看得见。因为每堂课都有15分钟的休息，同学必须从2-4层教室下到操场做露天活动呼吸新鲜空气，教室内不准留人，除了雨天，上海再冷的冬天也不例外。到上课时再按年级排队登楼上课（一个年级才一个班）。上楼时就会遇到被罚站在转角处的同学，满脸沮丧。最严重的还被用医用胶布十字封嘴，或在嘴周用红墨水划上一圈。但这很少见，小学在校六年，记忆中只有可数的两三回。说谎和讲粗话要通知家长。说怪不怪，从没有家长表示过不满，反而称赞老师教育有方，要求继续对孩子严加管教。操场上，会不时见到满脸惶恐的家长站在校长或教导主任前唯唯恳求，底线就是万万不要开除他们的孩子。学校是私立，声名卓著学费不菲，校长和教导主任曾留学过日本，也是虔诚的基督教徒，对待富家子弟和清寒同学在我看来是一视同仁，因为坐私家汽车来上学的同学犯错也公开照罚不误，当然，对他们家长是很客气的，上世纪四十年代末，有私家汽车家庭少之又少，况且学校财政不少依靠他们有钱人募捐助学。
印象很深的是48年到49年前夕那段乱哄哄的日子。
在上学路上，临近川公路的大戏院（？解放后叫群众电影院？）门前满是银元贩子，人人手上颠着一摞竖叠在一起的银元啪啪作响，一面喊着”大头小头，买进卖出 “，一面瞄着四周看有没有警察来抓，上海话里”买“，”卖“发音不分，我现在还能学出他们叫卖的声调。大头指袁世凯头像银元，小头是直径比大头略小略薄的孙中山头像银元。还有一种银元叫”鹰洋“即西班牙银元，三种中最不值钱也少有人买卖。有些“小开”同学会在书包带来一枚银元向我们显摆，让大家惊叹不已，因为一个银元兑开可以买好多趴在地上玩的玻璃弹球，或买大把吃到嘴里的糖果，对我们来说那是一笔巨款。
那时因为金圆券纸币不值钱，记得我们交学费，上寄宿中学的哥哥每月交膳宿费是用银元计数。大人说起顶一座石库门房子（即二房东过户）都说五条十条金条，没听他们说过多少元纸币。每家人家，但凡有点钱马上把纸币换成实物，大如大宗布匹绸缎，棉毛衫裤，食油煤油，小如一箱箱牙膏肥皂。这些东西在解放后还用了好长日子。布匹绸缎那就折价出让了。
一段时期，放学回来的路上遇到摆满叫卖美军剩余物资的地摊，各种食物罐头，明信片，军用帆布包，牙膏和军用雨衣等，琳琅满目，我小，其它一些物品不认识。小贩叫卖声此起彼伏，因为东西价格便宜，买的人也很多。罐头若成箱买，更不是一般的便宜，例如味道象现在卖的梅林午餐肉罐头，因为便宜饭桌上天天吃，吃到倒胃口。花旗橙（Sunkist orange？）也是论箱卖，那时觉得很酸倒牙，不象现在那么甜。
各个学校给学生免费分发过奶粉这类剩余物资，我们小学也不例外。在操场，大筒装的奶粉老师用大勺分，要不要凭自愿。奶粉显然过期，里面有点结块的。事先母亲关照过不要去领，朱自清的风骨是谈不上的，估计怕奶粉变质，另外也有点爱面子。但它们属于能吃的，没听说过吃了生病。
48年时，开始见到路旁墙壁上贴上不少政治性标语，记得其中有一张是用大刀砍向一条粗粗的蛇，刀把上写“中国人民的力量”，画面血淋淋的十分恐怖印象深刻，每走到这儿我都离它远远的，靠人行道外沿躲着走不敢看。
一个阳光充沛的周日上午，马路上行人不多，我从塘沽路转到四川北路回家，迎面见到一个全付戎装个儿高高的军官，腰杆笔直很有型，身旁挽着他的是一年级曾教过我长得很好看的陈姓女老师，军官崭新军装上斜挂着嵌满手枪子弹的长长带子，沉甸甸地下垂，子弹在阳光下金光闪闪，是那时军官的时髦派头。老师似乎还认识我略点点头。我家附近（四川路塘沽路）的照相馆橱窗，很长时间陈列过他们俩的大幅合影照片，所以这件事我记得那么清楚。
学校旁边，永安电影院再过去点是一警察或军事机构，平日大门紧闭。一日下午放学，我看见宪兵从军车上拉下一个被打得血淋淋军人，从地上拖进大门里面去。听路人说是犯了事的军人或是逃兵，怕是被暴打得快没命了。宪兵的装束光鲜耀眼有别于其它普通士兵。事后我路过这扇紧闭大门都很害怕，每每加快脚步赶紧走过去。放学回家路上还不时遇到呜呜叫着顶架机枪抓人的”飞行堡垒“（押解犯人的黑色警车）疾驶而过。
上海易手前的几个月，我们小学旁边原上海戏剧学院的草坪操场被军队占了，听说是他们刚从战场撤退下来的。从我们小学楼上教室窗口，可以看到他们支起的大大小小帐篷。开饭时，露天草坪坐满人，近十人人围成一圈，中间一个菜盘，每人用自己的大搪瓷杯吃饭，枪支立在旁边。军官另有桌子和凳，勤务兵送上饭菜，他们可以坐着吃，但也是露天。因为桌子挨着学校的篱笆很近，我们可以看得见军官吃饭一般都有好几个荤菜，桌子中央还有汤。中午休息，有个胆大的高年级同学钻过竹篱笆破洞去向军人要空子弹壳玩，讨回来后向我们炫耀，挨了老师一顿臭骂，说不要命了。
一次是发饷吧，见到一个小兵拿着张红色金圆券钞票在路边小摊买了根小孩子才吃的棒棒糖，心满意足地来回舔着，我怀疑是他当月的全部家当，另一个兵几乎要把脑袋钻到放糖渍橄榄的广口玻璃瓶里，和小贩争吵是两颗还是更多一颗。但是没有看见强夺的。
没几天他们撤了，空空草坪上一片狼藉。
那段日子凡到周日，父亲总让我去买份报纸，最初我不认字把”申报“读成”甲报“，往后好些年一直是家里取笑我的话题。印象深刻的是报上战况报道，配有地图和大大小小箭头，说共军打到哪儿哪儿了。在家里已能听到远处隆隆的炮声的日子，每天报上战况报道照登不误，好像没有泄密一说，上海市郊地名“真如”“大场”天天挂在报纸头版。
49年初太平轮（江亚轮？）沉没事件印象深刻。我已读三年级看报能看个大概了，记得大标题里有这几句：”太平轮船一声响，几千乘客丧了命。来了一条救命船..." 报导说，路过的运送桔子货船船主把船上桔子全抛到海里抢救落水的乘客云云。后续报道还说船主因而受到奖赏。记得当时父亲说，那奖赏根本抵不上船主的一船货物的损失。我们读的“良友儿童画报”也有记载这件事的连环图。
一天，父亲放工回家很紧张地说，南京路闹市上公开枪毙了几个银元贩子，路人说那几个银元贩子其实是共产党，公开枪毙是示众。也听父亲说起过长春打仗围城饿死好多好多人。
在郊区上海中学寄宿读书的哥哥有一次回来说，学校里某某同学不见了，说是共产党被抓走了。我母亲大声呵斥他不要随便乱讲乱跑。
上海是1949年5月28日易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