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夏天回国，除了探亲访友，整理旧物之外，进行了几次有意思的谈话，对自己观察和了解当下中国是颇有一点启发性的，所以零散追记如下。
一
因为一个很偶然的机缘，我得知了A先生的电话。其时我正在F家吃饭，听到他在电话通话里提到A，我一惊，因为这个名字我印象十分深刻，读过他在网上的文章，他提出的“中国人为什么低度地活着”一直对我有所触动。F把手机递给我，略谈几句，A即邀我去他家吃饭。几天后，我坐车来到约定的地点，看到一个戴眼镜，留大胡子，身材中等甚至略显瘦小的中年人，认定这是A，因为在网上看过他的照片，身材虽然有点出我意料，然而大胡子是个标志。
A的夫人烧了一桌的好菜，A准备了一瓶白酒，还请来另一个朋友一起聊天。
其实，多年的海外漂泊，我所面对面接触交流的人并不多。偶尔见到一些80年代的遗老遗少，总觉得他们很怪异。诗人兼异议人士XX也是这类旧式的“名士派”。我在美国的报纸上看见他在参加一次XX功的集会时发表演说，竟说出一句“XX功学员的每一句话，都象一首诗。”一个诗人可以肉麻令人作三日呕至此，自我作践得可以和郭沫若媲美了。说实话，XX的不少诗，我觉得还真带有郭沫若式的激情。
回到和A的见面。我之所以在他的家里聊了一晚，又喝酒又破例抽烟，不亦乐乎，其实是因为我发现他是一个正常人。
A首先提出反对宗教狂热和救世热忱，这似乎正回应了我对远志明及其同党的怀疑。对于我们来说，中国人其实从来不缺少狂热，从义和团到文革，到今天形形色色的抗议XXX，抵制XXX活动，任何理由，都可以让一部分中国人不负责任地狂上一阵，真正缺少的，始终是认真，审慎，冷静的思考。现在“国学”是颇为复兴了，但是，又有多少在真正梳理国学中的种种精华和糟粕，考虑它和西方文化各自的优势呢？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化救世，国学复兴，这些梦呓一般的狂热，本质上和1980年代对西方的盲目崇拜并无本质区别，只是在另一个极端上。
我提出，A写作的语言是比较值得借鉴的。A答道，他主张汉语的纯化以及语言暴力的去除。更重要的是，反对“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逻辑。假如我们要重新建设文化，就必须提供一种有价值的，文明和理性的思维和交流方式，以此来取代语言暴力的泛滥。你可以粗暴，但我仍然温文尔雅，因为我倡导的跟你不一样，我不能沿用你的方式来攻击你。
我最感兴趣的是，A提到的另一种趋势，即一部分像他这样的独立知识分子，并不一定和政府全面对抗，而是愿意积极地参与对政府政策的积极影响，而另一方面，政府在某些时候，也乐于在公共政策方面，听取一部分自由知识分子的建言。在这一意义上，我觉得，这部分知识分子重新充当了传统中国社会中士绅的角色，在国家和社会中起到一种缓冲和沟通的作用。这甚至类似于胡适等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自由知识分子，和国民政府保持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假如能施加影响，则也不妨作“诤臣”。如果我们绝对地以鲁迅的“横眉冷对”和共产党的“斗争哲学”作为标准，自然也许会认为这是一种妥协和软弱，但是从整个民族是一个命运共同体来看，这部份人所思考的，无非是把对民众的伤害减到最少，而采取的是一种更为理性和稳健的路径。不过，我对A说，这样做的原则是，不做恶，即推动政策向有利于老百姓的方向发展，而不去推动那些伤害民间利益的政策。
A的理性，还体现在对孩子的教育上。他的儿子今年13岁，非常礼貌。他说，曾经有一次，孩子在学校里被老师告状，他对孩子的回答是：尊重学校的规则。因为不论一个人多么有能耐，都不能脱离社会的游戏规则。一个人必须找准自己在社会上的角色定位，然后考虑如何为社会做出一定的贡献，因此他反对由于对教育制度失望就把孩子封闭起来在家教育的做法，因为这样会使孩子失去和社会的联系，以及社会责任感。
A在思考，写作。他的专业是美术，现在的职业却是电大教经济学的教师。他过得平静，安稳，至少在我看来是如此。至少，他不骂人，不偏激，不口出狂言，不故作惊世骇俗状。
二
这一天，原本B也要来A家（这群坏蛋真是物以类聚啊），但因为要见的人太多，只能作罢。几天后，我在咖啡馆和一家小餐馆两个地方，和B聊了一上午。
1989年，B是北大经济系的学生，后被开除回到原籍，后来还是很成功的，可称某种意义上的典范。在咖啡馆坐下来，B开始问我，对中国未来趋势怎么看。我向来是害怕这类大的无边无际的问题，几年来的读书和研究经历都限于历史领域，凡事须得重证据，对预言未来更加觉得无能为力。不过，如果要我来看当下的趋势，则我以为，现在中国已经由1919年，1976年，1989年的“（天安门）广场政治”模式中走出来。在过去的三次以广场为中心的抗议运动中，广场本身被神圣化，而且广场上诉求是由精英向中央政府发出。1989年的一个重要的遗产，就是这种模式---包括学生运动和广场政治---被彻底终结。取而代之的是社会抵抗的分散化，地方化和基层化倾向，这一非中心化的趋势一方面由于目前的社会矛盾已经真正深入到各个不同层面，而非仅由大学生凭一腔热血来表述，另一方面，NGO，和特定的互联网站作为一种新型的组织形式，也有助于各界人士在不同地域的组织。但是，各类抗议活动和NGO的分散化的弱点在于缺少明确的纲领和统一的诉求。对此B提出，统一纲领只能在政党政治下实现，但目前执政党的“刚性结构”无法宽容反对党的存在，甚至对NGO 也极度忌惮和竭力打压。
作为1989年运动的过来人，B想听听我这个旁观者对这一运动的看法。我说，首先，我对这一运动的基本评价始终不变：这是一场爱国民主运动，对学生的缺点和失误不宜过度苛求。我们无法假设，假如学生如何如何，就能让党内开明派主导对运动的处理，从而产生更好的结局（我不赞同戴晴的观点），因为，学生的温和理性的诉求其实没有一项被认真考虑过，而“党内温和派”的实力其实是很有限的。（最近出版的《李鹏六四日记》也证明了这一点，即：学生的策略是无关紧要的，最终的结局很早就由强硬的政治老人们定好了。）如果这场运动有缺点的话，那么，首先，它缺少，或者没有能够提出一个大的目标——“民主化”，因此，它过多地纠缠在反腐败这类问题上，须知，“反腐败”即便是朱元璋也坚定推行的；后期又一直纠缠于为学生自己平反昭雪问题上。第二，B提到了我一直想到的一个问题——中年领袖人物的缺乏。一场社会运动需要的是成熟的中年领导人来领导，决不可能是学生。当然，中年人的狡猾会使得他们自觉规避这样的责任和担当——如方励之。（美国前驻华大使李洁明的回忆录已经说明，是方励之夫妇主动要求避难的）这里引出了B的另一番感慨：中国最油滑的人就是文革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第三，B本人对柴玲等学生领袖的逃避持严厉批判态度，认为这是运动最大的失败——道德的失败。
B对刘晓波的《零八宪章》一事不表赞同。觉得刘晓波把进言对象放在政府，根本是搞错了对象，而刘晓波本人竟然预料不到后果，不过是政治上的幼稚。对于刘霞等人在一次B参加的聚会上歧视来自底层的XXX，B很反感。我说，这些人对民主的理解还是理论上的，其实，民主首先是一种生活方式甚至人生态度。
B对陈子明和王军涛两人的感觉和我一样。我觉得留在国内的陈子明作了很多深入的思考，而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的王军涛，用B的话来说其实“没有长进”。是的，王军涛写了什么呢？ 我记得的是回忆“李克强”是他的校友云云，看来已经到了需要“李克强”来撑台面的地步了。
说到甘阳这个人，我说，这不是一个思想家，也不是一个学者，只是一个“术士”。
B提出，中国未来很可能从商人中产生领袖，企业文化和精神值得重视。我说，我对这个问题一直很感兴趣，近代中国商人对于社会和政治可以产生何种影响，正是我博士论文的研究论题。本质上，近代商人和专业人士，相较传统士人来说，至少理性精神和法制观念要强很多。从这一意义上，1989年是一场文人运动（苏晓康，远志明，刘晓波等人都属此类，而前二者尤为不堪），但专业人士（律师，维权律师）的不断深入参与，企业对中国问题的研究和介入（一些大企业如招商局建立基金会对中国政治经济进行研究），是近些年才出现的事情。回美国后，看在香港中大买的艾晓明拍摄的《太石村》记录片，深感民间法制意识之强，维权律师的活跃。同时，太石村事件也证明，面对一个反法制和非理性的地方政府，合法的维权行为难乎其难。“官逼民反”的历史魔咒仍然存在。这种甲方试图理性和讲法制，乙方坚决蛮干，导致无法妥协和共赢的现象，正是1989年事件在地方小范围的翻版。
三
临走前的一个晚上，与记者C和D夫妇在XX咖啡馆聊天。D的观点，佐证了我对80后的看法。基本上，不论是在和A，还是和B的谈话中，我都对80后，90后持乐观态度。中国的50后60后都带有历史的创伤，在成长的过程中学会了很多黑暗的东西，也带有极强的受害者意识，知识储备也比较薄弱。“一个受过伤害的心灵是可怕的”， 如A所说。“70后”，包括A，B，F，往往具有社会政治意识，受80年代新启蒙氛围，摇滚文化的影响比较大，但这一代人的缺点，恐怕在于过多地继承了前代的悲情和救世意识。现在主持一个NGO ——“XX乡土文化社”的D说，作为一个70后的她，与她手下的很多80后在从事同样的贫困山村助学工作时，颇受到这些后辈的启发。因为，当她带着强烈的道德使命感从事NGO的时候，身边的80后则是因为内心的“快乐”而从事这一工作。也就是说，“苦大仇深”和动辄搬出宏大主题，自我感动，已经成了60后70后的标志。同样是从事ＮＧＯ，７０后在自虐和痛苦中做，而80后90后更多地以个体快乐为出发点。这难道不值得７０后反省吗？
四
健康的个人主义。我的大学校友XXX也是NGO的积极参与者。她邀请我和她的90后学生探讨“快乐”这个主题。我觉得她所做的一件有意义的事，是在教英语的过程中，传播一种民主，理性的思维方式。这是我第一次比较正式地和国内的90后交流。根据他们的一篇英文课文，研究结果显示，一个个人主义的社会中人的快乐指数高于集体主义社会中的人。我决定以此为切入点，讨论个人主义意味着什么。我首先指出，英文中的individualism 并无任何贬义，个人主义以个人为本位，强调个人的权利和自由，尊重个体的选择和差异，尤其是相对于国家的政治权利，同时个人主义也强调责任感，合作以及个体和社会的协调。
一个多小时的讲座，讨论后，她要求学生把感想写下来。从这些反馈中，我发现，90后或许将有更强的权利意识和法制意识。以下是摘录的几条学生反馈：
A“国民为个人奋斗，追求个人利益的斗志促成了一股共同的力量去战胜危机，所以我认为美国的个人主义在某种时刻会凝聚成一股强大的集体主义···我个人也认为，个人主义下，人们的幸福感会更高，人们会更更加勇敢地追求自己想要的东西，而集体主义在很多时候更像一个空架子，并没有给人带来相应的满足感。”
B“我希望中国在以后的教学方面也有更多关于正面的个人主义的理论知识的传授。因为我们中国重视的集体主义观的确在我们现有的生活中忽视或忽略了个人的正当利益。”
C “….我很欣赏美国人对自己权利的维护意识，对枪支的持有权的确能够限制政府的一些政策和不良行为···”
D “在不考虑是否尊重个人选择的层面上，我认为发扬集体主义精神其实是在寻求一个整体的发展，从而使个体也随之在某方面有所改善与提高。然后个体再反作用于集体。这也可以成为我们一直在追求的一个目标——即在尊重集体主义的前提下最大程度发扬个人主义。”
这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三本大学。假如我们确定，个人主义是自由主义的基础，那么，有理由相信，正在成长的新一代中国人正在朝这个方向发展，虽然与此同时，他们还需要法制观念。
五
总而言之，在这次回国的访问中，感觉到二十年来反省和超越的努力无时不在进行。1）不同的人都在以自己的方式观察和思考中国社会和历史，包括收集和观看各种历史和现实的纪录片（如周浩的《厚街》），其中包括我的一些长期经商被我认为非常拜金的同学，但这类同学的政治态度非常稳健。2）大多数我所接触到的人都意识到仇恨，悲情，偏激不是出路，务实，理性，韧性和温和是一种新的态度，例如，F一边上班，一边写历史小说，一边当律师，对老一代人的一味愤懑就不表赞同。旧式文人名士的做派已经过时了（且不说一些“名士”实为鸡鸣狗盗之士）。3）理性包括和当政者的有限合作。正如我和A在谈话中提到的，合作与对抗并非势不两立，只是两种寻求社会变革的路径，如同晚清的立宪派和革命派，最终殊途同归。4）很多人都不约而同地注意到，建构新的话语体系，必须吸取新的文化资源，有意识地摆脱你的对手已经灌输给你的一套霸权的政治文化，包括语言和论辩方式。卡玛在《天安门》中所揭示的，很大程度上就是在同一种政治文化下，对立双方使用同一套话语系统的困境。意识到这一点，我觉得是一个极大的进步。５）由于互联网的发达，越来越多的人通过种种读物意识到，过去接触的官方版中国近代历史其实是被极大歪曲和遮蔽的，而对于另一种历史叙事越来越感兴趣。
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说过，十九世纪是一个漫长的世纪，从1889年法国革命到1914年一战爆发，而二十世纪是一个短暂的世纪，从一战爆发开始，到1989年终结。也可以说，19世纪是一个“主义”的世纪，二十世纪是实践“主义”和“主义”们失败的世纪。而二十一世纪，则将是一个“没有主义”的世纪。不论是恐怖袭击，还是中国的幼儿园屠童案，都体现出非中心化，个人化的特征。
其实，所有这些人，不论是大学教师，商人，９０后学生，律师，都是在中国这个社会里无权无势的普通人。他们没有贪污的机会和卖国的资格，也不是大名鼎鼎一呼百应的公共知识份子，但又不完全是随波逐流的大众。但是，这部分人---可以说是正在形成中的一个健康的批判性公民社会的缩影---的存在却是实实在在的。不论是激进还是温和，他们都将逐渐形成一个新的合力，让整个中国社会在经历了１９８９年的巨大震荡后，在“主义”消退的大背景下重新聚合，慢慢趋向成熟和理性，虽然这个过程会很长。从某种意义上，这是中国现代性转型的一部分，而这一过程，从１８４０年至今并未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