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心观察，周恩来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照片多为满含笑意、意气风发之态，而在最后十年，留下的几乎是面色冷峻、饱含忧虑的形象。后来不少人的回忆录里都提及，在周恩来的最后十年，他经常被性格多变的江青纠缠，为她处理很多琐事。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文革”一起，周恩来夫妇首先自己制定了“三不”政策：不接见，不通电话，不来往。原来往来的老友、烈士子女，甚至周恩来自己的侄辈，一下子都从周恩来的生活里隐去了。
“总理经过这么多年的革命锻炼，从他的表情和言谈根本感觉不出他内心的波动。”赵炜说，虽然外面的局势一天比一天压抑，但在西花厅内部，她很少听到周恩来谈论什么。“我记得天安门第一张贴‘打倒周恩来’的大字报，报到我们那里，大家都很紧张，总理一回来，赶紧把大字报抄下来送进去。我记得在客厅，大姐说，你们别紧张。”邓颖超只是一再提醒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话要特别谨慎，不给总理惹事。“江青、叶群来，总理都不让我们出来，生怕她们一下看谁不顺眼，惨了。”
赵炜说，在“文革”之前，大家就对江青这位“第一夫人”敬而远之。一次江青看上了周恩来身边的一个护士，一听要调自己过去，小护士不情愿地哭了起来。到了“江办”，一位老同志看到哭泣的小护士，特地叮嘱：“别哭，赶紧把脸洗洗，一定要用凉水洗！”小护士也只能言听计从。洗了脸进了江青办公室，和江青一握手，江青大呼：“你的手怎么这么凉！”马上把小护士退回周办，正遂了小护士的心愿。现在想起来，赵炜揣测一定是江青身边那位善良的老同志用自己的方式保护了他人。在那样的年月，这样的细节总让人感觉格外温暖。
后来不少人的回忆录里都提及，在周恩来的最后十年，他经常被性格多变的江青纠缠，为她处理很多琐事。比如江青对服用的新安眠药有反应便怀疑他人投毒，也会让周恩来立即赶到钓鱼台来处理，直至深夜，耗去了总理的很多时间和精力，这样的细节今天读起来总是让人忍不住叹息。“很多人说总理对江青太迁就，可是总理这样做不就是为了主席、为了大局吗？大家设身处地地想一下总理的处境，在国家那么乱的时候，他还努力保下了一些人。如果不是总理的斗争艺术，我们真的没有今天！”赵炜又一次激动起来。
1967年1月12日，邓颖超悄悄告诉赵炜，贺龙一家住了进来，就在前客厅，希望大家不要打扰他们夫妇。“文革”一起，贺龙夫妇就成了造反派的攻击对象，不堪忍受的贺龙在一天之前偕夫人薛明、儿子贺鹏飞偷偷搬到了周恩来这里。因为事关重大，邓颖超此前都对此事一无所知。
“住进西花厅后，贺老总几乎没出来过，周总理安排专人给他们送饭。我们工作人员也心照不宣地不提贺老总的事。”那几天值班，赵炜常常看到贺龙屋里的灯很晚还亮着，想到连贺龙这样的老帅都有家不能回，赵炜的心里不禁一阵难过。周恩来在外出时经常提前点时间到前院跟贺龙说会儿话，邓颖超也会一个人过去看望贺龙夫妇，“她从贺老总那里回来时，我见到她拿着报纸若有所思”。但纪律要求，赵炜也从来不多问什么。
九天以后，贺龙夫妇搬出了西花厅，几个月后，贺龙被迫害致死。周恩来对这位在南昌起义时就结识的革命战友一直怀有内疚之情。林彪“九一三事件”之后，周恩来着手做的一件事就是寻找薛明(贺龙的夫人)。1974年底，在贺龙追悼会上，周恩来一进门就大声对薛明说：“薛明，薛明，我没保护好他啊！”说罢，76岁的周恩来老泪长流，跟随在他身后的赵炜等工作人员见这场面也都忍不住泪流满面。
20年后，赵炜在整理周恩来遗物时，发现了周恩来亲笔改的悼词。“在这份文件上，我看到最初定的是在贺龙追悼会上行三鞠躬，但开追悼会时，周总理却向贺龙鞠了七个躬。总理为什么这样做，我们当时没有问，现在也成了一个永远的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