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蓦然小学毕业。妈妈早早依据她的学习成绩和应试能力选定了她必须报考的志愿。不容置疑，三个志愿都是重点中学。
那时候，刚刚步入中年门槛的妈妈荣升副校长已有两年之久。
没成想，一场席卷全国的“红色风暴”不但卷走了蓦然跃跃欲试的升学考试，还卷走了被划定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忠实执行者”的妈妈。
在蓦然从胡同到学校方圆顶多两公里那片小小的天底下，自杀的不光她的妈妈，受刺激得精神病的也不乏其人，看见一个同学为照顾得了精神病的父亲而搞得焦头烂额时，她甚至想过还好妈妈不是得了精神病，否则死不死活不活尊严殆尽更难堪。
年幼的她不可能知道红旗的海洋下躁动的是怎样一个黑白混淆、是非颠倒的世界，更不可能理解当时以为是正常的一切实际上是多么的非正常。
没了妈妈这根定海神针，爸爸变得六神无主，一天到晚不是愁眉苦脸就是焦躁不安，家中诸事一概推给蓦然。小小年纪的蓦然不会怨天尤人，也不懂得这本不是一个孩子应该承受的负荷。
她不敢思念“畏罪自杀”的妈妈，只是日复一日地遵循妈妈人要活得体面不可以邋里邋遢的一贯教导，买菜做饭、缝补浆洗，竭心尽力地照顾爸爸、弟弟和妹妹，柔弱的双肩不但承担了所有家庭重任，还须面对妈妈“自绝于人民”招致的所有质疑和冷眼。
一个寻常得不能再寻常的日子，太阳暖洋洋地当头照着，院子里散落着白丁香的碎花，空气中荡漾着幽幽的芬芳。蓦然走过院子当中的石凳，正在石凳上睡觉的一只半大不小的黄猫起身向她示好，胸腔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一股压抑太久的凶意倏地从心底迸发出来，她抡圆了一巴掌将猫抽到石凳下面，欲罢不能地还想再狠狠地补上一脚，幸而那猫大惊失色之后仓皇逃遁。如梦初醒的她呆望着黄猫消失的方向，为自己的冷酷和失态而惊悚。
1968年初因“复课闹革命”而摇身一变成了中学生的蓦然几度和同学们一起离家到郊区农村参加支夏和秋收。每一次下乡劳动给她带来的轻松和愉快使她萌生了摆脱眼前困境的渴望。
可巧，此时轰轰烈烈的使“革命小将”头脑膨胀、引无数毕业生“竞折腰”的上山下乡运动正在被时代的狂澜推向高潮。杜焱去山西插队了，同院其他老三届毕业生有去内蒙的，去陕西的，还有去东北的。
蓦然左盼右盼终于盼来了北京市革委会关于六九届毕业生分配百分之百上山下乡的决定通知。
爸爸反对她上山下乡，因为弟弟妹妹需要她，他需要她。爸爸叫她去校革委会申诉一下家庭困难，争取留京分配工作。蓦然力辩：六九届“全锅端”，根本没有留京分配工作的可能性。爸爸坚持：那咱就赖着不走，最不济就是上郊区插队，还能兼顾家里。
但是，好不容易抓住名正言顺挣脱枷锁的机会，她一门心思只想走得越远越好。
临行那日，爸爸赌气一早就上班去了，十二岁的弟弟牵着六岁的妹妹到火车站给她送行。人们还在站台上依依惜别，蓦然就兴奋地登上了火车。她将身子探出车窗，高高地俯望着弟弟和妹妹。
妹妹仰着满是泪痕的小脸，一边哭泣一边央求：姐，别走好吗？姐姐，别走，你别走啊。
那一天，蓦然不顾妹妹苦苦的哀求扬长而去。
下乡期间，每年冬闲回北京，她的头等大事就是把家人单的棉的衣服拆洗缝补妥帖，把家中损坏的物件修理维护停当。回东北时，爸爸总会塞给她二十元钱，叫她不要逃票，说扒车太危险。弟弟参加工作之前，家中开销只有爸爸微薄的工资，日子过得捉襟见肘，她问爸爸哪儿来的那么多钱，爸爸从不回答。下次回家，她总是把那二十元钱原封不动地带回北京补贴家用。
等到她尾随知青大军返回京城时，十年过去了，弟弟长大成人，妹妹也上了高中。她这才知道，不会勤俭持家的爸爸东借西赊已债台高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