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今天的发展，无论是在政治、经济、科学、还是社会其他方面，其绝对速度都是举世无双的。我认为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因为文革是中国历史上到目前为止，唯一的一场真正的思想启蒙运动。今天的中国人，在思想上现代化得最彻底。虽然是以荒诞的形式进行的，但通过文革，毛成功地将中国人，从一伙顺民转变成了一伙“刁民”。而刁民，才是民主政治的基础。近代资本主义的发源地，意大利荷兰等，都是一伙伙的刁民。美国立国之初，也是刁民成群，既不服英国，也不服大陆会议。刁民是无法被完全专制的。华盛顿做不做王，无关他自己想还是不想的问题。
进入现代社会的标志，就是消灭了贵族。人类直接以个人的福利为第一驱动和理由，不再需要依附任何神圣的信条和教义。平等是公平交易的前提。贵族的前提是特权，无特权就无所谓贵族。而特权，就是不依公平交易原则而取得的权力。贵族就是天生或者无条件地要比别人在社会生活中有权威。虽然贵族可能有穷有富，有强有弱，但一定要比非贵族有权威。要让别人服从这种权威，就必须有某种不以人的努力而转移的东西为依据。比如高贵血统，神灵钦点，道德高尚，智慧超人，圣人真传等。
贵族统治的思想基础，就是神圣信条。究竟是先有贵族，还是先有神圣信条；或者究竟是何为“贵”，还是凭何而贵，是一个“鸡和蛋”的问题。一种互为因果的共生关系。例如宗教：掌握通神能力的一定是贵族，而成为贵族依据又是掌握通神能力。还有知识：原来知识是贵族垄断的，但后来掌握知识又变成成为贵族的标志（唯有读书高）。权力更是如此：唯上智与下愚不移。分不出原因和结果。而这些支撑贵族资格的东西，
没有一个能够先验证明自己高贵性的，其实都是可以被人为的努力改变的。所以，必须将它们神圣化，伪装成先验性的东西。结果就是，神圣的东西就是高贵的，高贵的东西就是神圣的。只要在思想上建立起神圣等级观，你就无法挑战，也无从挑战。因为这是个封闭的系统。
没有一个能够先验证明自己高贵性的，其实都是可以被人为的努力改变的。所以，必须将它们神圣化，伪装成先验性的东西。结果就是，神圣的东西就是高贵的，高贵的东西就是神圣的。只要在思想上建立起神圣等级观，你就无法挑战，也无从挑战。因为这是个封闭的系统。
特权既是标志，也是目的。但贵族只能是少数，没有能力也不可能付出这么多代价，时时刻刻靠武力来维护自己的特权。必需通过在思想上的神圣化，从而不允许质疑，不允许亵渎，成为天经地义。这才能让芸芸众生不去挑战。而我们生活在这样的等级社会里几千年，思想上已经强化了这种神圣观念，即这个世界上必须有些东西比其它的高贵，神圣的东西应该支配我们的思想和生命。这些东西虽然可能随时间地点而变化，但只要人类有了神圣思维定式，他们就无孔不入。任何东西，比如血统、职业、技能、军功、肤色等等，都能被接受。因为我们的思想体系，已经必须依赖这些支撑点才能运转。
贵族为了维护天生的精神权利，同样也要用世俗的福利来证明。所以，贵族政治就会反对进步和变革，以免出现经济利益上的挑战。贵族是进步的阻力。一部世界近代史，就是清算贵族的历史。要反对贵族，第一件事就是去神圣化。这是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所作的。思想启蒙的根本就是去神圣化，从而达到真正的摆脱精神枷锁。文艺复兴开始用人来代替神，这并没有完成启蒙。其实以人为本和以神为本，本质上是一样的，因为人神是互为模本造出来的。但历史就是这样发展的，第一步先用人代替神，去掉第一层。第二步再宣扬人人平等。启蒙的精髓在于“上帝已死”，而不是上帝换人了。
不过潜移默化显然太慢，所以，在王权比较强的地方，比如英国法国，先后处死了国王。公开砍头是最便宜的去神圣化的宣告。无可奈何，喜欢不喜欢，人血总是历史前进的最有效的润滑剂。这也是历史的必然性。像意大利和荷兰等王权不强的地区，就没必要公开处死。荷兰还因为民主的架吵个没完没了，还请了个国王去做挡箭牌。但这王和以后进口转外销的英王一样，是精神和肉体上已经去势（去神圣化）的，人畜无害。因为大家都知道，坐在王位上的，也是随时可以上绞架和断头台的货。
而中国这个过程完成的很晚，一直到二十世纪末。中国的过程与欧洲相反。从肉体上砍杀国王，从战国到唐宋，无数次重复做滥了，却没有思想启蒙。五四运动并没有完成任务。“打倒孔家店”、“请来德先生赛先生”。这非常容易理解成是让“孔先生”把神位让出来，好把“德先生”安上去。其实是一种换汤不换药。真正要打倒的，并不是某一家店，而是这家店天然凌驾于其它店之上的神化地位。孔家店，孟家店，德家店，马家店，都可以开。但应该都是人间商铺，别规定谁是万灵神药。你相信什么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不要绝对相信。
中国贵族的神圣化，早已经从血统上转移到了文化方面，比如智慧仁德或圣教。文革前的中国，还是一种混合了神权、（家）族权、皇（官）权、圣（德）权的社会。只要还是传统的等级社会，神圣文化，天地君亲师，打倒一个另一个就自然填补上位。所以，毛选择文化下刀是非常准确的。他发现从思想上消灭神圣畏惧，其实有一种比砍头更有效的办法，就是亵渎。神性最害怕的是被亵渎。这一点，他做得很彻底，或者说矫枉过正。他的办法就是整个社会的“脱神圣”。手段是通过颠覆，迫害和羞辱。通过将原来最低贱的事物推上神圣的位置，来打倒原来的被奉为神圣的事物。从而一切：神仙，帝王，生命，道德，知识，家世，辈分，家族，血缘，技术，职业，文艺，功劳，长相，风度。。。所有东西都一样贵，也就一样贱。
鲁迅说过，在中国，你必须要闹着拆屋子，他们才肯同意开窗子。文革就是如此。在短时间内，天翻地覆，沧海桑田。所有人都卷入绞肉机，血肉灵魂横飞。既触及灵魂，也触及肉体。这样做，对消灭神圣感是最快最彻底。至于这样做好不好，各有各的看法。因为好不好是没有客观标准的，各自从利益出发。让判断变得困难的是：个人之间，个人和集体，国家和民族，短期和长远的利益都是不重合和相互冲突的。对一方好未必对另一方也好，所有个人的利益加起来，并不等于是全体的利益。所以，在作好坏判断时，是不可能一致的。
毛虽然把文革推倒了极致，但他身前只能完成一半。为了推行这种完全逆世俗人性的运动，他必须维护自己的绝对权威。结果造成了一个新神。所以，他要靠自己的死亡来完成另一半，补刀的就是以邓小平为首的媚世的领袖们。批毛在实践上完成了文化大革命的使命，对毛的否定越彻底，文革就进行得越彻底。把这最后一个神圣泡泡戳破之后，中国社会再也没有神了，去神圣化的任务就完满了。文革，必须从“就是好”变成“就是坏”；毛也必须从“神”成为“魔”。这个过程，完成了文革在逻辑上的自洽性。可以说，有过文革，崇过毛，又批过毛，中国的思想启蒙工作，基本完成了。
现实的荒谬来源于对逻辑信条的违背，但历史的荒谬则带着自身的历史逻辑。文革的荒谬性，在于它不仅靠砸碎众神像来达成自己，还靠毁灭自身来完成使命。它把众神毁灭，汇成一个毛神，然后命定般地倒塌。然而，对于毛，真正反对文革精神的人，偏偏不敢彻底否定。因为文革精神的自然延续，需要我们去嘲骂他，清算他，亵渎他，侮辱他，甚至辱尸。毛生前就知道，他死后一定挨骂，还要超过秦始皇。但很讽刺的是，骂他，也成了完成他的文革事业的一部分。包括今天的毕姥爷，也在为文革添砖加瓦。文革结束的真正标志，应该是文革本身和毛泽东被彻底否定。
要去掉神，最快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将它打倒一次。神像被砸碎后，就再也拼不完整了。这个道理，革命专家毛很了解，革命专家邓也很了解。但今天一些反文革的人不了解。他们为了批判文革，奔走努力要建立“文革博物馆”，来宣扬文革的荒诞性。但他们不懂，如果想要恢复文革中被羞辱的神圣性，就不能再次展示它们的毁灭。展示的过程相当于又亵渎一次，神圣性就又褪色一成。只要人们知道了有些年份这些东西都成了粪土，这些神坛的基础就如冰雪一样被怀疑所溶化了。思想革命与其它不同之处，在于人的思想首先是他（她）的回忆。唤醒了思想革命的回忆，相当于革命的继续。
所以，一方面，邓必须批毛，不然无从否定文化大革命。邓成了当权者，觉得还是一伙顺民统治起来比较舒服。所以他想维护某些东西，比如权力和地位的神圣性。另一方面，他不敢全部否定毛，因为你一旦指责一个旧神不是真神，新神同样会受到怀疑。除非承认从来没有神。他抢到了神位，却发现没有了神坛。神坛被文革拆了，石头都丢到了河里。他摸来摸去，没有一块是能站得稳的。他也无法再建神坛，因为当众毁了又建，就一点神秘感也没有。大家都知道，这和垒个猪圈鸡窝没多大差别。他和同伙能做的，就是坚决不允许建立文革博物馆。
当然，永远有人不满意无神的状况，总想用新神代替旧神。打倒了毛神，就必须再竖起蒋神，华神，耶神等。但在一个已经完成去神圣化的社会，这只能是徒劳。英国复辟了，但现在的女王，和克伦威尔绞死查理一世前的英王一样吗？带着同样的王冠，但王冠上已经没有神圣的光环了。现在你可以再竖起无数神像，不过充其量是泥塑木偶。
对于文革，有人说文革只是破坏，没有建设。那是不理解启蒙运动的本质。启蒙，最终目的就是打破思想束缚，消灭崇拜。如果像有些人说的，启蒙中建立起了什么新的正确的思想，就很值得可疑是私货。这不像是启蒙，倒更像一场换神运动。只是换一个更“好”的神来拜，思想又会回到旧模式中去。神圣性，不仅设立了思想的禁区，而且培养了思想的惰性。思想是极其懒惰的，人类总是用现成的神训和教条去解释一切，直至遇到极端的荒谬而无法继续。文革终于迫使让中国人基于自己的脑子，真正思考了一次。
有人说现在又和文革前一样，文革并没有多大影响。其实根本不一样。现在你看到官员，不管好歹都骂是贪官；见到教授，都称是叫兽；见到富人，都归为奸商。就爱拿国家主席开心，这些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文革的效果。普通人现在也拜官员，巴结教授，讨好大款，但只是为了办事拿文凭赚钱而已，你并不相信他们有什么天赋异能，永远怀疑他们的手段的正当性。对他们已经没有心甘情愿崇拜和尊敬了，也就没了畏惧和驯服。文革后的中国人思维方式已经根本改变了。现在几乎没有人轻易屈服于任何东西，包括命运。是非成败对他们来说，都有原因，但并没有理由。
有人担心文革重来，这是不可能的。文革这种启蒙运动，只能由像毛一样的威权人物作一次性消费。当年整官员，是为了消灭权力崇拜；整知识分子，是为了消灭知识崇拜，学生整老师，是为了消灭师道尊严。知青下乡，是为了消灭城乡隔阂。总之，想要消灭一切崇拜和神圣感，为了将来铺路。又不是为了消灭官员知识分子老师或城乡本身。今天权力，知识，身份，阶层之间虽然仍有差别，但先天性的权威不存在后，文化革命的对象已经消失了。
主观上作有益还是有害判断，客观上都不改变文革是对中华民族的现实和长远影响力最深最广的历史事件。文革为所有中国人扫除了精神束缚。至于当事人的血泪控诉，也是有道理的。文革基本上是毛强加给中国人的思想大跃进。文革的手段，是反人性的；运动中，是草菅人命的。这是它残酷的一面。在一个打倒一切神圣性的时代，单独要求人性和生命保持神圣性是不可能的。不过，也许可以问一下：人性一定是不允许挑战的吗？生命是神圣的，是一个真实或有依据的陈述吗？
不得不说，现在大家没有回头路，只能向前了。神圣基准的毁灭，意味着整个思想基础的改变。这是非常的痛苦的。因为这一点反文革的人，未必比因为受迫害而反文革的人少。但无可奈何花落去。帝王不圣德，没天命。人民同样也没有。把人民神圣化，一样是别有用心的人做的。要么是用来作为反帝反神的棍子，要么是想以人民的名义牟利。启蒙的结果，就是揭示了所有的权力，只能是人类之间永恒的斗争和平衡的结果。不付出代价，仅凭名义就取得的权力，就是特权。特权是不负责任的，只因为未曾付出相应的代价。
这种没了神圣感的状况让很多人不舒服。因为没有了神，一切要靠个人自己思考和掌握，太难太累。有些人就把所谓“贵族精神”又祭出来了。相当于大家都知道没有神了，还要塑出个神像来娱乐。文革后中国出现了很多崇拜回潮，比如科学知识。改革圣人，甚至金钱等。但每当这些新贵抢到神位，却发现已经没有神坛了，现在中国人的思想是一马平川，白茫茫大地。没有一个神或人能像以前那样，获得信徒的全心全意地崇拜和忠诚。赞成或反对，舒服或不舒服，我们都经过了文革的洗礼。当然，这场洗礼不是坚定了什么信仰，而是瓦解了信仰。我们多少都获得了一种对迷信的免疫力。
当然，在今天，我们依然有很多人在怀念美好的“贵族精神”，其实是不了解我们原来“美好”的定义，就是按照“贵族精神”建立起来的。是同义反复。人们津津乐道的高贵品德诸如：不计报酬的奉献精神；追求美雅的文艺精神；慷慨施舍的慈善精神；温文礼让的绅士风度等等。这些精神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不与别人直接利益竞争，所以我们感觉特别美好。但是，我们经常忘了前提，或者以为能够和基本前提分开。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因为贵族是被保证了经济和政治特权的，他们不需要竞争生来就能获得权力和利益。如果没了这种特权，贵族需要为生存和糊口而奋斗时，这些精神都会见鬼去了，起码不比平民多。那些鼓吹者，难道是在为了有这些“贵族精神”的人，再次申请享有特权吗？
在今天的现实中，任何想贩卖“贵族精神”的努力都是徒劳的，没有物质特权支持就没有“贵族精神”存在的基础。建立文革博物馆的努力，倒是可能实现的。但是，我可以预言，当初努力建立的人，会是后来最想拆掉的人。文革由于其极端的荒谬性，从而形成了一个怪圈。无论是反对的还是赞成的，都不知道该站在哪一边，只能自觉和不自觉地跟着走。今天我们看到：有人因反对文革而骂毛，同样有人因反对文革而挺毛；有人因赞成文革而捧毛，同样有人因赞成文革而毁毛。各有各的思考，虽然这些人对自己的动机和意识未必很清楚，但最后的结果都会与他们的努力背道而驰。
这正是现代启蒙运动区别于古典启蒙的地方，一旦发生就没有回头的可能。文革的目的达到，却是在正式宣布结束后几十年才完成的。文革需要反对，文革得益于反对。为反对文革而建立的文革博物馆，一定会为真正的文革纪念碑添上最后一块砖石。任何当时的一本正经，最终都会沦为笑料；而荒诞本身，却有历史上的理性生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