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X, 你好:
（其他讨论从略）
其实我想讲的是八九年。我想，我也说不上把那些学生领袖想得很好。仔细地说，有一些复杂的面向，容我一一分解：1，我对89年民主运动和学生领袖是分开看待的，所以我不赞同因为他们的表现欠佳就怀疑和否定这场运动----虽然太多的人在这样做。在我看来，这场运动是属于中国人的，表达的是长期郁积在中国人心中的抗议，表面是通货膨胀，官倒，其实有更深的郁积，只是由大学生借胡的死引爆，而大学生又由那几个领袖人物临时组织了一下，仅此而已。毕竟任何大规模运动总归要有人去组织，不可避免，因此，这场运动并不是他们那几个人的（自然，反思和批评也不仅是那几个直接当事人的专利），即使否定了他们也否定不了运动本身，而支持也并非因为在支持他们。我想, 很多人之所以会因为对学生领袖失望而对整个运动持否定态度，只是因为一般人的习惯心理，总是会因为喜欢一个歌星而喜欢他所有的歌他的一切，崇拜一个老师就喜欢他教的课，不能把老师个人和学科分开，或者不能把某牧师的卑劣行为和基督教本身分开。
2，中国没有长期的，合法从事政治反对的环境和土壤，因此，一场大规模的，突如其来的运动可以说就是几个男女愣头青在那搞。可是，没有这几个本身没有政治经验，也不真正具备政治领袖素质，甚至根本也没有计划从政，只有股冲劲的的20岁左右楞头青，又能找谁呢? 中年人不是也不肯出头吗？这个悲剧，从我26岁刚到美国，看了一部关于李录的记录片就模糊意识到，后来读金大中回忆录，更加明白，那才是真正搞现代政治的人—成熟，有信仰（基督徒），有激情，有头脑，有操守，负责任，明白民主是怎么回事。把中年人的责任放在青年的身上，本身就是悲剧。
3，对这些所谓学生领袖和很多活跃份子，我还是觉得不必苛求，毕竟在那样的情况敢于站出来毕竟还是要有点勇气和组织能力的，就是蒯大富那样的造反红卫兵，也有值得尊敬的一面。更重要的是，在中国，生活在国内政治环境中，被共产党的长期宣传教育出来的人里，可以说根本也出不了什么象样的领袖，也是在这一个意义上，我觉得他们还不错，是因为我的标准也已经很低了。在台湾的时候，最后的晚宴，我旁边是个台大教授，当时席间谈到吾尔开希要参选议员（后来他退出了），我就问这教授，你们对他印象怎么样? 他摇头，说，不好。我也就没有多说了，其实也不超出我的想象。后来在去日本的飞机上，我和旁边的台湾人又讲到吾尔开希，我就说，我猜想，这个人啊，也没有那么坏，但水平多高也说不上，大概就是爱出个风头。他笑着点头。其实，刘晓波的回忆里，也说过学生的表现很粗鄙的一些细节。你看他们搞对话的水平，比得上香港占中那些本科生吗？
浮躁，粗鄙，自私，投机，要说成是这些学生特有的道德缺陷，肯定不公平, 因为中国的环境就是这样，所谓北大，北师大，培养出来的人也就是这样，只是，按钱理群先生的话来说，外表更“精致”而已，当然读的书多一些。假如更偏激一点，回到我在第一段里说的话，我相信，中国即使能出现真正有素质的政治领袖，也不会出现在名牌大学里的那些好学生中。
二十多年了，那么多流亡的所谓学者，文人，领袖，他们可以嘲笑国内的知识分子如何卑躬屈膝，可是他们自己在一个资料丰富，信息开放，言论和学术自由的社会里，从文学创作上，理论分析上，历史研究上，记录片制作上，几乎都没有贡献出任何象样的，能超过西方人进行中国研究的水平的成果，没有出现类似前苏联，东欧流亡作家学者描述自己社会的深刻作品。中国社会的性质是什么? “民主”对于当代中国在理论和操作层面上究竟各自意味着什么? 如何实现转型？ 1989年运动的实质是什么? 真正的教训是什么? 内在矛盾和缺陷是什么? 没有人回答这些问题。出现的是赌博，贪污，内斗，性骚扰，似是而非的信主，了无新意的咒骂，无穷无尽的作秀，津津乐道的政坛内幕，人事八卦，这已经足够证明他们的水平是多么低下了。魏京生当年固然提出了第五个现代化，算是有开创性的呼吁，但呼吁终究是呼吁，没有更深厚的学理基础，没有分析论证，而且从他提出到现在三十多年，并没有任何拓展，任何完善，任何进步。他现在写的所谓文章，口水话连篇，随便一篇无名作者的网文拿出来都超过他。
他们中有人曾经哀叹：我得到了天空，却失去了大地，但那只是借口。如果你注定只能在猪圈里拱土，就算给你天空又有何用?
在这样的环境里，出现闹着要回国，然后被《环球时报》白白羞辱一顿，又不知如何作答的笑话，奇怪吗？去“请求”一个通缉自己的政府让自己“回国”，还“错判”形势，不可笑吗？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流亡者难道都没有父母家人? 他们 “请求”过清廷让他们回去探亲吗？
文革中的毛泽东，我觉得他只说了一句至理名言，大意是，未来属于冷静思考的人。我觉得这句话是超越了现实政治的，是一个老人发自内心的一句感慨。
算了，到此为止（有很多事情比讨论这个好玩），周末愉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