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选泉上海世博会浦东场地公共空间总设计师
程乃珊作家
顾晓鸣 上海大学社会学教授
郑重 原华师大技术学院建筑设计系主任。艺术学硕士、上海美协会员
《生活周刊》第1348期·2011.1.11-17 文 青牧 李继城 图黄庆李青
原文链接：http://www.why.com.cn/epublish/node32682/node32684/userobject7ai253399.html
《生活周刊》：在你看来，城市雕塑是不是可有可无？
林选泉：城市雕塑作为城市公共艺术，是城市不可缺少的元素。好的城市雕塑甚至是城市的象征。
程乃珊：每一个城市都有属于自己的城市雕塑，像波兰的华沙也有美人鱼雕像，尽管不如丹麦哥本哈根的小美人鱼像有名，但也是城市的一个重要象征；俄罗斯圣彼得堡的尼古拉一世铜像；广州的五羊石像；所以城市雕塑一定是一个城市的地标性建筑，对内它是本土文化的一种归属，是城市精神；对外即对于那些外来的旅行者或是新移民，它是认识这座城市的集中表现。
顾晓鸣：城市雕塑对于一个城市来说十分重要，它不是生物体却又是人的灵魂的外化。我们知道房子具有居住的功能，城市绿化有净化空气的作用，那么城市雕塑呢？它象征的是一种城市精神外化的公共存在。
郑重:没有雕塑的城市怎么让生活更美好？
《生活周刊》：说说你觉得最好的上海城市雕塑？
林选泉：上海美术馆前那组城市农民工群雕，表情很不错。
程乃珊：大多数都是小时候看到的，南京路上德意大厦前有点像古埃及风格的雕塑。静安公园里有一组管乐演奏乐队的雕塑，感觉很耐看，十分具有动感。
顾晓鸣：“五卅”纪念碑，刚建成的时候体量稍显大点，但近年随着附近的拆迁，视觉空间变大了，看起来也比过去好多了。其设计融合了汉字，又不失严肃的主题，表现具有张力。
郑重:首先我认为优秀的城市雕塑看上去应该是和周围的环境“长”在一起。它和周围的建筑、道路、设施、绿化在空间环境能产生互动。甚至可以是建筑本体的延伸。当今城雕的概念应该是非常宽泛的，它不只局限于雕塑概念的铜雕、石雕或是水泥，而是不受材料、形式、空间的限制。就比方说绿化、灯光，都可以成为城雕作品。
好的城雕也不是一下形成的。它是历史的沉淀，是和人类文化、城市进步一起发展的。而当今好的城雕是雕塑家从截然不同的视点，展示了现代雕塑作品。让人们去思考雕塑艺术与现代社会的契合点，即雕塑对表现都市的性格将会起到怎样的作用。
《生活周刊》：你最讨厌什么样的城市雕塑？
林选泉：讨厌无病呻吟、毫无精神内涵的雕塑；过于商业化和产品化的雕塑；故作深奥让人看不懂的雕塑；也讨厌到处“奔马”、“雄狮”、“托球”的雷同雕塑，以及“球加飘带”的所谓“抽象艺术”的雕塑。
程乃珊：高档小区里的古希腊古罗马人物雕像，我很不喜欢。第一，做工实在太粗糙；第二，作为雕塑和周围环境的氛围风马牛不相及，感觉是一种对文化的滥用，对经典的糟蹋。
顾晓鸣：太多了，现在的雕塑不是黑的就是铁的，一点创意没有，就连南京路步行街上的都是如此；现在的雕塑普遍缺乏相互之间的联系，无创意也无组合显得突兀和单薄。
郑重:行雕。也就是说既没思想又没形式的。
《生活周刊》：如果可以，你会安放什么样的城市雕塑？
林选泉：雕塑一旦被放置到城市公共空间，就不再仅仅是给艺术家欣赏的，要能够雅俗共赏，当然，雕塑也要有精神内涵，“宁缓勿急、宁少勿多、宁缺勿滥”。
程乃珊：不一定要有多强的艺术性，但一定要有亲和力，能够反映市井的生活。举个例子，香港就有一组群雕叫做“忙碌的香港人”，里面的人有的在打电话、等地铁、卖报纸等等，很生动。市井风情不一定就像很多人所说的那样是“俗气”，城市雕塑与美术馆、艺术展览馆的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顾晓鸣：优秀的城雕一定要和活动的人有动态配合。城雕一共分为三种：永久性的；互补性的，也称哑剧性的，需要依靠活动的人来补充雕塑的完整性；临时性的，即你可以用泡沫、黄沙、冰块制造城雕，尽管只能放一段时间，但能让普通人能够充分参与到城雕中来，成为其一部分。
郑重:我认为什么类型并不重要，因为我们面对的观众对城雕的欣赏角度各不相同，只有经得住时间的考验才是好的雕塑。在东京
和纽约的街头我们到处都可以看到城雕作品，虽说有的作品略显幼稚，但不乏优秀作品，尤其是经过时间洗礼的。
1.最初的“打电话少女”和目前的形象有所不同
15年的4次轮回
1996年，“打电话少女”落成，这是淮海中路上第一座铜像雕塑，一露面立即赢得了市民的喜爱，但是何勇怎么也没想到这一位年轻女孩却命运多舛，在这15年，经历着一系列的遭难：
1998年，“打电话少女”被发现倒在地上，推测可能为盗窃未遂；
1999年5月18日，铜像被重新铸造，玻璃钢被换为铸青铜，高1.70米，重约350公斤；
2000年春天，“打电话少女”铜塑被拾荒者盗走，并被轧成了碎块卖给了废品回收站。4年后案件被侦破，盗窃者分别被判处10年和12年有期徒刑；
2000年5月26日，49岁上海市民方宝琪向《市民周刊》写信呼吁《打电话少女》归来、愿意出资重铸；
2006年，由原作者重新制作的新铜像放回原址，“打电话少女”又回到街头；
2008年1月，铜像电话架上的“电话机”又不翼而飞，后被确认为遭窃；
2010年1月27日，新“电话少女”拦腰被截……一次又一次，淮海路的“少女”在哭泣。
在这其中，有个小小的细节值得关注，2006年重生之后，何勇在新的电话机上加上了数字和文字，“1996年2月—2006年3月”、“美好”、“遗失”、“期待”、“关爱”、“温暖”、“重生”。“这些都是我这么几年来创作的心路历程，其中最值得关注的字眼就是重生，而没有用复原。”何勇告诉记者。
因为在何勇的心里，重生的不仅是这位妙龄少女，更是他对城市雕塑的思考。
“这几年《打电话少女》不断变化，其实已经远离当时的设计初衷，再也不是我心目中的那个少女。”
2006年，重生后的“少女”从原先黄铜的材质改成了银白色的镍白铜，尽管镍白铜的铸造难度非常大，但产生的效果则更加新颖时尚。从人物造型上上衣从有袖变成无袖样式，头发和裙子也随风飘扬，更加通透和灵动。
但在这背后，却有个不为人知的细节，上海油画雕塑院发展部黄建刚向记者透露，偷盗后，相关部门找到何勇，希望他在一个月里重铸少女，执着的何勇拒绝后，相关部门又找来了其他艺术家，因为版权等问题，众艺术家都不敢“接盘”。黄建刚说，“这件事情何勇与他们闹得很僵，他是个执着的人，他想做的事情一定做好，要一年完成的事情，他绝不会在半年内马虎完成。”
何勇的执着，在如今的艺术圈是少之甚少，朱国荣一针见血指出，现在的一些雕塑家只图快，“拿来主义”思想严重,没有自己的主导思想,缺少原创性,互相抄袭,构思雷同。我们的城市需要文化,我们的城市雕塑要有个性和品位。急功近利是做不出好作品来的。
谈起这一切何勇非常不快，“《打电话少女》不仅仅属于我作者个人，是属于所有喜欢他的人。从感情上说，我对该雕塑有着最直接的思索；从质量上说，只有我最有可能还原原作。”但是现实的残酷让他很无奈。
南橘北枳，城雕亦然
现实的残酷，让何勇对城市雕塑望而却步，同时也让杨冬白心灰意冷，因为在《玉兰印象》搬离之后的半年里，杨冬白特地带着照相机去寻找那朵心中的玉兰，“虽然有关部门和我说火车站要改造整修，但是在我看来，唯一变的就是我的《玉兰印象》换成了一个钟的雕塑。”
对于这一切，杨冬白也有自己的认识，“现在的城市雕塑都有自己的圈子，即使再好的朋友，在利益面前，谁都不肯让步；除此之外就是甲方工程，如果你不会应酬，搞关系，做纯艺术没有人会理睬你。”
在这样的现状下，何勇选择做人物雕塑，而杨冬白也转而做架上雕塑。谈及当今上海的城市雕塑所面临的问题，杨冬白认为，“现在的城市雕塑还是停留在命题作文，留给雕塑家创作时间少，空间更小。这和日本的情况完全不一样，日本艺术家都是在一个特定空间内任意发挥，甲方会非常尊重雕塑家的想法，但是在中国，要是碰上一个稍懂艺术的甲方，那这是件走运的事情。否则，这件作品到最后就成为了一个不断妥协的产物。”
“城市公共空间需要面向市民开放，并传达出现代文化理念的艺术作品。”在朱国荣看来，城雕作为一种命题创作，能留给艺术家的发挥空间小。“雕塑家需要一种坚持，艺术的观念会慢慢改变如今功利建设的现状。”
世博浦东园区公共空间总设计师林选泉认为，当下中国城市雕塑存在的一个最主要问题，就是城市雕塑与所在城市空间的脱节。城市雕塑的特殊性决定了它与城市空间关系非常密切。城雕归根到底是一种环境艺术，它涉及到建筑、园林、道路、广场等各方面因素。所以，一座成功的城雕，必然是处在合适的环境中，来显示出它的美，起到点景，衬景的作用。比如，我们如果把布鲁塞尔的名作《撒尿的男孩》、罗马城的象征《母狼》一模一样地搬到上海来，也不会有如此大的名气。这两件作品只有放在那个地方，那个环境才有意义，把两个雕塑调换一下，也不可能有名。中国古代有“南橘北枳”的故事，在南方为橘，到了北方只能为枳，这个故事非常适合讲城市雕塑，城市雕塑与环境的关系就有这样的特点。
2.何勇的“蓝调”曾是衡山路酒吧街的一景
个性与共性之间的冲撞
社会学家顾晓鸣告诉记者，在法国塞纳河旁，以一个普通农民为创作主题的雕塑屡见不鲜，那么在我们国家，我们是不是也能把陕北那种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作为雕塑的主人公呢？还有广大农民工，他们的群像能不能成为时代的表情被我们这样记录下来呢？城雕本身没有生命，但却是城市灵魂所在。艺术家不能凭空创造一件雕塑，其创意一定来源于某种人类的集体精神，然后通过雕塑把这种精神物质性外化。好的城市雕塑作品中，社会价值比艺术价值更重要，共性比个性更重要，公众的普遍认同比雕塑家个人的喜好更重要。城市雕塑面对的是广泛的社会人群，它好不好，人们喜不喜欢，不完全是雕塑家所能够决定的，还是要看它与这个城市机缘，看时间的孕育。
学者葛红兵认为，城市雕塑需要打开灵魂，拥抱世界。葛红兵在英国担任客座教授期间，曾经有一次在罗素广场发现了圣雄甘地的雕塑，这在当时的他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为一个曾经坚决反抗自己的人立雕塑。但其实这这就是一种世界性，是打开民族胸襟的最好表现。此外，葛红兵认为城市精神的融合也非常重要：要体现人和建筑的关系，人和消费的关系，人和工作之间的关系。有些我们所谓的城市雕塑，实则是农村雕塑，例如现在很多大楼门前的石狮子，还有那些常见于城市角落的各种石兽雕塑，那体现的是农耕文明下的图腾和崇拜，而远离现代理性的城市文化。再者，葛红兵觉得城市雕塑的团体不该局限于艺术家、美术家和雕塑家们的小众，而应该面向各个领域各个学科，就像他在上海大学创办创意写作研究中心的同时又参与了世博会中国馆的创意策划。因此今后城雕的设计，诸如历史学家、社会学家甚至文学家都能参与其中，所以他建议应该由市政府，由人大来帮忙牵头，组织大型调研，综合参与来共同完成对于城市雕塑的创作。
对于“打电话的少女”、“玉兰印象”人们或许可以有很多解读。作为城市文化的名片，城雕可以展示和提升城市精神；同时，城市文明程度也在城雕上留下了或深或浅的烙印。《打电话少女》在曲曲折折遇难之后，我们看到了市民对于这座雕塑的喜爱，有位摄影爱好者特地写信给媒体，也许这样的举动在这个高1.70米，重约350公斤的雕塑面前，显得微不足道；但是从一个侧面，我们看到了好的城市雕塑的魅力，她牵动着这座城市所有人的心，她与这个时代共呼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