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的四十年代中期，妈妈在“北平贝满女子中学”上中学及高中。在学校里接触了许多进步学生，还参加过他们组织的活动。并阅读了很多进步书籍。其中就有高尔基的《母亲》……。
妈妈的同学里有郭盛茹（陈颙）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最有成就的话剧导演。她执导了50余部古今中外优秀剧目，获得了几乎所有的国家级话剧奖项。 她还曾任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的艺术总监，副院长，导演等职。
解放前，陈顒曾在解放区担任新歌剧主演。新中国成立后，又继而赴前苏联留学，深入研究和实践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表演体系，后来又把布莱希特实验色彩的史诗戏剧推上中国舞台。
简明茹解放后在建设部工作。还有张亚茹，他们当时都是进步学生，经常借些进步书刊给妈妈看。她们在一起参加读书会。还在夜色的掩护下上街张贴传单。
有一次，她们一起的几个同学走在街上，突然遇到国民党军警的临时设卡检查。这个时候妈妈的同学就抢先将她们装有传单，进步书籍和文件的书包和妈妈的一换。妈妈就像没事人似的，悠哉悠哉背着那书包大摇大摆的通过了关卡，而没有到受任何的检查。她的同学们也都是有惊无险的被挨个搜查后放行了。我曾经问过妈妈是否知道书包里放的是什么东西？她说不知道，只知道是比生命还重要的东西。如果被搜出来大家都会没命的。后来，她当然知道里面是什么了。
直到几十年后，当她们已不再是青春年少，风华正貌的美少女时。她们再次的相聚了，又讲起了这些事情，还是那样的亢奋和激动。仿佛就在昨天，大家刚刚完成了党组织交给的一项重要任务。激动兴奋的情绪溢于言表。这些当年的热血青年，就是这样于家庭，学业与生命全然不顾，为了心中的“理想”，更为了那个远大的“主义”舍身忘死的战斗在对敌斗争的最前线。
在解放前夕，国民党军警加剧了对学生的监控力度。多次大肆抓捕迫害进步学生。妈妈有时会有意无意的去三舅住的屋里玩，借机好打听些有关学运的消息。
妈妈还从三舅警服口袋里的笔记本上，看到了要抓捕的共产党员及进步学生的名单。她马上就通知了她们。郭盛儒、简明茹、张亚茹等人，在地下党的安排下很快就被转移到解放区去了。一方面为了便于联系进行准备，更是为了安全起见，她们几个人都悄悄地住在了妈妈家里。那时候房子多，独门独院，不会有闲杂人员。特别是还有三舅的“保护”。哈哈……简直就是万无一失了。真是，越危险的地方越是安全啊。几天后，当她们一切都准备好了，趁着夜色妈妈将她们送上了西去的列车。
几十年后，我就此事问过三舅。你是否知道妈妈的“革命”行为？你是有意放走了妈妈的同学吗？你同情革命青年吗？我的问题也许过于幼稚了。可他却非常认真的对我说：如果，我早知道你们这几十年是这样生活和度过的，为了你们的那个共产主义事业。更为了我，你们还经历了风险与魔难。当时，我会毫不犹豫的做我该做的事情......。他顿了顿后又说：我知道“胖鱼”（妈妈的小名）有通共嫌疑，她的那些同学都是些共党份子。我曾经不止一次的嘱咐过她少和她们在一起......。
他还告诉我，别把国民党看得一无是处。更别把党国军人都想像成是酒囊饭袋。没有我们的浴血奋战，也不可能赶走小日本，更不可能有你们今天的“社会主义好日子”。他还说：日本人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敌人，而不仅仅是哪个文人政客的敌人。听着他讲的每一句话，看着他略显激动的表情。我没有理由怀疑这一切一切。从他那里感受到了一个普通中国人的良知，我更读懂了一个党国军人的信念与精神。
是啊！如果没有国军八百万军队作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如果没有国共两党的“精诚”团结。抗日战争的胜利又谈何容易。
爸爸就曾不止一次的向我讲起过。抗战期间，他在齐鲁大学上学，青年学生们都积极响应国家号召，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到前方去，杀敌报国。他就是响应蒋总统介石先生的“十万学生十万军”的号召，参加了远征军。当时已经达到了云缅边境。国民党的军队是向前方挺进。而共产党的部队是向敌后运动，打游击战争……。
最后一次，是在他已经90岁高龄的时候。我无意之中把话题转到了远征军上。没有想到他会是那样的激动，以至于连话都讲不清楚了。他流着泪水用颤抖的声音向我讲述了当年的情景。我深深地感受到了一种心灵上的震撼......。
妈妈的同学里还有同仁堂乐家的乐绚文，她的哥哥乐松生在北平解放后，文化革命前做过北京市副市长等职。.......
曾经的大宅门——三舅，特高课，手枪，防弹衣（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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