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用“白马过隙”形容人的一生匆匆，当然夸张。杜甫的“儿女忽成行”遂成万古名句。到了现代，小、中、大学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刻年的尺度，也可以被人用来感叹人生苦短。是啊，仅仅需要回溯五十年，若中国人还循着几千年的习俗，那今天女儿的年龄都该有上清华附小的孩子了！
2014年，附小、附中成立100周年进入发小们的话题。开始不经意。后来热度只增不减。内心受到冲击，慢慢也开始有回忆的骚动。历数读过的回忆文字，专门忆小学的好像很少。记忆里现存的似乎只有钱穆的《八十忆双亲》，内中有不少关于小学的篇幅，也感人。小学时候的年纪，情窦未开，不会有沁肺润心的爱情故事。除了早熟的孩子，世界观的形成多在这个时期之后，也鲜有脱胎换骨的历练。就学习而言，似也难留下传说。清华园里的孩子都不笨，小学的功课难分高下。我也是懂了微积分以远的学问以后才真正能欣赏我几个附小出来的发小后来显现出的令人吃惊的天份。加上时间久远，对小学的记忆必然最模糊。写得引人、有趣、可读，不容易。大概只能拉拉杂杂把还留在记忆里片段拉出来，奢望自己和读者在字里行间拼出一个小学和童年的图景，以此纪念和怀念当年的小学，老师，同学，父母和无忧的童年。
上小学
人静下来时，让脑子随便想过去的事，身后浩瀚人生里的同一些事总是倔强地出现。上小学的第一天就是一个。依稀的记忆中只有父亲带着我站在操场上的那一刻了。那是一九六三年。操场当年真大啊！我背着新书包，现在都记着当时新鲜、高兴的劲头。等这一天已经等了两年了。因为姐姐大两岁，两年前就是神气的小学生了，举手投足都让人羡慕。曾经还和小伙伴偷偷跑到操场边上，像解放军侦察兵似地趴在地上，偷看他们上操。现在想想，当时怕什么呢？
父亲那天穿着一身蓝制服，微笑地站在那里和我一起等着什么，应该是报到或开学典礼？他在想什么？应该在迎接他人生中又一个里程碑地如约到来吧。
等到我为人父了，就越来越体会他的心情。二十二年后，我在水利系做助教。女儿同她的父母一样，在清华校医院出生。孩子几个月的时候，发烧感冒，第一次带她去医院看病。拿药的时候，递进去一张我从小司空见惯了但从未留意过的“医疗互助卡”。药取出来了，我心却油然感动。和以前的互助卡一样，上面有两个名字，只是父亲的位置换上了我，孩子的位置是她。我是一个孩子的保护和依赖，像画面一样定格在那一刻，就像父亲当年和我一起站在小学的操场上。
结交发小
女儿大学毕业后，参加了不少同学的婚礼，也曾被闺蜜选过做伴娘。几次下来，跟我讲了一个观察：新娘的伴娘们多是高中或大学时的好友。新郎的朋友则不然。被邀请做伴郎的，大都是从小在一块儿撒尿和泥的发小死党，当着新娘的面都敢揭短，口无遮拦。这些发小，当然就有小学的朋友。听了女儿的话，我想了想。我当年结婚的时候要是兴这一套，伴郎还真大都会是清华附小的同学！写初稿时甚至大发怀古幽情，列出我的假想伴郎名单： xxx, xxx, xxx …。后来发现是个得罪人的事。你们自己想吧。谁会来谁知道！一笑。
二十多年前，同学杨凯（三五班，一九六六）在密西根一所大学里当教授。坐庄邀请周边州的朋友们一起过圣诞节。教授太太几次来电话催问我是哪天到。我有点好奇，答说就那一、两天呗。这时她才透露机关。原来教授每年圣诞节假期间都邀请学生到家里派对一次。今年的安排有点挑战，不能和我撞车。不是怕人多照顾不周，是怕我口无遮拦，抖出教授当年的臭事，把教授经年建立的威严与清名毁于一旦！朋友聚会按计划举行，学生们当然都回避了，教授的面子得以维护。现在还记得，那天其实就是附小的同学会。五个男人，都是附小的。其中四个娶的太太竟然都是附小前后年级的校友！附小不但教我们读书，学知识，连十几年后的红线都不动声色地牵好了！
一年级到六年级
我入小学，进一六班。后来一路二六、三六、五六，到六六班毕业。一六班的老师已经不记得是哪位了。二六时来了一位女王老师。应该在三、四十岁之间。王老师个子不高，圆脸，好像是短发。最清楚的记忆她比前任严厉。好像是严厉很多。除此之外，惭愧地不记得如何受她的教诲了。对她的严厉既然记得这么清楚，可见当她的学生并不轻松愉快。只是现在长大了，对严师们只剩下由衷地感激，其中不仅是王老师一人。（同学王如骏和杨嘉实告诉我说一年级的老师是王孟冬，二年级是王雅琴。王回忆“严厉”的王老师是王雅琴，是我们一年级时的班主任。）
三六时来了孟宪英老师做班主任。孟老师是王老师的“反面”：男的，一米八的个子（我小时候的印象），当时应当是二十岁出头，新从师范专业毕业，科班。可惜对孟老师的施教风采也无从记忆了，甚至都不记得他教语文，算术还是兼职两科。但他留下的印象特征不是严厉，倒反而记得他常常哈哈大笑。原因大概是他一个大个子男人，是我们长成的未来，不必板住面孔，天生就能镇住十岁上下的男孩儿。女生们为什么也听话，就不知道了。
六六年夏天，文革开始，学校一夜之间地消失了。在父辈们百受煎熬的同时，孩子们却不谙世事，疯玩了一年多。突然，中央文革一声令下，要大、中、小学复课闹革命。我又和同伴们才一起又回到了学校。算算从六七年十月小学复课到六八年九月升入附中初中，一年的时间，度过两个年级。脑海的倔强记忆库里却不曾有任何五年级和六年级上课学习的片段。在记忆全失与的确没有传统意义上的上学上课两者之间，我更倾向于后者。零星地记忆中有同学总是从窗户里进进出出，不走正门，显得特有“份儿”，也就是今天的“范儿”。最近给孩子们讲家史，我甚至有点自豪地告诉还在上大学的儿子说我小学五年级和六年级基本没上学，玩了两年！听得他瞪直了眼，羡慕地说不出话来！离开小学几十年后，到美国谋生。我跟公司的老板闲聊时，告诉他我没有高中的学历。他不可思议地看着我，说我是否违背了公司的纪律，用人不慎啊！？我要是再告诉他小学的后一半也彻头彻尾是混的，当天说不好就让我走路了也未可知！
实验班
我们有位大名鼎鼎的学长，陈小悦。虽是小、中学的学长，却阴差阳错地曾经一起读研。他英年早逝后，也还写过一篇文章纪念他。据说他是为数不多的所谓“清华一条龙”：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又在清华做教师。以前没多想，这两天琢磨这篇文字的时候，发现我也勉强够格，忝列在这种稀少物种中。说“勉强”是说我上附中没上高中，上清华（大学）没上本科，研究生毕业后留校做老师没当到教授。除了幼儿园，只有小学，完满毕业，却也只上了五年！但这是唯一的“缺失”我却特别引以为豪的。这就是“实验班”。
附小办了大概有5（？）届实验班。所谓实验班就每个年级有两个班的学生用五年时间念完普通班六年念完的小学。我从一六班到六六班毕业，三年级就在实验班了，我记得很清楚，但不记得实验班是从二年级开始的，还是一六班就已经是了。问同是一路都是六班的同学，也都没把握。故此请大家一起考证。据说实验班的学生是从同年级的学生中挑的。同学的姐姐回忆说是老师到家里征求家长的意见，父母当然一口应承。邻居小伴特自豪，记得是自己考进去的。说老师那天问了两个问题：你爸爸叫什么名字？在哪工作？我偷着乐，这不是混进去的吗？我怎么中选的，不知道。归于运气吧。如果不上实验班，我后来的人生轨迹是否依然如是，赌大概不会。实验班给了我扎扎实实的四年小学，否则是三年。联想起后来无缘高中，这多一年的知识和基础在考大学时起了多大的作用，虽然无法量化，我一直宁可信其有，不愿信其无，并由之始终对实验班心存感激。
实验班什么时候开始的不确定，但对它的结束却记得非常清楚，是那倔强出现的记忆之一。一九六七年十月，全国中、小学接中央文革的通知，开始“复课闹革命”。我们跳了一班，直接升入五六。新教室在紧靠南墙的二层楼上。新老师是李曼女老师。李老师端庄和蔼，但不失严厉。同学们则自从六六年夏天文革初起，一年多没到学校了。老友们重逢，那份高兴、开心可想而知。开学的那天（也可能是之后的几天），我们班的同学坐在教室里，听到一个晴天霹雳，学校决定把实验班打散，学生插入到其它班级。大家立刻骚动起来，教室里旋大乱。李老师时而厉声训斥，时而好言相劝，好像后来还把安校长请来助阵。但都没有奏效。眼看分班无法进行，门口突然出现孟老师的身影。毕竟是孩子，见到原来的班主任，躲在心底的敬畏自然流露。教室里顿时鸦雀无声。孟老师看了大家一眼，说你们再嚷嚷看看！大家面面相窥，不知所措。几秒钟后，不知是一年多来受“造反有理”的影响，还是实在不能容忍分班的痛苦，全班同学突然一起齐声大喊大叫，声音之大，时间之长，事后我们自己都吃惊不已。孟老师见状，愤而离开。年幼如我们当时，无分长幼，不敬师长，毫无师道尊严，一定让孟老师伤心了。分班后来还是进行了，变动却不大，五六班奇迹般地生存下来。但实验班却留在历史里了。
（后来据同学杨嘉实回忆，当时两个实验班的同学被分打散成若干个组，插入其他班级。听话的同学就遵命到别的班上课去了。有部分同学因为种种原因，坚持不去。出乎大家的预料，学校居然也没有深究，顺水推舟地把留下的同学合并组成六班，一直到毕业。走了的同学知道后大呼上当，但毕竟晚了。）
文革以后，在清华还多次见到孟老师。打过招呼，他也认得出我。有一次提起三六班，他比我们做学生的还自豪，说，都是好学生，错不了！他后来好像离开了附小，不再做孩子王了。希望他的决定，我们大闹教室不是动因之一。
学习杂记
算术 - 还记得刚上小学时听高年级的同学说，小学功课中三年级和四年级的功课最重要，也最难。在哪听到的和为什么，都无从考查了。但实验班好像是把三年级和四年级的课在一年内完成。想象里应该是件难事。但对三年级的回忆却没有任何“独上高楼”和“衣带渐宽”的苦学印象。对此不甘心，就使劲地回想。终于依稀记得学懂分数的概念和运算时，自己颇为得意。“二分之一大于四分之一”大概是我学习生涯里学到第一个抽象概念。至于四则运算，小数点，应用题，简化算式等等，都应该是那时打下的基础。
这些基本的算术功夫，当时觉得很平常。到后来有比较才体会更深。常听到人说美国的中小学教育不如中国。我不赞同这种几近粗鲁的结论。从我自己孩子的在彼方所受学校教育和本人教学生的经历看，美国学校的教育似乎更重视培养问题的提出和解决的思路。老师的时间和精力似乎更多地放在启发学生思考和创意，而对解决问题的技巧和效率则不着意推敲，也从不推崇“勤学苦练”。端着“国学”的底子，看着孩子们在美国做作业，方法不够“漂亮”，不够“简洁”，每每因此而爆发“战争”。孩子们也苦恼，问为什么一定要按你的办法做？！事后想想，当熊掌与鱼不可兼得时，哪个模式更为优越，见仁见智。提出问题和有解决的思路， 应该是生存之道中更关键的手段。美国教育培养创造性人才的成就有目共睹。但华人孩子们受到父母的影响，潜移默化，在鼓励创新的环境里，那些重视细节，推崇方法，又肯“勤学苦练”者，就容易脱颖而出。回到我自己，自忖没有特别的“创新”天份。但秉着附小培养的方法与苦练的习惯和对数学的崇尚，好事几经多磨，最终如愿以偿读了应用数学类的学位。后来初上职场时，亦曾用数学谋生逾十年。一直到去年，还好为人师，在社区的华人学校辅导高考数学。没有附小和实验班打下的基础和培养的爱好，可能不会去做这劳什子。
语文 - 最近几年喜欢把心里所想付诸笔端。完成后与朋友们分享时，竟然时时受到谬赞。其实写作变成了自己工作之余的一个爱好和乐趣，是我私底下最高兴的事情。然后就追根究原，想找到最初作文的原动。附中的王文元老师是我初三时的班主任。我的一篇描写农村夏收的作文，意外地被他激赏，当做范文在班里朗诵。从那以后我似乎就不再怕写作文了，即大人常说的“开窍儿”了。但写作文，乃至后来写文章，真正的启发可以追溯到附小。
小学，语文不是我的强项。甚至谈不到喜欢语文课。父母教物理和化学，理科似乎是爱好不二的选择。小学语文课的课文还记得不少，像“小猫钓鱼”， “铁杵磨成针”，和“列宁的故事”等等。背词组，造句，默写是每天的功课。但回想起来，是一篇三年级（或二年级？）的课文，对我以后一辈子的作文写字都有影响，至今不能忘怀。课文的准确名字忘记了。权且记为“心中的春天”吧。文章的大意是，一个晚冬的周日，小学生主人公为一篇描写春天的作文发愁。苦思凝想无果，不得已走出家门。大地还覆盖着白雪，树、草还未披上绿色。突然，一个画家背着画板，行进在还是冬天的旷野了，显然在用画家的敏锐捕捉即将到来的春天的征兆。小学生顿时受到启发，春天不仅仅存在大自然中，春天原可在人的心里，原可在人的盼望之中！作文遂一挥而就。我学这篇课文时，像被重重地击了一下：原来文章可以这样写，情和意居然可在文章之外。只要有心，眼睛看不到的，心灵可以感到！
说来我没有那么大的悟性，一定是孟老师（或是王老师，或是赵老师，李老师，。。。）在课堂上的循循诱导，才激活了一个学生一生受用的灵性。都说写作是不能教的。我这是个反例。若有心，世间所有的东西都可以教，也可以学。附小的老师和我就做到了至少一次。
图画 - 图画课从一年级就有。老师应该是谢老师还是方老师？后来三六时来了涂老师，家里好像和军队沾边，经常穿黄军装似的衣服，短发，人特别显得很精干。儿子记得好像上三五班，叫张宪（音），大高个，大头，隐约记着他有军人子弟之风。
小学生鲜有不喜欢图画课的。我也不例外。但回忆起来，全部对小学画画“生涯”的记忆竟全是和一个同班的小伙伴有关。
一六班时就认识了王如骏。先讲个题外的小故事。全班同学当时没推敲这个“骏”的发音，集体失“语”，五年下来都阴差阳错地发“尊”（四声）。乃至后来他长大了，在央视做舞美设计，凡朋友来找他不在时，他回来先问来人是找王如jun(四声)还是王如zun（四声）。若是后者，一准是发小！直到五十年后的昨天有个朋友聊起他，还是王如zun如何如何！不知是遗传，还是天份，王如骏画画得好。小时候尤其马画的逼真，令人羡慕。近朱者赤，就也想有同样的本领。二年级时家里买了一本儿童读物，“矿工的儿子”。封面是一个可爱的男孩，戴个大皮帽子。我下了好大的功夫，临摹了一张。拿给他显摆一下，但不记得收到了“应有”的欣赏。后来读到“空军英雄杜风瑞”，感动之余，又画了一张战斗机，腾空远去，拖着一条弧形的喷气。兴冲冲地把杰作拿给他看。没想到他一眼就看出画的破绽：远处的喷气比近处的喷气竟然还要清晰，“不合常识”。从那以后，我们还是最好的朋友，可画画再也不是我们的话题。认赌服输了。
十五年以后，我从农村插队返城，和一千个知青一起分到京城的一家建筑公司。入职培训时领导需要一幅宣传画。我找到那时已经在附中做美术老师的王如骏。转天一个意气风发的建筑工人的形象跃然成为一幅逼真的水粉画。下面居然属着我的名字！他随随便便地说，交上去，就说是你画的。还要画，找我。画派上了用场，当然一片叫好声。领导“顺便”就把我留在了公司总部的机修厂上班，说是以后搞宣传方便，逃过了建筑工地的风吹日晒。现在想起来，这狸猫换太子的把戏算不算“不正之风”没把握，的确是应了那句“关键不是你是谁，而是你认识谁”！要是你在附小就认识他，那就更没的说了！
音乐 - 音乐课其实就是唱歌课。低年级时在本班教室上。三年级后到专门的音乐教室上课。音乐课开始时是毕老师，后来是刚刚参加工作的李文英老师。毕老师资历深，教音乐像教算术一样，严谨，不苟言笑，上课一板一眼。小李老师刚参加工作，小巧玲珑，人长得漂亮，小男孩儿们如我都喜欢上她的课。这是真的。五十年后，男生们谈起她，老师的漂亮永远是开篇的话题。可能这就是原因，学的歌却都忘光了。对音乐课的回忆都浓缩在三年级一天的下午。那天阳光明媚，小李老师弹着钢琴 （还是风琴？），一句一句地教，我们一句一句地学，水到渠成的时候，全班同学在琴声的伴奏下齐声高唱，和谐的童声天真、洪亮。年轻、热情的小李老师则时而俯身弹琴，时而转过身来用表情和歌声领唱，情景历历在目。小李老师在我写作此文的时候驾鹤西行了。我就以此文表达一个她不会记得的小男生的怀念。
再见附小
一九六八年，在清华大学发生的事情，说对中国之后十年的进程有影响，绝不为过。真刀真枪的“百日武斗”在我们的眼皮下发生。七月二十七日，天由阴转大雨，号称十万之众的北京工人一天内涌入清华，开始了中国长达八年的“工宣队”和“军宣队”的历史。当时还是孩子的眼睛，亲眼目睹了大人之间事后证明是毫无意义的争执，打斗和以至残杀。那一天晚上，甚至与死曾经只有一步之遥。次日凌晨回到家里，仍惊悸不止。
动荡的历史停滞不了一个孩子的长大。血雨腥风之后一个月稍多一点，我与附小六年级的全体同学们一起，聚集在附小的操场上。不记得是不是毕业典礼了。好像安校长先讲话。然后是附中的老师对新同学表示欢迎。随后，我们按班级，一队一队秩序地离开了附小，向附中走去。李曼女老师站在路旁，微笑着挥手和我们再见。我走过李老师，突然心头一热，回头冲她大喊了一句：李老师，再见！行进中的队伍虽然不那么肃静，但我这一声还是让周围同学小小地吃了一惊。连我自己都不曾料到，附小于我，有着这么一份深深的感情。
队伍走过新林院，路过主席像，大礼堂，离附中越来越近，附小渐行渐远，、、、
2015年2月， 芝加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