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晋四个孩子,三个都有智力问题,两个儿子还是重度智障。而唯一正常的才华横溢的儿子却早他而去。这种痛楚,非常人能够体会。而他的爱心和软弱以及坚强豁达,在他与儿子的关系中的细节中,表露无遗。
直到今天,谢晋的小儿子阿四,还不知道“死亡”是什么。大家觉得,这次该让他知道了。但是,不管怎么解释,他诚实的眼神告诉你,他还是不知道。
这情景,很像一群哲学家在讨论死亡,而最后,评判者没有让他们及格。在人类一些最本原的问题上,最低智能和最高智能,首尾相衔。是啊,还能说话的人谁也未曾抵达过死亡,那又怎么说得清呢?既然说不清,那就与严重弱智的阿四没有太大的差别。
十几年前,同样弱智的阿三走了,阿四不知道这位小哥到哪里去了,爸爸对大家说,别给阿四解释死亡;
两个月前,阿四的大哥谢衍走了,阿四不知道他到哪里去了,爸爸对大家说,别给阿四解释死亡;
现在,爸爸自己走了,阿四不知道他到哪里去了,家里只剩下了他和八十三岁的妈妈,阿四已经不想听解释。谁解释,就是谁把小哥、大哥、爸爸弄走了。他就一定跟着走,去找。
阿三还在的时候,谢晋对我说:“你看他的眉毛,稀稀落落,是整天扒在门孔上磨的。只要我出门,他就离不开门了,分分秒秒等我回来。”
谢晋说的门孔,俗称“猫眼”,谁都知道是大门中央张望外面的世界的一个小装置。平日听到敲门或电铃,先在这里看一眼,认出是谁,再决定开门还是不开门。但对阿三来说,这个闪着亮光的玻璃小孔,是一种永远的等待。他不允许自己有一丝一毫的松懈,因为爸爸每时每刻都可能会在那里出现,他不能漏掉第一时间。除了睡觉、吃饭,他都在那里看。双脚麻木了,脖子酸痛了,眼睛迷糊了,眉毛脱落了,他都没有撤退。
爸爸在外面做什么?他不知道,也不想知道。
有一次,谢晋与我长谈,说起在封闭的时代要在电影中加入一点人性的光亮是多么不容易。我突然产生联想,说:“谢导,你就是阿三!”
“什么?”他奇怪地看着我。
我说:“你就像你家阿三,在关闭着的大门上找到一个孔,便目不转睛地盯着,看亮光,等亲情,除了睡觉、吃饭,你都没有放过。”
我又说:“你的门孔,也成了全国观众的门孔。不管什么时节,一个玻璃亮眼,大家从那里看到了很多风景,很多人性。你的优点也与阿三一样,那就是无休无止地坚持。”
谢晋在六十岁的时候对我说:“现在,我总算和全国人民一起成熟了!”那时,文革结束不久。
“成熟”了的他,拍了《牧马人》、《天云山传奇》、《芙蓉镇》、《清凉寺的钟声》、《高山下的花环》、《最后的贵族》、《鸦片战争》……。
文革以后的他,不再是在时代话语的缝隙中捕捉人性,而是反过来,以人性的标准来拷问时代了。
谢晋那些最重要的作品,上映前都麻烦重重。如果说,文革前的审查总是指责他“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那么文革后的审查者主要是指责他“揭露社会的黑暗过多”。
有趣的是,有的审查者和评论者一旦投身创作,立场就会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我认识两位职业的审查者和评论者,年老退休后常常被一些电视剧聘为顾问,参与构思。作品拍出来后,交给他们当年退休时物色的徒弟们审查,他们才发现,这些徒弟太不像话了。他们愤怒地说:“文化领域那么多诽谤、伪造、低劣都不审查,却总是盯着一些好作品不依不饶!”后来他们扪心自问,才明白自己大半辈子也在这么做。
他们不知道,年迈谢晋眼睛深处的一半忧郁,与他们有关。
能成为谢晋的朋友,非常愉快。我从旁观察,发觉谢晋交友,有两个原则。一是拒绝小人,二是不求实用。这就使他身边的热闹中有一种少有的干净。
有时,好人也会利用小人,但谢晋不利用。他对小人的办法,不是争吵,不是驱逐,而是在最早的时间冷落。他的冷落,是炬灭烟消,完全不予互动。听对方说了几句话,他就明白是什么人了,便突然变成了一座石山,邪不可侵。转身,眼角扫到一个朋友,石山又变成了一尊活佛。
一些早己不会被他选为演员和编剧的老朋友,永远是他的座上宾。他们谁也不会因为自己已经帮不上他的忙,感到不安。西哲有言:“友情的败坏,是从利用开始的。”谢晋的友情,从不败坏。
他一点儿也不势利。再高的官,在他眼中只是他的观众,与天下千万观众没有区别。但因为他们是官,他会特别严厉一点。我多次看到,他与官员讲话的声调,远远高于他平日讲话,主要是在批评。他还会把自己对于某个文化高官的批评到处讲,反复讲,希望能传到那个高官的耳朵里,一点儿不担心自己会不会遇到麻烦。有时,他也会发现,对那个高官的批评搞错了,于是又到处大声讲:“那其实是个好人,我过去搞错了!”
我一直有一个错误的想法,觉得拍电影是一个力气活,谢晋已经年迈,不必站在第一线上了。我提议他在拍完《芙蓉镇》后就可以收山,然后以自己的信誉、影响和经验,办一个电影公司,再建一个影视学院。简单说来,让他从一个电影导演变成一个“电影导师”。
我过了很久才知道,他对我们的这种想法,深感痛苦。他想拍电影,他想自己天天拿着话筒指挥现场,然后猫着腰在摄影机后面调度一切。他早已不在乎名利,也不想证明自己依然还保持着艺术创造能力。……他要重拍《桃花扇》,他要筹拍美国华工修建西部铁路的血泪史,他要拍《拉贝日记》,他要拍《大人家》,他更想拍前辈领袖的女儿们的生死恩仇、悲欢离合……
他在中国创建了一个独立而庞大的艺术世界,但回到家,却是一个常人无法想象的天地。
他与夫人徐大雯女士生了四个小孩,脑子正常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谢衍。谢衍的两个弟弟就是前面所说的老三和老四,都严重弱智,而姐姐的情况也不好。
这四个孩子,出生在一九四六年至一九五六年这十年间。当时的社会,还很难找到辅导弱智儿童的专业学校,一切麻烦都堆在一门之内。家境极不宽裕,工作极其繁忙,这个门内天天在发生什么?只有天知道。
我们如果把这样一个家庭背景与谢晋的那么多电影联系在一起,真会产生一种匪夷所思的感觉。每天傍晚,他那高大而疲惫的身影一步步走回家门的图像,不能不让人一次次落泪。落泪,不是出于一种同情,而是为了一种伟大。
一个错乱的精神漩涡,能够伸发出伟大的精神力量吗?谢晋作出了回答,而全国的电影观众都在点头。我觉得,这种情景,在整个人类艺术史上都难于重见。
谢晋亲手把错乱的精神漩涡,筑成了人道主义的圣殿。我曾多次在他家里吃饭,他做得一手好菜,常常围着白围单、手握着锅铲招呼客人。客人可能是好莱坞明星、法国大导演、日本制作人,但最后谢晋总会搓搓手,通过翻译介绍自己两个儿子的特殊情况,然后隆重请出。这种毫不掩饰的坦荡,曾让我百脉俱开。在客人面前,弱智儿子的每一个笑容和动作,在谢晋看来就是人类最本原的可爱造型,因此满眼是欣赏的光彩。他把这种光彩,带给了整个门庭,也带给了所有的客人。
他有时也会带着儿子出行。我听谢晋电影公司总经理张惠芳女士说,那次去浙江衢州,坐了一辆面包车,路上要好几个小时,阿四同行。坐在前排的谢晋过一会儿就要回过头来问:“阿四累不累?”“阿四好吗?”“阿四要不要睡一会儿?”……每次回头,那神情,能把雪山消融。
他万万没有想到,他家后代唯一的正常人,那个从国外留学回来的典雅君子,他的大儿子谢衍,竟先他而去。
谢衍太知道父母亲的生活重压,一直瞒着自己的病情,不让老人家知道。他把一切事情都料理得一清二楚,然后穿上一套干净的衣服,去了医院,再也没有出来。
他恳求周围的人,千万不要让爸爸、妈妈到医院来。他说,爸爸太出名,一来就会引动媒体,而自己现在的形象又会使爸爸、妈妈伤心。他一直念叨着:“不要来,千万不要来,不要让他们来……”
直到他去世前一星期,周围的人说,现在一定要让你爸爸、妈妈来了。这次,他没有说话。
谢晋一直以为儿子是一般的病住院,完全不知道事情已经那么严重。眼前病床上,他唯一可以对话的儿子,已经不成样子。
他像一尊突然被风干了的雕像,站在病床前,很久,很久。
谢衍吃力地对他说:“爸爸,我给您添麻烦了!”
他颤声地说:“我们治疗,孩子,不要紧,我们治疗……”
从这天起,他天天都陪着夫人去医院。
独身的谢衍已经五十九岁,现在却每天在老人赶到前不断问:“爸爸怎么还不来?妈妈怎么还不来?爸爸怎么还不来?”
那天,他实在太痛了,要求打吗啡,但医生有犹豫,幸好有慈济功德会的志工来唱佛曲,他平静了。
谢晋和夫人陪在儿子身边,那夜几乎陪了通宵。工作人员怕这两位八十多岁的老人撑不住,力劝他们暂时回家休息。但是,两位老人的车还没有到家,谢衍就去世了。
谢衍是2008年9月23日下葬的。不久,家乡上虞的母校春晖中学打来电话,说有一个纪念活动要让他出席,有车来接。他一生,每遇危难总会想念家乡。今天,故乡又有召唤,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春晖中学的纪念活动第二天才开,这天晚上谢晋在旅馆吃了点冷餐,倒头便睡。这是真正的老家,他出走已久,今天只剩下他一个人回来。他是朝左侧睡的,再也没有醒来。这天是2008年10月18日,离他85岁生日,还有一个月零三天。
此刻,谢晋上海的家,只剩下了阿四。他的夫人因心脏问题,住进了医院。
阿四不像阿三那样成天在门孔里观看。他几十年如一日的任务是为爸爸拿包、拿鞋。每天早晨爸爸出门了,他把包递给爸爸,并把爸爸换下的拖鞋放好。晚上爸爸回来,他接过包,再递上拖鞋。
好几天,爸爸的包和鞋都在,人到哪里去了?他有点奇怪,却在耐心等待。突然来了很多人,在家里摆了一排排白色的花。
白色的花越来越多,家里放满了。他从门孔里往外一看,还有人送来。阿四穿行在白花间,突然发现,白花把爸爸的拖鞋遮住了。他弯下腰去,拿出爸爸的拖鞋,小心放在门边。
这个白花的世界,今天就是他一个人,还有一双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