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以区少坤长沙嫖娼案为例。区老头不过是一个没有任何背景的吃低保的城市贫民。只不过吃饱了饭,爱在广州找政府的麻烦(公车私用)而已。广州地方政府很头疼,很讨厌这倔老头。
老板要求”依法治国“,就是要求各地政府“依法”,“公开”处置打击这些不稳定分子。比方说,对八十高龄的铁流,你不能以揭露反右运动的非人性,污蔑党的领导为借口,也不能以恶毒攻击刘云山为罪名,但你可以非法出版“往事微痕”,非法牟利之嫌起诉他,然后再宽宏大量地依据他的认罪态度,免于对其的刑事处分。这样做既让人抓不住什么把柄,又能威慑铁流和他的同路人。
但老板刚上台两年多,从王岐山的反腐进度来看,地市级和以下政府机构基本上还是江胡时代,周永康时代的人马。在那个年代,“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体制下,基层提拔任用的大多都是庸才,甚至是蠢才。他们习惯于用简单粗暴,直接镇压的办法处理问题。现在要他们用法律手段对付不稳定分子,难免力不从心,常会洋相百出。
本来以长沙警方之尊,对付一个吃低保的老头,绰绰有余。很容易就可以给他戴上一頂嫖娼的帽子。长沙警方完全可以比照北京黄海波嫖娼案,将案犯拘留15天后,再予以六个月的收容教育。广州警方则可以名正言顺地用警车将区伯押回广州收容教育,仔细收拾。
没想到两地警方联手,“用牛刀杀鸡”的处置办法激起了民间强烈的反响。律师,抗议人士云集长沙看守所。长沙警方似乎没见过这阵势,顿时乱了手脚。采取了最愚蠢的不准区伯与律师见面的手法,把一件长沙地区的小CASE,变成了聳动全国的大新闻。最高当局的震怒可想而知。
在中国民意常常一文不值。如果不是最高当局震怒,长沙方面根本不会草草结案,5日后就匆匆释放了区伯,把他像一个烫手的山药般甩还给了广州警方。广州方面若不是被高层训斥,要求立即平息事态,也不会有“8辆警察午夜千里接嫖客”的荒诞举措。
所以说把区伯嫖娼案的种种野蛮与愚蠢的做法都归结到最高当局头上,有失公允。
从铁流案可以看出,老板以后还是要走新加坡的路,要求“依法”,“公开”处置异议分子。只是当下基层公务人员无论从文化水平和办事能力上看都还适应不了老板的新要求。办事还摆脱不了周永康时代老一套的窠臼。
老板现在要争取的侧重是“官意”,而不是“民心”。“官意”当下才是老板稳定权力架构最重要的基础。
广州、长沙把事情办砸的蠢官肯定要处理。但怎么处理,将由地方决定。这里有个管理权限问题。老板也不会“违规”小题大作。更不会因此处分地方大员(新委任的方面大员都是老板信得过的人)。
此次事件表明,现任地方大员对老板还是很诚惶诚恐的。广州公安系统进退失据,据说就是因为受到广东省委和广州市委的层层严厉申斥。
老板的左右还怀疑,是否有人故意把小事变成大事,故意在搅局,故意拆老板新政的台。据说事件的内幕正在秘密调查中。
地方吏治肯定要整顿,但老板也需量力而为,循序渐进,要依靠各级方面大员来进行。直接插手地方吏治,很容易伤害自己委任的地方大员,损害自己新建立的权力架构。对老板而言,精心呵护官员队伍,比争取所谓“民心”重要得多。
争取“民心”当下也是要争取没有头脑的普罗大众和御用知识分子的心。自由知识分子的心,现在,或者说,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根本争取不到。对这点,老板好像心中很有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