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是国共情报战系列的终结篇。为什么要写沈之岳呢？ 因为上面写了许多中共打到国民党内部的故事。 难道国民党就不派人打入中共内部吗？也有的。 沈之岳就是其中最大的一个。 但大家读完他的故事就知道成绩并不大。
沈之岳(1913-1994)生于浙江省仙居县，家境宽裕，1933年入复旦大学就读， 在校期间被戴笠收编为复兴社特务处（军统前身）特务员，送入浙江警官学校接受训练。 1930年代，沈之岳奉命自学俄语、英语与马列主义，以李国栋之名，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外围地下组织达八年之久， 从事工运，还坐过国民党的监狱，一直未被中共发现。
延安卧底
1938年4月，对日抗战爆发后，沈之岳伪装为中央大学学生，化名沈辉，随着一个西北行营中央考察团来到延安。 他自称是访问团中萧致平的私人助手。萧致平是国民党陆军的少将高参，此人曾担任过国民党军的团长、师长，屡次和红军作战，是个标准的军人，后到中央大学任教。 有趣的是萧还有一次在作战中被红军俘虏的经历，派他去延安，也是国民党表示诚意的一种做法。 因此到达延安后一行人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的接见。 沈辉表现得谦恭温顺，总是少言寡语。30天很快过去了，考察团要离开延安。 不想沈辉却坚决要求留在延安，就地参加革命。 沈之岳以其在上海从事多年工运，还坐过国民党的牢的历史，加上又有复旦大学肄业的学历，自修马列主义书刊、《共产主义ABC》，堪称标准进步青年。 边区保卫处按照规定对其实行严格的政审，周兴处长与他两次谈话，均未发现破绽。 保安处结束了对沈辉的政审后，周兴出于强烈的责任心，又请陪都重庆中共党组织进一步协助调查沈辉在“中央大学”的情况。 此前戴笠早已花大功夫为沈在中央大学做了工作，他的所谓学生身份有充分的证明，因此未露破绽。 沈之岳进入抗日军政大学第二期就读。在抗日军政大学，沈之岳任劳任怨、艰苦朴素、乐于助人，开会学习积极发言。 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认为他很出色，在抗大当着罗瑞卿教育长的面表扬沈之岳，认为他是国统区来延安青年的表率。 大约是康生的赏识起了作用，沈之岳在抗大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据台湾方面载，沈之岳“以特别优异的表现，被共党所赏识，升任他为区队长。沈因‘红大’同学甚多，故与共党中央各机关要员交往密切。 一面乘机介绍同志多人参加其他训练机构受训，一面搜集中共中央机密情报，密报戴（笠）先生”。（《戴雨农先生全集》） 他毕业后在中共中央机要部门担任收发工作，遂开始默默开展他的潜伏工作。 抗战爆发后，中共中央的若干重要文件以及沈之岳获悉的重要情报，都被秘密传递到重庆。 后来沈在台湾接受传媒访问时，记者询问沈：延安距重庆何止千里，共党组织如此严密，怎样传递情报呢？ 沈说，一位老头经常在延安城里携带一只缺嘴茶壶卖油茶，正是他负责情报交通。 值得一提的是，在延安，沈之岳还与江青（蓝苹）有过一段交往。 沈之岳比江青迟半年进入延安。因为两人都曾在上海从事工人运动并且被捕入狱，因此可说是旧相识，在延安相见当然感到分外亲切。 沈辉篮球球艺精湛，在延安很引人注目，而且他还有一架“莱卡”相机，江青喜欢拍照，因此常和沈辉一起。 一年后的1939年，沈奉中共之命离开延安，随叶挺赴南方收编八省红军和游击队，整编成立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 沈之岳1983年1月10日在接受专访时亲口说：“我长期潜伏在中共地区，共党不仅没有怀疑我，并且非常信任我，毛泽东派我协助收编新四军”。 按当时新任新四军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赴延安向中共中央请示机宜，同时请求指派原籍江南地区的干部协助新四军的整军工作。 中共中央认为沈系浙江人，特选派他随叶、项至江西，协助筹组新四军司令部，并在闽浙赣边区收编过去红军的“散兵余党”，兼负责军中与民间的组训工作。 据沈之岳说，他被毛泽东派到第三支队，协助张云逸司令工作。 在新四军期间， 沈之岳“一面替共党工作，一面与戴先生派去的同志密切联系，暗中密布组织，搜集中共党与军中机密情报”。1941年1月5日，叶挺和项英率领新四军北上至茂林时，遭到国民党军包围袭击，叶挺被国民党扣押，项英等遇害，新四军番号被取消，是谓皖南事变。 对此事，台湾方面说：“……是因为共党军事密谋外泄于国民党的缘故。 也正是沈之岳预先布置在新四军内部的秘密组织，所发生的作用。”
恢复身份
皖南事变后，沈之岳恢复身份重返戴笠系统。 据他在1983年在台湾接受访问时透露，某次，他推荐的敌后工作人员不慎暴露了身份，他被迫返回重庆。 1941年冬天在戴笠引荐下，蒋介石单独召见了沈之岳，嘉勉有加。 戴笠立即任命沈之岳为军统局第一处科长。（王丰、曹佐才《“潜伏”战国共各胜半场 》）这是沈之岳在国民党军统系统中第一个职衔。 1943年，军统局成立东南特侦站，沈当站长，并兼任军事委员会忠义救国军淞沪指挥部政治部主任，沈从后台走到了阳光的下面。 中共至此才得知他已为国民党工作，从此视之为叛徒（当时还不知道他实际上是派遣进来的军统特务）。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共内战期间，沈任国防部保密局第二处科长。 1949年3月解放军开始渡江，大批国民党军撤往舟山。 这时，沈之岳的新职为保密局“苏浙情报站”站长。他不会想到，在舟山站的这一年的任职过程，会成为毕生政治生命的又一转折点。 1950年3月，保密局破获了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共谍案。蔡供出中共华东局指派的地下党女党员朱谌之。朱携带包括台湾战区战略防御图在内的重要军事情报跑往舟山后，准备俟机搭船 ，前往上海。 台北的保密局密电时在舟山的沈之岳，命令他务必逮到朱女，否则中共大军很可能会利用朱女传递的情报登陆台湾。 沈之岳在十分紧急的情势下，地毯式过滤舟山岛上四五十万军民，终于找到朱谌之下落，立予逮捕。 之后，沈之岳以老共产党员的资格委婉开导朱女，她终于供出和吴石一起窃取情报的全盘经过，吴石共谍案随之水落石出。 沈之岳立了大功，蒋介石父子由此对沈印象深刻。 1951年10月沈之岳调大陈岛，任江浙反共救国军总部政治部主任，兼中国国民党大陈特派员办公室秘书长、 中华民国浙江省政府委员兼代省主席、大陈行政督察专员等要职。 在大陈4年期间，蒋经国到过大陈多次，他与沈之岳朝夕相处，渐渐感情深厚，沈之岳也成为“太子系”人马。 更令蒋介石、蒋经国印象深刻的是，浙江解放后，他们十分担心共产党会进行报复，对蒋家毁家挖坟。沈之岳竟然“心有灵犀”，给两蒋送来一份特别的礼物——蒋氏故乡奉化溪口的最新照片。 据大陆原公安部部长王芳的证实：当时，沈之岳派人潜回蒋介石故乡奉化，将蒋母墓、丰镐房、报本堂、雪窦寺的诸多景物，拍成照片，献给蒋介石。 蒋介石甚为称赞。（《王芳回忆录》）蒋介石从照片看到蒋母之墓、丰镐房、雪窦寺等皆安然无恙，极为舒心，沈的飞黄腾达自此而始。 这时，把持台湾特工系统的蒋经国需要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首席特工。 数立奇功，使沈之岳成为蒋氏父子颇为青睐的人选。 1958年春，沈之岳奉命回台湾接任调查局副局长。 1963年，沈之岳化名孙子超，于4月20日秘密潜入澳门，试图刺杀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 时任公安部部长王芳回忆说：沈在澳门新新酒店、同盟酒店各开一个房间，实际上住在澳门特一组的驻地，沈行踪被中共完全掌握。 当时，中共高层曾考虑将沈之岳从澳门捉拿回大陆归案，最后采取较缓和的做法，由公安部通过外交途径通知澳葡当局。 澳葡当局逮捕了一批特务，将沈驱逐回台湾，沈因此受到撤职查办的处分。（《王芳回忆录》） 1964年，沈之岳在蒋经国的极力推荐下，负责改组调查局，出任局长，一手建立了调查局的制度，并培育大量有别于军统、中统的高素质特务。 1979年3月，沈之岳届龄退休。 但蒋经国不让沈之岳离开身边，聘其为“总统府国策顾问”，命他的随从为沈在“总统府”蒋经国的办公室隔壁设置连间的办公室。 直到蒋经国去世，沈之岳始终是国民党当局最受倚重的特务系统元老。 1990年，沈之岳因患肾病曾到北京治疗，并获邓小平接见。1994年2月24日病逝于台北荣民总医院，享寿81岁。
对沈之岳身份的置疑
回顾沈之岳从1933年被戴笠派遣成为国民党地下工作者、打入中共驻上海组织，到1941年冬天回到重庆，深入中共组织及中央核心历时9年。 沈之岳去世后，台湾出版了几部有关沈之岳的专著，有的书中指沈之岳是中共在台湾的卧底，两蒋虽然对共谍持“宁可误杀，不可错放”的态度，但还是没有发现沈之岳的问题。 此一说法增添了沈之岳一生的传奇色彩，虽无确凿证据，但沈晚年赴大陆洽病被中共高层当贵宾接待，却是事实。 沈之岳于1990年罹患末期前列腺癌，又于1993年11月转移扩散至肺部。 这期间，沈之岳接受妻子徐露的劝告，到北京寻访名医诊治。赴大陆旅行期间，沈之岳下榻北京钓鱼台国宾馆， 惟沈坚持不接受大陆方面招待，旅馆费用全部是自掏腰包付清。 大陆最高当局曾有意接见沈之岳，但他客气地婉拒了：“我来北京就是来看病，不为别的。” 后来“大陆方面本着‘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的政策，由邓小平接见了沈之岳”（徐宗懋《黄杰与郑洞国》，《老照片》）。 而往昔老同学张爱萍，特意安排了明代名医李时珍的后人，为沈之岳治病，并到旅馆和沈之岳聊天。 张爱萍对沈之岳有过如下评述：“沈之岳9年共产党员资历当中，7年是模范党员。他个性跟周总理很像，内敛、温柔而含蓄。”（据曹佐才《国民党第二代谍王沈之岳》） 据说前国家主席杨尚昆还曾接见其妻徐露。 有的书还引述沈之岳昔日部属池兰森将军的追悼文章中的一段话：“……传出中共前国防部长张爱萍对沈之岳先生的评语是：‘智勇双全，治国有方，一事二主，两边无伤。’……” 香港著名记者陆铿在回忆录里更明确地说：“国民党直至90年代中期才从……张爱萍挽联中发现沈原来是一个潜伏在国府心脏、制造冤案以博取信任的阴谋家。”（《陆铿回忆与忏悔录》）。 沈之岳到底是不是两面间谍，一时成了国共两党两军潜伏阵营里最大的谜题之一。 我认为沈之岳只是一个国民党特工，决不是两面间谍。理由有三：1.从他1950年侦破朱谌之一案。按朱谌之（女）是负责台湾吴石将军（中共地下党员）和大陆间情报传递的，经常以探亲为由（她有亲戚在台湾）从香港去台湾。 1950年3月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被捕叛变，朱谌之逃往舟山，拟从海路回上海。 当时国民党保密局从蔡孝乾口中知道此消息，急令时在舟山任保密局“苏浙情报站”站长的沈之岳搜捕朱谌之。 若沈之岳是中共间谍，他肯定要设法救援。 即使他没有上级指示不能主动接触朱，他也很容易帮助朱免受逮捕。 因为舟山岛上有四五十万军民，要找到朱谌之如大海捞针。 例行公事式的查一下，再向上级报告没有结果，上级也不能怎么样（因为还可能是朱谌之已经离开舟山岛，或者是不是蔡孝乾没说实话）。 但沈之岳却十分卖力，地毯式过滤舟山岛上四五十万军民，终于找到朱谌之下落，立予逮捕。 之后，沈之岳还以老共产党员的资格委婉开导朱，她终于供出和吴石一起窃取情报的全盘经过，吴石共谍案随之告破。吴石和朱谌之被枪决。 沈之岳会是共产党吗？ 2.至于沈之岳去北京受高规格接待，更说明沈之岳不是共产党。试想这么高级的间谍，按道理只可能受到秘密接见，岂有大张旗鼓公开接待的可能？中共的热情招待，显然只是一种统战 姿态。 3.至于张爱萍说的‘智勇双全，治国有方，一事二主，两边无伤’之语（陆铿说这是一对挽联），有没有这事，在什么场合讲的，都不清楚。即使确有此事，但语意模糊，不能确指——既可以解释为沈效忠国共两党，又可以解释为他臣事蒋家两代。不能成为沈之岳是中共间谍的确证。 从这三点看，沈之岳绝不是个“两面间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