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段尘封的历史,那硝烟弥漫的往事,由浓而淡消失在缈缈的星空,无法捕捉。
1949年,是个风云突变的年代,一支孤军从万里之外溃败入缅,凭着职业军人的忠诚和骁勇,他们战斗在这块有台湾三倍面积的中缅游击区里,坚守着内心的那块圣土。
这是一支奇特的队伍,里面有大学教授,有尚在襁褓中的婴儿,有华侨青年,也有百战不屈的老兵。他们被解放军追赶着,逃进了险象环生的热带雨林,那里充斥着毒蛇,蚊虫,瘴气和疟疾,一条马帮小道穿行其中,那是他们逃生的唯一之路。女人哭泣着:实在走不动了,让我死在这里吧。男人怒骂着,诅咒着,哀求着:往前走,不要停下,一旦坐下就再也起不来了。求生的本能支撑着每一个人,只有前进没有退路,这个简单的道理,成为照耀这支队伍前进的灯塔。
孤军像一群惊恐的弃儿,他们失去了祖国,失去了国民政府的支持,流浪在荒山野岭边陲之地;他们的双眼看够了背叛和冷漠,他们在愤怒和哀怨中成长。
是李国辉将军带领着这支残缺队伍,渡过最艰难的时期,他深知缅甸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不会允许带着枪的外国军队驻进自己的领土。孤军唯一的选择,就是用武力保护自己,建立起强大武装力量的根据地。他们衣衫褴褛,没有最基本的医疗设施;他们倾其所有,投入一次次坚苦卓绝的战斗,虽然打败了缅甸的国防军,所获得的胜利也付出极其惨烈的代价。他们严明的军纪,得到当地老百姓和华侨的支持,孤军迅速的扩充着自身的力量。
渐渐地,台湾方面看到这支孤军形成了气候,就派李弥将军去收编。李弥在曼谷设立了一个人员庞大的总部,和两个师的番号编制,而在前线战斗的,只有李国辉领导下的那支孤军。李弥亲自制定了反攻云南的作战计划,面对一个强大的祖国,孤军的力量实在太微不足道,即使攻下了,也是守不住的。反攻的行动失败了,李弥得到国民政府和美国的大力支持。
李国辉将军和孤军血肉相连,孤军里的高级将领,没有把眷属送到曼谷享受荣华,和士兵一起坚守在第一线。虽然没有响亮的口号挂着嘴边,他们义薄千秋,在危难之中相互守候,在生死关头相依为命。
因为要去台北受训,李国辉把夫人从丛林里带到曼谷,来不及安排好,就一个人只身去了台北。他从台北回了,看到自己的夫人和孩子被人像垃圾似的,堆在两栋大厦之间那个阴暗湿热的小木屋里;而那两栋富丽堂皇大厦,一座是李弥夫人内弟的,另一座是李夫人姐丈的,那里面的男人风度翩翩,女人雍容华贵。
李国辉夫人用含着哀怨的眼睛,望着她那土豹子般的丈夫,李国辉将军的脸和心都沉了下来。在为李国辉洗尘的宴会上,十几桌酒菜摆在那里,虽然只有一个在边区作战过的军官,但光荣却分属大家,一起接受着华侨小姐们,用崇敬的眼光向他们敬酒,还有那酒宴之后的舞会。
这里,是这样的浮华,又是这样的陌生冷漠。李国辉带着妻儿,离开了歌舞升平的世界,重返荒蛮之地,回到伙伴们的行列里,迎接即将爆发的萨尔温江大战。在曼谷所经历的像是一场梦,却有着无限的真实和沉重。
萨尔温江之战,孤军又一次打败了缅甸正规国防军。在战场上的胜利并没有带来多少好处,缅甸政府向联合国控告了国民党政府,说孤军是侵略者。四国会议之后,台湾的国民政府在国际舆论的压力下,下令撤军。
这道回归令来得太晚了,要是在孤军初到边区,在生死线上挣扎时,收到这道回归令,该是多么令人梦寐以求和欣喜若狂;可现在,要他们抛弃用鲜血建立起的局面,离开埋葬着亲人和战友的这块荒蛮之地,太多的不舍和担当使每个人感到,有种被挖空了的凄凉。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李国辉将军的身上,他是边区唯一叱咤风云的人物,只要他说不走,便不会有一个孤军踏上飞机。
李弥将军当时在台湾,他是主张不撤军的,只把老弱病残撤离边区,正规部队留下,他一封封信写给李国辉,向他阐述不撤军的理由。越是这样,李国辉撤军的意志越坚强,不但要撤军,连李弥官邸的卫士都一个不许留。尽管他也知道,像自己这样靠鲜血,而不是靠人际关系博得的官阶,回台湾之后大都了了,可是李国辉铁了心,任何阻止撤军的声音,都以军法处置。孤军里德高望重的丁作邵先生,也是主张留下的,面对李国辉不可逆转的意志,只好和夫人连夜逃离。
孤军用血肉之躯书写着自己的历史,他们是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挺身而出的中国军人的缩影;在那风雨飘摇的年代里,无论是留下还是逃亡,都逃不脱悲惨和屈辱的命运,这是一个时代的悲剧。他们选择了为尊严而战,为自由而战,接受无家可归的命运,“战败与草木同朽,战胜天地不容。”孤军用鲜血和眼泪诠释着内心深处的道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