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用几盒香烟就可以把一个党支部书记给贿赂了。如果把女儿嫁给一个干部，那就要什么有什么。”
----------- 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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哭天：大跃进·苦日子重灾区百县典型调查
共和国主席的故乡(3)
—— 湖南宁乡县大跃进.苦日子纪实
余习广 张亚平 胡正阳
3．4干部特殊化
“苦日子”，相当程度是自上而下大刮“五风”的结果。但“苦日子”到来后，干部们也惊慌失措，惶惶不安了。全社会都缺粮，有权力的干部们，不少人大肆贪污腐化、以权谋私，以保自己和家人不受灾祸。凡是采访当年因贪污腐化、以权谋私而在整风整社、三反、社教运动中受处分者，他们几乎是异口同声：一是为了完成任务，搞好工作，二是保家保命。
就在民众以野菜、树皮填充饥肠之时，各级干部普遍出现巧取豪夺，贪污腐化，吃香喝辣，奢侈浮华。中共中央将这一社会现象称为“干部特殊化”。由于办公共食堂，食堂又由干部专权，干部生活特殊化也源于食堂——干部普遍开小灶。社员饥肠辘辘，餐餐饿肚子。干部有权，谁愿意挨饿呢，而且谁也不愿家人去挨饿。因此，有职有权，就多吃多占。
“老鼠洞”和“夜老鼠”
宁乡和湖南其它地方一样，还流行着“老鼠洞”和“夜老鼠”这两个“苦日子”专有名词。“老鼠洞”，是指公共食堂，它已成为干部特殊化的物资仓库；“夜老鼠”，是指白天挂名与社员“同甘共苦”的干部，晚上在食堂大吃大喝搞特殊餐。干部吃“小灶”是最常见的现象。生产队干部一般在公共食堂大灶上多吃多占，而大队和公社以上干部，则专设“小灶”，酒肉不断。
据县委的处理材料，花明楼公社机关食堂，伙食分三等，有“书记饭、委员饭、一般干部饭”。据1960年公社整风会议揭发算帐，公社8个常委，一年内光多吃肉就有765斤，人均96斤；吃大米白面465斤，各种高级饼干282斤。其中胡仁钦一人吃鸡、鱼、猪肉160多斤。这还不算他们借开会和检查工作为名，长期在基层大吃大喝的物资。
1960年4月28日，8个常委一天吃4餐，光是夜餐就吃了狗肉、鸡、猪肉、鸡蛋、荔枝16斤。有一次，4个书记开会喝酒，喝醉了打架，衣服也扯得稀烂。
饥民闻讯，无可奈何地说：“书记吃饱了没事干，他们打打架，比拿社员打人开心取乐强多了。”
太平大队1959年死牛5头，杀了600多斤肉，几个大队干部就吃去500多斤，其中总支书记王义吾一人吃干牛肉70多斤。
干部大吃大喝当时已成普遍现象。1960年6月7日，中共夏铎铺公社委员会、湖南省委三反试点复查工作组联名向省委和县委作出《关于夏铎铺公社开展三反整风运动的报告》。
《报告》说：夏铎铺公社的干部，一个个养得红光满面，精神十足。对全社210个大队以上干部的不完全统计，从1959年到1960年4月，共吃肉2062斤，鱼2335斤，鸡177斤，蛋401斤，油481斤，酒1784斤。而社员食堂断粮停炊，也无人过问。最典型的是新风大队9个干部，1959年过端午节，一次连吃带拿搞了150斤白面的包子。1959年5月到60年4月，11个月内吃牛肉138斤，猪肉220斤，酒150斤，菜油176斤，鱼210斤。
秘书黄振恒，用油炸面食，吃皮不吃心；白糖泡酒，糖多酒少。他老婆来了请客吃糖，专门制作“爱爱糖”，还向公家报销。
据县委上报材料，该大队干部食堂的方针是：“以肉为纲，鸡鱼并举，小菜带头，保证基本供应。”大队9个干部就有8种绳子衣（毛衣——作者注），5只手表。群众反映说：“我们大队的干部实现了三化（手表化，绳子衣化，白糖、香烟、饼干经常化）”。
总支副书记黄振祥，1960年4月用公款178元买收音机、留声机各一部。大队部敲钟吃饭，与大机关一模一样。干部管吃饱吃好，从来不问社员食堂生活情况。大队部半夜三更干部吃夜宵，烹炸烩煎，搞得锅子乒乒乓乓，火煎鱼炒肉。可是生产上急需用的70000斤石灰，无钱买回；社员要借1元钱治病，也不批准。
到1960年4月底，公社检查，该大队社员吃糠咽菜，还有两三个月，社员存粮每人也只有10斤存粮了，总支书记不闻不问，致使春荒饿死人、浮肿病一发不可收拾。插秧人忙季节，关山生产队饥荒病56个劳动力，总支书记黄福祥、副书记黄振祥还不知晓，干部白天往外面转一个圈，又回大队部吃饭，晚上坐在办公室听收音机、开夜餐。严重影响群众生产情绪，他们说：“我们天天忙出工，干部光吃不劳动，具体问题不解决，搞起生产冒得劲。”
1960年整风整社运动中，县委副书记何长友在报告中这样形容：“去冬今春滋长着的大摆筵席，杀鸡请客，做寿，添置非生产性的消遣器材之风，在少数地区几乎日日盛行。”当然，上述情况只能是干部的特权。
1959年12月的一个晚上，关子冲食堂司务室，灯光暗淡。队长、队会计和食堂会计正在办公桌旁烤火，桌上放了几本帐册和算盘，炊事员正在厨房准备丰盛的夜餐。
不料，有人轻轻敲门，队长开门一看，是大队支书和大队长，连忙招呼：“我们准备开个夜班，把食堂帐目请一下，出榜公布，搞个民主理财。好机会，领导来了，请领导指导。”
“好嘛，大家不谋而合，我们来的意思正是请你们搞个民主理财的样板。你们的力量强，底子好，条件够！”支书慢悠悠地说。队长笑在眉头，苦在心里。吃私食不行了，只好溜进厨房，轻声对炊事员说：“加码，再加3个人的，大队领导也来了。”
突然，门又咚咚响起来，队长小心打开门，顿时屋里气氛紧张起来，原来是县委工作组副组长。开会时他讲得最硬，不管任何人，谁搞特殊化就处分谁。他跨进门槛，看到屋里的架势，闻到喷香的菜味，不动声色，一屁股在炭火旁坐下了。
队长见势心动，马上汇报说晚上要清理帐目，并恳切要求：“报告组长，今晚恐怕要干通宵，我们要炊事员搞了个夜餐，一要请组长原谅，二要请组长一起指导工作。”
组长说：“近来偷盗风严重，我是专门来检查食堂‘三防’工作的。对财务嘛，我也略知一二，可以参谋参谋。今晚，你们的情况特殊，工作任务重，开个夜餐也可以，但以后不宜多搞，要注意影响。”
话音刚落，饭菜端上，大家放宽心，松开裤带，围拢炭火，热乎乎地吃了起来。
整社工作队的任务，就是下到社队，整顿干部作风。可是，1961年，县委书记何长友在《关于开展农村整风社的报告》中，这样描述当时工作队的干部说：“夏铎铺公社新风大队工作队长张其永，由于生活严重特殊，工作极不艰苦深入，在整社中继续大吃大喝，吃鱼吃肉吃蛋吃酒，侵占病人食堂，违犯粮食政策，超吃粮食，每餐吃10两，群众反映是一个特殊钵，严重脱离群众，影响很坏。”
当时流传着一首民谣，讽刺干部吃喝风：“口里冒得味，开个现场会；肚里有点嘈，组织大检查”。开会就是吃肉吃鱼的场合。大检查更是令干部开心的事了。让检查者吃得嘴里流油，心满意足，那检查的结果就好多了。
检查评比，走一路，开一路荤，一家更比一家强。有的干部自己想吃什么就开什么会。想吃肉，开“发展牲猪检查会”；想吃酒席，就开个“红旗食堂现场会”。
白马桥浅水大队食堂管理员在笔记本上作了一个记载,给我们留下了难得的历史资料：1959年从5月13日至8月13日，在我食堂开过大小现场会7次，到会干部多的31人，少的7人，共办饭菜19桌。本子上还有这样一段话：“我们的食堂办得好是好，就是现场会多得不得了。办上一桌菜，除了鱼、肉开支不上算，至少也要吃掉我食堂80个人半个月的油盐。此风不可长，要开也要开得少。”后来被人举报，这位会计被撤职，送上斗争台。
社员一个月，吃粮不过10多斤，吃的是盐水清汤，一个月生活总共不到8元钱；一桌酒席四五十元，相当一个社员半年伙食。浅水大队食堂，3个月中干部开会吃的伙食费，大约相当于100个社员1个多月伙食。
干部贪污腐化，已经成为社会性的普遍现象。
1960年6月25日，县委第一书记李学良在《我对“三反”运动中所揭发的问题的检查》中说到：
“全县大队以上的6700个干部中，贪污的达964个，占到14.2%，共贪污人民币145000元。看来，这个数字还有多，不会少。夏铎铺公社326个大队以上干部中，有67个共贪污金额6400元。其手段是虚假、浮领、造假凭证、收入帐盈余不向上缴，骗取敲诈和勒索。该社六度庵大队会计何维华，59年在购销站贪污人民币125元。今年他动员一个老年社员出卖棺材投资为名，从中贪污现金12元外，还运用私拆挂号信等办法贪污人民币310元。社办企业厂矿财经单位，同样如此。据417个企业单位干部统计：贪污的78个，占所有单位总数的19%，有的贪污现金，有的贪污实物。夏铎铺公社医师曾尚书贪污怕补药达28种，群众反映他家是开药房，不但末受批评，反而多次评为模范，得到了表扬。该社主任杨新莆（公社党委委员）59年来贪污人民币500多元，光尝新食品之味就贪污60多元。个别公社党委书记也有贪污，手段不择一切，有的贪污党费和团费，有的贪污投资和救济款。这说明资产阶级向党进攻是很猖狂的，官僚主义者给他们的方便是严重的。因此，贪污现象不是收缩，而是发展，必须坚决反掉。
在浪费方面：“去冬今春兹长着的大摆筵席，杀鸡请客、做寿、添置非生产性的消遣器材之风，在少数地区几乎时日盛行。黄材水库添置锦旗，做彩色衣服，动用国家布票6万多尺，一面最大的锦旗，长达2太，宽即5尺，花去人民币130多元。煤炭坝煤矿去年一次新建9间楼房，盐碱垮了，二次重建6间又垮了，因质量不好，设计不周，总共浪费人民币6万多元。商业局肉食经理部去年转运掉猪14次，共计144头，总计损失人民币2165元；夏铎铺公社新凤大队9个大队干部，动用公共积累购回收音机，留声机各一部，闹钟9座，好比排场，借支现金购买手表5只，绳子衣7件。大吃大喝方针称为；“以肉为钢，鸡鸭并举，小菜带头，保证供应”。道林公社总支书记黄明泽从大队调去供销社，私自接受送礼共达人民币100多元。礼品之中，毛毯三床，热水瓶六个，玻璃床一张，干部还送给他一幅对联：‘明星建政共强党，泽放光辉为人民’。可见由于我们对干部教育不够，他们已受到资产阶级剥削思想的影响，发展到了蜕化变质。”
夏铎铺公社1960年整风整社运动，全社揭发出1382个干部贪污54525元，挪用公款21117元，利用职权借支不还9855元，多吃多占19497元，合计 金额104994元，人均76元。
376个大队干部，贪污挪用195人，计贪污21132元，挪用7038元，借支4337元，合计41356元，人均210元。
讲排场，摆阔气，大兴土木。干部特殊化，还特殊在置民众生死于不顾，利用特权，一心追求自身享受和淫乐。
宁乡县委整风和“三反”材料中上报说，花明楼公社党委书记胡仁钦，平时经常说群众路线，艰苦朴素，出门带顶大烂斗笠，搏得县委领导人多次表扬，实际上是他故意把帽顶扯烂，以欺世盗名。
为了讲排场，图安乐享受，胡仁钦决定在花明楼公社大搞“十大建筑”，雕龙刻凤，大修“25里猪场”、“万人礼堂”、“绿化公路”、“水上凉亭”、“山上凉亭”、兴建公社“办公大楼”、开“花果山”、修“环山马路”、“新居民点”和“跃进桥”等等。为此两年多共拆民房2060间，占用民房15824间，平调各项实物和合248138元。搞得民不聊生，社员流离失所。
3.5 解剖双凫铺
干部“五风”造成极其恶劣的严重后果。
1961年元月，中共宁乡县工作队和双凫铺公社党委向县委上报《宁乡双凫铺公社整社前后各项数字汇总表》，比较全面地反映出该社大跃进中民众受害的程度。应该指出的是，该表中有关病人和死人的数字，是经公社党委几个负责人讨论后大大压缩的结果。
宁乡双凫铺公社整社前后数字汇总表
（一）粮食产量
全社总产量：1958年4340万斤。 1959年4151万斤。 1960年2008万斤。
粮食单产 ：1958年508斤。 1959年468斤。 1960年280斤。
（二） 购销情况
征购粮： 1958年1666万斤。 1959年1700万斤。 1960年56.9万斤。
统销粮： 1958年189万斤。 1959年374斤。 1960年291斤。
（三） 口粮水平：
1958年203斤。 1959年223斤。 1960年120斤。
（四） 红薯生产
总产量： 1958年237万斤。 1959年219万斤。 1960年27万斤。
单产： 1958年203斤。 1959年223斤。 1960年120斤。
（五） 牲猪情况
发展数： 1958年36125头。 1959年32770头。 1960年18081头。
存栏数： 1958年18066头。 1959年15377头。 1960年10845头。
完成派购： 1958年6087头。 1959年4322头。 1960年1903头。
（六） 疾病治疗： 全社上半年有病人5201人，现在还有2521人。
水肿病： 原有2334人，现有133人（新发16人，复发117人），正在集中治疗45人。
妇科病： 原有2752人，现有2273人，正在集中治疗417人。
干瘦病： 61人。
水肿夹杂病： 54人。
全社治疗力量：25个医疗点，74个医务人员，26个巡回医疗组54个医务人员。
（七） 违法乱纪：全社基层干部4076人，打人的2200人，被打的4400人，被扣饭的3200人。
非正常死亡疾病：打死10人，打后致死的107人，打后自杀的76人，打成残废的92人，关心不够病死283人，长期重病432人。
（八）领导班子： 公社6个党委书记，烂掉3人；大队24个总支书记，烂掉11人；大队148个总支委员，烂掉77人。
（九） 思想发动程度：原有177个生产队，通过扎根串联发动的154个，占87%，通过会议发动或依靠原有班子的23个，占13%。
原有827个生产小队，通过扎根串联发动的702个，占85%；通过会议或依靠原有班子的124个，占15%。领导班子： 公社6个党委书记，烂掉3人；大队24个总支书记，烂掉11人；大队148个总支委员，烂掉77人。
（十）作法检查： 原有177个生产队，通过扎根串联发动的154个，占87%，通过会议发动或依靠原有班子的23个，占13%。
原有827个生产小队，通过扎根串联发动的702个，占85%；通过会议或依靠原有班子的124个，占15%。
（十一）串联发动面：全社应发动成年社员28480人，已串联发动24003人，占84%，原有基层干部4076人，串联进来3079人，占75%；
原有党员905人，串联进来693人，占76%。
（十二）揭发干部贪污挪用：共揭发1382个干部贪污54525元，挪用21117元，利用职权借支9855元，混水摸鱼多占多吃19497元，合计金额104994元，每人平均76元，其中光贪污一笔，每人平均40元。
376个大队干部单独统计，有贪污挪用的195人，计贪污21132元，挪用7038元，利用职权借支4337元，合计金额41356元，每人平均达210元，其中光贪污一笔每人平均108元。
（十三）“共产风”破坏损失帐：
房屋：原有53106间，损坏16216间，占30.5%。
家俱：原有256544件，损坏丢失63429件，占24.7%。
家具：原有189090件，损坏85420件，占45.2%。
此外,死亡耕牛327头，荒芜土地6120亩，乱杀牲猪1161头，乱杀鸡鸭7507只，乱砍树木楠竹158万根。
（十四）三年家具损失
船； 原有22只，损失9只，占40.9%。 扮桶：原有5722张，损失1812张，占31.7%
犁： 原有10142架，损失3872架，占38.1% 晒罩：原有19688床，损失133953张，占68%
耙： 原有5205架，损失1728架，占33.2% 箩筐：原有30583担，损失15622担，占50%
水车：原有3671架，损失1176架，占32% 锄头：原有28864把，损失10877担，占37.7%
土车：原有5364张，损失2702张，占50.4% 耙头：原有21723把，损失8165把，占37.6%
蒲滚：原有2323架，损失772架，占33.2% 其它：原有52709件，损失2427件，占46.1%
（十五）劳动力情况
1959年冬，全社出工人数31547人，在家搞农业生产的2695人，占9%。
1960年夏，全社出工人数31547人，在家搞农业生产的16569人，占53%。
1960年10月，全社出工人数30526人，在家搞农业生产的22661人，占74%。
整社以来，公社部门、单位下放劳力464人，占原有劳力823人的56%，大队猪场、队
（十六）处理平调现金兑付调查办企业下放劳力1595人，占原有劳力4435
人的36%，使搞农业生产的啬到24720人，占出口总数30526人的81%。
据122个生产队统计，1056户原有7272户，占69%，得现金57242元，每户平均7.9元。
三部分人7045户，得钱的4847户，占69%，得钱37102元，每户平均706元。
两个上中农2348户，得钱的1700户，占72%，得钱13769元，每户平均8.1元。
地主富农700户，得钱的1429户，占61%，得钱2398元，每户平均5.6元。
其它成分474户，得钱的296户，占62%，得钱1320元，每户平均4.4元。
通过这份统计表,我们大致可以得出双凫铺大跃进造成恶果的一些数字概念。
下面让我们更深入地看一看，宁乡县当年发生的骇人听闻的事件吧。
3．6 花明楼事件
共和国主席刘少奇的故居，就在宁乡县花明楼公社炭子冲。公社化后，中共宁乡县委对花明楼公社非常重视，1959年初纠风整社暴露出花明楼公社干部违法乱纪，强迫命令问题后，县委决定由县委副书记胡仁钦亲自兼任公社党委书记。
胡仁钦，宁乡县本乡本土人。1961年反“五风”中，社员曾给他贴出这样一张大字报：“工作起来象戏子，男盗女娼象*****，上级来了象孙子，看见下级象老子，对待社员象刀子，提起粮食象鬼子。”
刘少奇故乡的父老乡亲们，落在这样的干部手里，哪里还有好日子？
1960年下半年整风整社运动，花明楼公社社员们开始逐渐胆子大起来，不断向县委、工作队甚至向省委和中央反映花明楼公社人口大量死亡、患病、逃荒要饭，土地大量抛荒，干部“五风”严重等情况。中共宁乡县委派出工作队蹲点调查处理。因涉及刘少奇的故乡，中共湖南省委和益阳地委十分重视，至1962年10月，省地委工作队先后进驻花明楼公社的5个大队，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经过调查取证，鉴于花明楼公社发生大量严重问题，故县委将之定性为“花明楼事件”。
1961，中共宁乡县委奉益阳地委之令，专题作出《关于花明楼事件向地委的报告》。《报告》向历史与后人这样描述了当年发生的惨景——
“地委：
花明楼公社的问题，通过三整运动的全面揭发，完全属于坏人当道，加上天灾，造成生产、生活水平大大降低的三类公社。现将问题的真实情况报告于下：
“1959年4月以前，该社‘共产风’虽然一再在刮，但干部的作风仍是民主的，干群关系也较密切，群众的生活已逐步得到改善，各项工作也确在全县范围内起到了一定的影响作用。后来对于成绩的认识过于夸大。尤其是1959年5月胡仁钦任公社党委书记以来，‘共产风’不仅没有得到制止，就是中央反对‘一平二调’的指示在那里根本没有贯彻执行。十月反右倾后，‘五风’更为严重。以胡仁钦为首的一群坏人（敌人），歪曲党的政策，打击、排挤三部分人，进行了一系列的破坏活动。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及精神面貌遭受了严重的摧残，问题是严重的。
“以残害人命、吊打群众为主的违法乱纪事件，是从1959年10月起，一直持续到1960年6月三反时才停止。全社作业组管理员以上的4779个干部中，打人的有1409人，占29.4%，生产队长以上的干部打人的占30%以上，其打人的手段有30多种。被打的群众4226人，三部分人2019人，47.7%，当场打死的10人，打后致死的61人，打后自杀和斗争、辩论后自杀的212人，打成残废的92人，打后受伤吃药的384人。被非法捆绑的381人，被罚跪的1299人，停餐扣饭的6158人，被罚款的4万多人。由于人民群众在肉体上、精神上、政治上、经济上遭到了坏人的摧残，又加上天灾，因此，带来了严重的恶果。首先是生产、生活水平大大下降。粮食总产量由59年5357万斤，亩产523斤，60年下降为2979万斤，亩产308斤，减产44%。存栏牲猪58年年底为12106头，到61年3月止只有2564头。全社可分的收入59年为727万元，60年减到315万元。每人平均可分配的纯收入为27.4元,比59年减少收入58.8%。社员的口粮，58年每人平均510斤，59年402斤，60年减少到273斤，还有6573户拿不回口粮（占总户数的44.1%）。其次是死亡、疾病、外流的人增多，59年死亡的人912个，外流的931个，60年死亡的2089个，外流的936个。两年来经常生病的1876人，占总人口的31%，整风整社开展后还有6000多病人，其中劳动力占到20%，还有外流后未归的653人。再次是耕牛一年年减少，荒田荒土4000多亩。全社30个大队，三类大队20个，占66.6%，二类大队8个，占26.6%,一类大队2个，占6.6%;178个生产队，三类队87个，占48.8%，二类队58个，占32.5%，一类队33个，占18.5%。”
《报告》从五个方面归纳了“花明楼事件”中胡仁钦的恶行罪状：
第一、违法乱纪，打人死人。在1959年10月“反右倾”斗争中，胡仁钦还专门召开公社党委会议，研究打人办法，提出“打人要不见血，要象斗争程旭华一样，用矮凳子揍，拿砖头砸，要打的落实，又不现形。”果然，钱塘湾大队的总支委员李德仁，在斗争贫农刘胜青时，一扁担打出了脑浆，还说他过去不老实，又在死尸上加打几扁担。农场的总支书记黎广云，在斗争廖德生时，给廖灌屎，还逼着廖的儿子和爱人去灌。灌不进，就用火钳撬开嘴巴灌，灌后20多天廖就死了。
“第二，打击好人，排挤贫农。凡是那些主持正义，工作扎实，执行党的政策，反对讲假话，反对违法乱纪的好同志，好党员，就要遭到他们的所谓的‘右倾’、‘反党’、反领导的罪名，给予无情的打击和残酷的斗争。如59年公社380多名党员的反右倾斗争大会，42人被斗，个个挨打，真正犯有程度不同的右倾错误的只有7个，其余的33个都被胡仁钦等带上了‘反右倾’的罪名。如总支书记戴新民、王桥山，因报实了产量，说他们是‘右倾分子’，斗争时就扯头发、揪耳朵、罚跪，直到逼着他们承认自己所编造的假数字后才止。59年胡仁钦要平调花钢的机器，干部黄菊初执行了地委的指示，不肯他调，胡恼恨在心，和杜少才、王定国等商议后，给黄带上了‘反领导’的帽子，在反右倾斗争中三次斗打，黄穿的一件衬衣打烂了还不罢休，直到打烂皮肉血染衬衣而止。59年、60年两年胡仁钦在13户的罗家塘食堂办重点。60年11月斗争贫农龙运丰，由桌子上打倒在桌子下，拖上去又打，总结时还说：‘斗得好，斗志强，这号家伙以后还要狠狠的斗’。在该食堂两年重点的结果，调换了作业组长17个，挤走贫农8户，剩下两条扁担、三担苑箕、五把锄头、八部蓑衣、四个斗笠、两担箩筐。
“第三、十大建筑搞得人财两空。60年胡仁钦决定修‘二十里猪场’，打电话给杜少才，杜提出还可以搞大点，修个25里猪场域。胡夸张说：‘杜猛子有干劲，我说搞猪场，他说搞猪城呀！’这一建筑用去劳动日54000多个，拆民房1994间，占用水田和旱土3334亩，还有什么‘水上凉亭’、‘山上凉亭’、‘万人礼堂’、‘绿化公路’、兴建公社‘办公楼’、开‘花果山’、修‘环山马路’、‘新居民点’和‘跃进桥’等等。两年多来共拆民房20605间，占用15824间，合计平调各项实物为24811.38元，每人平均劳动日35个，平均人民币42.3元。
“第五、弄虚作假，骗取荣誉。胡仁钦一贯是弄虚作假，耍两面派手法的伪君子。胡经常在县委和一书记会上说：‘如何贯彻阶级政策和坚持群众路线’的长篇理论，上述事实证明是多方进行破坏。这次活动中揭发，头上戴的大烂斗笠，是胡故意把顶搞掉，弄成破烂的样子，这足以说明了胡仁钦灵魂深处的剥削阶级的丑恶本质。59年花明楼公社的产量本来亩产只有521斤，却虚报为1201斤。省委苏秘书长来检查，自己躲开不见面，安排王定国昼夜召开电话会布置数字，王怕秘书听见，先把窗户关上，用报纸糊好，还不放心，又布置干部到门边放哨，还布置各部门取掉门牌，免得查问时失口而露马脚，并布置下放劳动锻炼的干部陶茂华假装农民，向秘书长汇报。由于他们贯用两面派手法，两年来一直骗得‘红旗公社’、‘一类公社’的称号。”
县委在汇报中检讨说，“花明楼的问题和县委的官僚主义是分不开的。首先，对胡仁钦的本质，没有看破，对胡仁钦的政治态度，没有作进一步的考察了解，被假相所迷惑，并寄予了一定的信任，这说明我们的政治警觉不高，阶级警惕麻痹。其次，过去也很少派人下去作深入的调查研究，没有及时发现问题加以纠正。因此，1959年的‘千斤丰产公社’，曾信以为真的专门出过小册子，介绍‘粮食翻一翻的经验’。冬天的开荒运动本来只有1440亩，胡仁钦捏造3.6万亩，也在那里开过现场会插‘红旗’。群众对于胡仁钦等一群坏人坏事的检举、控告，没有及时派人下去检查。”
对于县委的指控，胡仁钦是满口认帐，检讨不迭，自责自骂，痛哭流涕。
对花明楼事件，省委和地委都先后给予指示，刘少奇回宁乡后，又要求县委要安排好生产，解决生活困难。县委也先后采取了一些相应措施，并给予一些违法乱纪的干部相应处分。1961年5月，县委第一书记李学良也调离宁乡。
然而，被定性为“私人当道，阶级敌人篡权”的胡仁钦，却出人意外的保了下来，在宁乡县委书记职务上，一直留任1964年7月，而在其它地方，一些象胡仁钦这样定性的“阶级敌人”、“坏分子”的干部，其中不少人被开除党籍或职务，逮捕、判刑，直至枪毙。
四 在饥饿和死亡的档案里
在宁乡县，我走访了大量的当事者；在宁乡县有关部门，我查阅到了大量触目惊心的病情档案和死亡档案。
大跃进劳民伤财，公社食堂大锅饭，猪食野菜当主粮，而社员多干少干一个样，清汤野草填饥肠，各级干部欺男霸女、打杀百姓、贪 污腐化、巧取豪夺、刮尽民膏民脂，国家高指标征购抢夺人民口中粮，公社社员劳苦终年做牛做马求温饱平安而不可得。
终于，从1958年冬荒开始，宁乡农村社员消极抵抗情绪日盛浓：管它田里生产多少粮，饿死不是我一个，要死大家一起死，少打粮食完不成任务，让干部小灶也吃不安心！人心散了，生产无着，粮食减产，恶性循环。大难来了！
果然，1959年的春荒开始，宁乡人民就被拖进了“苦日子”饥饿、疾病、死亡的苦海深渊。
4．1 “跟着毛爹爹，吃的糠粑粑；跟着刘少奇，吃的莴笋皮”
“苦日子”年代里，在毛泽东和刘少奇的故乡，湖南湘潭和宁乡一带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跟着毛爹爹（dia,湖南方言对老年人的称呼），吃的糠粑粑；跟着刘少奇，吃的莴笋皮。”
1959年春荒开始，湘潭、宁乡的人民就普遍吃糠咽菜了。 1959年春荒，公共食堂饭分7等，强劳力一天也只能吃粮老秤4两（合0.25市斤）。粮少菜多，各地纷纷把喂猪的糠掺在野菜里一起当饭吃。
越是饥荒鬼越多。干部贪污、食堂管理人员克扣，粮食更不容易吃进社员肚子里去。更可怕的是干部的罚饭政策普遍化和制度化。宁乡县各食堂通行以下几条：抗工不出者（包括有病不能出工而请假不批者）、出工不出力者、没完成任务者、出工不听指挥者、偷盗集体粮菜者、思想右倾保守者、打架斗殴者，一律罚饭！
花明楼公社朝阳生产队的公共食堂，规定了“五不准吃饭”：去迟了不准吃饭，小孩不送幼儿园的不准吃饭，未完成任务的不准吃饭，扯皮发生口角的不准吃饭。甚至该社妇女主任刘淑元，因开饭时间到了，一亩谷还没割完，干部也不准她吃饭。那社员群众就更可想而知了。
干部不仅罚饭，还滥行罚款、罚粮。1959年反“瞒产私分”，花明楼公社对社员罚款总数达124.3万多元，人平罚款20元。花明大队610户社员，罚稻谷42万斤，户户受罚。社员罗守世一户就罚了340元。一新大队贫农邓玉民一家，6人吃饭，3人劳动，年终决算分0.86元，而罚款60元。逼得社员生产无心，生活无着。
庐山会议后，县委在全县大搞“反瞒产、查后手粮”运动。各公社、大队派出工作组，到各队就地封粮，把公共食堂的社员口粮，和仓库存储的种子、储备粮，一古脑儿当公粮上交国库。1959年秋收，社员也很难吃到粮食了。民以食为天，天塌了，命也该绝了。
1961年4月12日，中共宁乡县委下发一份调查报告，反映了食堂绝粮断炊、干部克扣社员口粮，造成社员生活痛苦，辍耕停产，粮食断炊，而濒临绝境的情况。
这份《关于月丰生产大队党支部存在严重官僚主义不关心社员生活，停发食堂口粮，影响春耕大生产情况的报告》说：“该队21个食堂，仅只两个集体开餐，19个农业食堂已完全和基本上垮了。黄杆竹山小队贫农陈朋发，53岁，身体有病，因为食堂有煮饭，每天要到山上砍柴做饭，28号在山上扒柴，不慎失足跌死（注：据查为饥饿发昏跌死）。特别是30号调查了杨家冲小队情况更为严重。该队13户（贫农12户，地主1户）40人，男女劳力17个。由于前段粮食制度不严，数字不清，共亏损粮食1080斤。严重的是该队支部对此一情况不深入了解，抱着官僚主义的态度，克扣社员口粮，使该食堂从三月十二日起至三月二十七日止，整整15天时间无米停炊。40个社员以搞小菜、野草、树皮充饥度日，生活极为痛苦。据初步调查了解，所带来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第一、政治影响极坏，造成党与群众的隔阂。贫农洪大娘反映说：上面太不关心我们了。以前没饭吃还可以到左邻右舍家里借得到，现在饿尽的，连党也不借米给我们。由于没饭吃，17个劳力在家睡觉，不能出工搞生产。贫农队长彭冬华，两口子都是全劳，半个月只借得半斤米吃了，无一点精神，25号想到大队去搞点粮食来，走道路上就昏倒在三眼塘的巷子里。29号去楼上拿牛草，又跌倒在地下。77岁的贫农李宝洪，饿的不能度日，竟外去流浪十来天，跑了四个屋场，直到29号才回队。去年妇女陈里梅跑到娘家借米，花了两天时间，只吃了两餐饭。社员李国成说：什么三包、四包、再过几天就没得命了，连肚子都包不住。第二，严重影响春耕生产。应翻83亩板田，有10亩未翻；15亩小麦，只培育得4亩，无一 一类，估计亩产只30来斤来斤，田里只积一担土肥，连家肥也只收了800来斤。第三，影响了社会秩序。食堂被偷窃中稻谷144斤，食盐90斤，猪油5斤，棉油1斤15两及瓜菜所有种子。”据了解，造成这一恶果的主要原因是大队支部和部分大队干部严重官僚主义，不认真贯彻党的政策，对群众疾苦置之不理。直到公社通知28号大检查，大队怕公社检查发现受到批评，才在27号叫团支书陈国兵暂借200斤谷，并私自规定压低社员口粮标准，严重的违反了党委关于粮食工作安排的指示精神。
到1961年，宁乡各地公共食堂情况大抵如此，民众苦不堪生。
4．2 饥寒起盗心
“苦日子”把广大民众逼上了绝路。
狗急跳墙。求生存是人的本能。中国的民众逼急了就敢于起来造反的，终究是少数血性男儿。更多的人则不敢去掺和那些宁乡城乡一度秘谋造反的“反共救国”的组织，苟且偷生是多数，饿急了只好去偷。偷了田里的庄稼，再偷队上的粮仓。胆子大的，竟把耕牛偷了，弄到山里杀来吃肉。偷窃成风，全民为盗。
花明楼公社，仅1960年双抢后到11月3各月中，发生偷盗案件1500多起。1959年12月到1960年1月24日止，大小偷窃案件1116起，参加的人数达2592人，偷走粮食92000多斤，偷杀耕牛16头、牲猪141头。以致田野里稻谷、玉米、红薯还没成熟，饥饿的人们就趁黑夜下田去偷。偷春造成减产失败。对此，社队干部抓住就打，打死许多人，但打死还是有人去偷。
龙凤山长湖生产队，有一个青年社员因干部罚饭，饿得实在受不了，趁黑夜跑到生产队地里偷来一竹蓝红薯，趁夜静人深，躲在偏僻的厕所里，弄了几块石头烧了个炭火去煮，实指望能美美的饱吃一顿。不想被驻队的“社教”工作组的人员发现了，当即用喇叭筒喊拢全队社员，连夜召开紧急批斗会。
会场中放上一张大桌，桌上点着一桌煤油灯，脏物摆在桌上示众。当主持人宣布开会之后，从会场角落里冒起一个饿肚汉子，气愤地说：“偷集体的东西太不应该，集体的东西哪能一个人吃！集体的东西集体吃！”他边说边走到桌边，一口气把煤油灯吹熄。趁黑好做贼，大家一哄而上，你抢一个，我抢一个，一锅红薯被抢个精光，批斗会也就一哄而散了。
1960年冬，花明楼的几个青少年，饿得九死一生，实在受不了，几个人精心策划要弄一餐饱的吃，说“就是死，也要当一回饱死鬼。”跑到别处偷了一条耕牛，牵到一个无人迹的山坳中杀了，剥皮洗肠，饱啖一餐。
汤饱肉足后，领头的高中生大发感叹：“当年朱元璋带汤和邓宇几个小兄弟，偷了员外的牛，杀吃了填饥荒。又把牛头、年尾插在山两边，硬说牛成山神钻了山了。后来兄弟几个打天下，朱元璋也当皇帝了。我们五个也拜兄弟好不好？”后案发，好在五人只说偷牛，不提朱元璋，不然一场塌天大祸，由此而发。
20多年后，当事人还十分庆幸地给我讲述了那一段“野史”。
4．3 死亡档案
1960年初，宁乡县委根据湖南省委的有关指示，专门成立了除害灭病办公室。那年头，一边是大搞“反右倾”、“更大跃进”，一边是大量病死人的事件发生。而中央开始强调病死人是“卫生”问题，各地奉命成立起专门负责病死人事件的卫生机构。
7月初，该办上报了水肿病。干瘦病、妇女子宫下脱和闭经病、小儿营养不良病等饥饿导致的疾病和饿死人的情况。
据该办公室报告：1960年春至5月，双凫铺公社发生水肿病4072人，至6月增至5201人，妇科病2752人，干瘦病61人。到6月中旬，全县水肿病人17000多人。在早稻收获前，粮食紧张开始缓和，双抢前水肿病人14800人；7月底因夏收双抢劳累，水肿病人又上升为30166人。七八月份早稻粮食救急，各地食堂吃了一批粮食，病情趋于缓和，两个月治愈水肿病人12758人，上有水肿病人4000余人。又据该办向湘潭地委除害灭病领导小组汇报说：今年以来，我县先后发生水肿病40771人，其中干瘦24259人，占59.9%。6月中旬最多，达17820人，其中干瘦病9658人，占54.2%。老粮仓公社今年累计发生水肿病2458人，其中干瘦病1389人，占56.9%。7月中旬，该社有水肿病767人，内干瘦病664人，占86.5%。
另据该办在1960年11月2日《关于当前防治妇科病的情况向县委的报告》说：全县18万多妇女劳力中，有妇科病的20656人，其中子宫脱垂5662人，闭经10034人，其它4360人。该办的《病情综合》报道说：全县共办疗养院496个，入院水肿、干瘦、妇科病人23864人，其中水肿、干瘦病人17401人，妇科5963人，小儿疳疾500人。就在刘少奇的故乡，花明楼公社1959年饿死病死912人，外逃931人；1960年死亡2089人，外逃936人；两年来经常生病的18767人，占总人口31%。60年底还有病人6000多。
三仙坳公社韶光大队70多岁的老人肖金阶，因饥饿病而死，死前留儿孙的遗嘱是：“我死的这一天，敬上一大碗饭，我就心满意足了。”
1960年冬季，粮荒病情更加发展和恶化。1961年1月7日，中共宁乡县委向地委和中共湖南省委上报《关于当前农村疾病情况和组织抢治的报告》。《报告》说：
“当前农村总的病情是很严重的，特别是某些后进社、队、食堂的在发展。到元月24日止，全县共有水肿干瘦妇科小儿病人56529人，占总人口的7.5%，其中主副劳力占37000多人，占劳力的10%。尤其是水肿病，上升快，发展猛，现有水肿干瘦病人19747人，占整个病人的34.9%。从元月14日到24日10天时间里，增加的有10990人，平均每天增加1099人。其次是重病危险病号增加，水肿死亡增加。现有重病和危险病人4867人，较前上升35%，12月以来全县水肿病死亡1528人，占病人的8%，其中近7天死去447人，较前上升一倍，大大超过了正常的死亡率。个别地方由于疾病和死亡严重，已经破坏了劳动班子的劳动能力，影响生产活动。花明楼泉江大队竹冲生产队250人，病人80个，元月以来死去14人，其中董家湾食堂40人吃饭，病倒20人，18号一天死去3人，7个全劳力有4个水肿，3个干瘦，连砍柴整米的人都感困难，根本无力进行生产活动。敬老院住26人，死去9个；临时医院住16人，死去4个，双凫铺麦田生产队，一月来死人达1.6%。这队的杨家湾食堂王本立家8口人，死去4人，全是劳力，大崽26岁，水肿病死亡；二崽22岁，水肿病死亡；女儿15岁，错吃代食品死亡；本人57岁，水肿病死亡。这些个别地方的死人之风，已经使人心不安，士气不旺，生产生活都遭阻碍。
12月以来，农村水肿干瘦病一直激增的原因是：
1. 过去两年提出苦战是对的，但由于坏人当道，打人死人从中破坏，违反了劳逸结合的规律，劳力负担过重，体力消费过多，损伤了元气，加上今冬以来由于自然灾害带来了困难，农村生活水平降低，吃的粮少，油又不多，吃菜也下降了。466个食堂长期吃盐水，以致人的体质下降，发病增多。
2. 由于上述原因影响，旧病的复发情况很严重。1958年1959年960年三年的旧病都有复发趋势，他们原来病虚体弱，元气体亏，加之目前的生活条件不够好，有的劳逸结合注意不够，发生大批复发的现象。全县19747个水肿干瘦病人中，属复发的占1224人，占整个病人的61.6%，比重很大。白马桥公社洋湖大队116个水肿病，其中三年复发的有101个，占87%。道林公社道林农场诊好的17个水肿病有15个复发，这些复发病人由于他们遭受了病害袭击次数多，病情一般较前严重。
3. 饮食卫生注意不够，部分人的生活不正常，不讲卫生，乱吃乱喝，生的也吃，冷的也吃，白天吃了晚上又吃。据少数地方反映有个别人乱吃生物，吃生饭、生鸡、生鱼、生青蛙、生水、生菜、生米、生代食品等20来种（人饿急了饥不择食一作者注）。这些暴饮暴食，不讲卫生，破坏人体内脏，引起消化不良，发生水肿。偕乐桥双石大队中农喻秋四、李杨冬，原来身体交好，因乱吃上述生物，弄成水肿病，不能劳动。
4. 部分干部对人命关天的大事抱官僚主义的态度，不关心群众生活，没有任真执行上级党委的指示和措施…老粮仓红旗大队疗养院因生活安排不好，43个病号跑了37个，剩下的6人因病中不能去，才留在院里。花明楼泉江大队干部住好房，病人住坏房，该队的疗养院住10间破茅屋，门无板，窗无纸，风吹浪荡，没有一个服务员，病人自煮自吃。没有医师住院，要3天去一次，有钱的吃药，无钱的就没有药吃。贫农社员周福六死在床上3天无人收尸。贫农周世成18岁，水肿严重，元月17日扶着棍去住院，因无人照顾吃不上饭，只好又扶着棍走回家去，就死在大队猪场旁边，三天无人收尸。
其次是克扣积压病人的营养物资情况很严重。花明楼粉铺大队12月份县拨给的10斤红塘，实到病人手中只6斤14两。公社给的30斤猪肉，实到病人手里的只23斤，其余都是医师和司务长吃了。西冲山大队总支书记唐福初到卫生所强买葡萄糖8支吃掉。白马桥公社去年12月份110斤红枣积压到现在才分到病人。分配不合理，珍珠大队24个住院病人。2月份40斤糖果平均分配给食堂用了，实到住院病人只14斤。”以上材料，尚不足以准确反映问题严重的程度。
轻描淡写，遮遮掩掩，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在人命关天的大事上，各级党委但求对上交待得过去，往往采取这样手法。1960年8月25日，宁乡县委向益阳地委电话汇报，说水肿病人只有4295人。
但我查阅到了一张原始报表，这是属于县委内部掌握情况的材料。该报表略为客观的反映了一些实际情况：
宁乡县水肿病防治情况报表
一九六0年八月十七日
公 社 水肿累计 前次报数 现有 肿瘦 干瘦病人 肿病情况 累计死亡 肠 炎
重 中 轻
道林 1977 860 321 200 32 175 114 69 289
花明楼 1970 366 158 109 38 61 59 102 90
夏铎铺 3825 894 827 454 59 103 661 68 45
双江口 2915 469 373 156 47 139 187 84 186
城关镇 599 106 109 137 15 29 65 10 45
白马桥 2535 303 327 221 85 90 152 30 163
煤炭坝 289 40 94 66 37 34 23 3 97
坝塘 1903 121 100 51 23 50 27 39 49
偕乐桥 1560 299 309 184 92 137 80 41 195
双凫铺 5730 88 149 81 18 43 88 122 96
灰汤 3054 301 332 66 67 98 167 79 21
老粮仓 2458 337 268 181 16 122 130 97 75
流沙河 3653 595 495 334 25 163 307 68 82
青山桥 2446 678 311 117 54 113 144 68 81
云山 1122 117 182 108 11 85 86 18 48
黄材 1844 329 277 181 67 91 119 85 43
五里堆 1924 338 226 105 30 74 122 .7 164
沩山 928 284 236 157 46 59 131 16 86
总计 40 740 656 5 5094 2908 762 1 1666 2 662 1187 1855
（累计数为1月至8月初）
从该报表我们可以看到问题的严重性。1960年初到8月止，宁乡县有官方统计和记录在案的浮肿病总人数高达40740人，而因病死亡人数则为1187人。各级干部都害怕把饿死人的灾情报上去。当时宁乡的实际情况是，上级一要病人和死人情况，下级干部就开始煞费苦心地编造，浮肿还有人去统计， 死人却没有人去认真落实数字。
结合具体实情和该报表综合分析，我们还可以看到，在主要产粮区，由于高产高征购等原因，浮肿病和死亡率要大大高于丘陵和山区。例如双凫铺浮肿病为5730人，情况最为严重；其次是夏铎铺浮肿病3825人；流沙河公社和灰汤的情况也很严重。而这几个地区则是平原和主要粮区。
此外，我们还可以从中看到，“苦日子”中受苦受难最为深重的，是农村的广大农民。他们做牛做马，缺衣少食而致浮肿和干瘦病，甚至死于饥饿和强权。城镇市民和工矿企业定量供应粮食，生活保险系数大大高于农民，因此患病和死亡者，相对大大低于农村广大地区。
宁乡县城关镇当年浮肿病人只有599人，死亡则为10人。煤炭坝属于煤矿企业地区，人口绝对数字低于城关镇，浮肿病人299人，相对比率也大大低于农村公社社员。刘少奇的故乡花明楼公社属产粮区，死亡率也是全县最高，浮肿病76，死亡102人。
宁乡“苦日子”到底病死饿死多少人，当年总管全局的宁乡县委东躲西藏，有意隐瞒，恐怕谁也说不清。但通过人口统计和有关档案文件，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大概：
宁乡总人口统计表
年份 总人口 死亡人数
1958 861050 22899
1959 827174 11268
1960 778983 24645
1961 778877 15943
1962 794801 10666
也就是说，以1958年为基数，到1962年，综合其它资料和有关档案，“苦日子”造成宁乡近八万死于此因。
文化大革命中，宁乡县人委会有人贴出大字报说，宁乡县人口因苦日子减少的总数约在9万人左右。
毛泽东时代的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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