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亚法
我说的“天公”，决不是指老天或者苍天。他是台湾后辈学人对黄天才先生的尊称。
黄天才，广西阳朔人，中华民国资深报人，曾任《中央日报》社长；中央通讯社长，董事长；著有《新闻人物访实录》、《中日外交的人与事：黄天才东京采访实录》、《世纪宋美龄：走过三个世纪的传奇》、《劲寒梅香：辜振甫人生纪实》、《从叛逆少年到名人本因坊：林海峰围棋之路》、《我在38度線的回忆》……
天公一生，学力如海，著作等身。他在驻日当特派员的二十六 年间，正是张大千滞留国外，穿梭巴西、美国和日本之时，由此，他和张大千结下了很深的友谊。
我说的“天公”，决不是指老天或者苍天。他是台湾后辈学人对黄天才先生的尊称。
黄天才，广西阳朔人，中华民国资深报人，曾任《中央日报》社长；中央通讯社长，董事长；著有《新闻人物访实录》、《中日外交的人与事：黄天才东京采访实录》、《世纪宋美龄：走过三个世纪的传奇》、《劲寒梅香：辜振甫人生纪实》、《从叛逆少年到名人本因坊：林海峰围棋之路》、《我在38度線的回忆》……
天公一生，学力如海，著作等身。他在驻日当特派员的二十六 年间，正是张大千滞留国外，穿梭巴西、美国和日本之时，由此，他和张大千结下了很深的友谊。
张大千在日本印刷出书，购买笔墨颜料，以及与日本艺术家之间的人事活动……均由黄天才代为打理和沟通；张大千的最后杰作，为日本华侨商会会长李海天画的《庐山图》，就是黄天才做的介绍人；当张大千得知京剧演员郭小庄急需一副戏装水袖时，就托黄天才在日本定制，然后急速由中华航空公司运往台湾……他俩的友谊，一直维持到他参与张大千的治丧委员会，送张大千的骨灰到摩耶精舍的“梅丘”封厝为止，长达二十余年。
我和天公相识于二〇〇九年一月，那时台湾历史博物馆老馆长何浩天先生仙逝，我去台湾奔丧。那时我的《张大千演义•海外篇》刚完成，为了写第三部“归根篇”的需要，我急需要找张大千归回台湾后的一些知情老友采访。承蒙张大千学生孙家勤先生的介绍，在台北市济南路“永丰金融投资公司”的办公室见到了了天公。
那时他已经退休。据他自己介绍，在一家朋友开设的公司帮忙，这是朋友给他留着的办公室。
办公室很阔气，墙上挂着名人字画，红木案台上摆着几对瓷瓶。红木写字台放在办公室的中间，我坐在他对面，陪同我的罗旭彰先生在一旁录像。
那天天公很高兴，谈起他和张大千的往事时，娓娓道来，毫无倦意。临别时，他送我一本北京明轩拍卖公司的图录，说他最近拍掉了一批收藏多年的扇面，其中有不少是大千早期的作品。那天他谈锋甚
健，一直到天黑还不让我走。他那宝贵的回忆我都做了录音，留待我写第三部《张大千演义•归根篇》时所用。
今年年初，听说他的新著《张大千的后半生》出版了，我又去台湾拜见他。
那天他在电话中的声音很孱弱，说近期体衰多病，正患感冒，在看医生，问我何时离台，我说还有五天。他说希望我离台前一天给他电话，设法见一次面。
临走前一天，我给他电话。他抱歉地说，他住院了，如果我不介意的话，希望到台北长庚医院的病房里和他见面。
我敲开病房的门，天公和他的夫人已经等候在那里了。
一年多不见，天公虽然面带病容，但谈兴依旧，他跟我谈撰写《张大千后半生》一书的甘苦，自诉岁月无情，和大千熟悉的老友已经存世不多，为此他再体力不支，也要坚持把书写完。他送我签名赠书，还托我带书给大陆的张大千子侄，以及几位研究张大千的专家，郑重、李永翘、杨诗云、曹公度、曾迎三……
那天我怕过多消耗老人的体力，于是把主要的事情谈完后，就告辞了。从告别的眼神中看出，他还有许多话要跟我说，是啊，老人病中的孤寂是可以理解的。
上个月，我又去了台湾，老人在电话中听到我的声音，非常高兴。他告诉我，按中国的虚岁计算，今年已经九十岁了，自觉体力日非，没有人搀扶已经站不起来了，欢迎我下午三点后去她家中，因为午睡后精神比较好。
我是和罗旭彰先生吃午饭时给他通的电话。他约三点钟见面，眼下还有两个多小时的空闲。罗先生知道我有逛旧书摊的癖好，牯岭街和罗斯福路的几家旧书店是我常去的地方，正好牯岭街离天公的住所不远，我们决定去那里消闲。
这几年台湾的旧书行业，日益萧条，原先生意兴隆的书店，每年都在关闭。前几年我牯岭街去淘书，认识了“松林书局”的老板蔡先生，一位近八十岁的老人。和他聊天，他一开始就埋怨当今所谓博士政要，如陈水扁之流，讽刺他们没有国学常识，个个狗屁不通，还喜欢卖弄学问，附庸风雅。他问我大陆的情况，我告诉他，大陆官员的素质比台湾更为不如，四九年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已经把中华民族三千年的传统文化拦腰斩断，有正义感的读书人已经被赶尽杀绝了，眼下重用的都是大大小小的郭沫若……
老人听罢，黯然不语。
今次我路过蔡先生的书店，只见大门紧闭，给人“去年今日此门中”的惆怅，我默祈他老人家身体健康。
一路浏览，来到牯岭街稍头的“书香城”书店，进门看见两大捆“传记文学”，堆在一旁，约摸八十来本。我问主人价格，答曰，每本八十元。我粗略翻了一翻，因不是全套，也就放弃不恋。
“传记文学”，是台湾一份知名的历史文学月刊，由刘绍唐先生于一九六二年创办，犹如大陆中央文史馆出版的“文史资料选辑”一样，登载了许多自传、评传、年谱、回忆录、名人日记、照片……不过内容比大陆出版的翔实可靠，因为它没有经过有关单位的“政审”。我初来澳洲，仅管手头拮据，但两本杂志是必买的，一本是“大成”另一本就是“传记文学”，后来因有事回国，把这些书和字画寄放朋友家中，回澳后屡次催讨，久索不还，碍于脸面，只能徒呼何何。
于是收集全套“传记文学”是我一大心愿。
下午三时，我在罗旭彰和彭朝光兄的陪同下，准时来到天公府上。
天公偃卧榻上，因为不能起立迎接我而表示歉意。
一阵寒暄过后，他谈起了对自己多年搜集资料和藏书的处置问题，说关于张大千的资料已经答应捐给羲之堂出版公司了，多年的藏书，前不久也给一家旧书店收去，说这话时，脸上露出一种无奈和不舍。
说罢，他在护理人员的搀扶下，带领我们三人参观他的书房。
书房里书去架空，一片凌乱，从写字台的积尘看，他已经好久没有办公了。
他痛惜地说：“书店的姐弟两人，从这里拉去了整整七车的书。”说着又轻轻地补充一句，“我老了，已经没有时间读这些书了。”
我听罢颇为凄凉。
我扫视四周，只见空旷的书橱顶上，还孤零零的横着一排全套的《传记文学》。
我不由问：“这套书，书店怎么没有收去？”
他苦笑道：“书店老板说，店里还有几套存货，没有卖出去，所以不收了。”
我心头一亮，真遇上了“人在灯火阑珊处”，便抑住欣喜问：“天公，你想要多少钱出让……”
“不要钱，最好现在马上有人拿走，我正担心剩下的残书没人收拾。” 天公接口道。
“不行，无功不能受禄，您老开个价吧？”我不好意思道。
“什么开价，你现在就拿走，我还要感谢你呢。”
几经谦让，我恭敬不如从命，接受了老人的馈赠。
他见我答应了，说：“这套书还缺几本，是我查资料时，用后没有及时放回原处，等我叫人找齐了，一同送给你。”
我接受了他的馈赠，使他松了口气。他关切问：“你什么时候来取书。”
在一旁的罗旭彰兄接口道：“现在就取。”
正是巧极了，我每到台北，总由罗旭彰兄开着一辆工具车，带着我四处游荡，想不到眼下正好派上用处。
在一片道谢声中，罗先生和彭先生帮我把书搬上车。
出得门，我嘱咐罗先生，把车直接开往邮局，将书寄往我澳洲的“食薇斋”寓所，因为那里没有文化特务，可以自由治学。
一次偶尔的拜访，想不到意外得到我追遂多年的全套《传记文学》。我解释不清是什么因由，使我得到这份福报，莫非是我花几十年的功夫研究张大千，是他老人家的在天之灵，在九泉牵线……莫非是佛陀说的“因缘”；莫非是……
我又想起了人生的无常，聚散的无奈，想当初天公为了收集这些书，一定花费了不少精力，和每个书籍爱好者一样，集腋成裘，得之欣喜，甚至秘不示人，然而然而的一切，又坠入九九归一的黑洞……
我想不出用什么话来感谢天公的赏赐，在回澳洲的飞机上，我作了一首打油诗，聊作对天公的感谢吧——
我盼天公似彭公，八百高寿南山松，
我劝天公重抖擞，秉笔千秋写大风。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十二日
我和天公相识于二〇〇九年一月，那时台湾历史博物馆老馆长何浩天先生仙逝，我去台湾奔丧。那时我的《张大千演义•海外篇》刚完成，为了写第三部“归根篇”的需要，我急需要找张大千归回台湾后的一些知情老友采访。承蒙张大千学生孙家勤先生的介绍，在台北市济南路“永丰金融投资公司”的办公室见到了了天公。
那时他已经退休。据他自己介绍，在一家朋友开设的公司帮忙，这是朋友给他留着的办公室。
办公室很阔气，墙上挂着名人字画，红木案台上摆着几对瓷瓶。红木写字台放在办公室的中间，我坐在他对面，陪同我的罗旭彰先生在一旁录像。
那天天公很高兴，谈起他和张大千的往事时，娓娓道来，毫无倦意。临别时，他送我一本北京明轩拍卖公司的图录，说他最近拍掉了一批收藏多年的扇面，其中有不少是大千早期的作品。那天他谈锋甚
健，一直到天黑还不让我走。他那宝贵的回忆我都做了录音，留待我写第三部《张大千演义•归根篇》时所用。
今年年初，听说他的新著《张大千的后半生》出版了，我又去台湾拜见他。
那天他在电话中的声音很孱弱，说近期体衰多病，正患感冒，在看医生，问我何时离台，我说还有五天。他说希望我离台前一天给他电话，设法见一次面。
临走前一天，我给他电话。他抱歉地说，他住院了，如果我不介意的话，希望到台北长庚医院的病房里和他见面。
我敲开病房的门，天公和他的夫人已经等候在那里了。
一年多不见，天公虽然面带病容，但谈兴依旧，他跟我谈撰写《张大千后半生》一书的甘苦，自诉岁月无情，和大千熟悉的老友已经存世不多，为此他再体力不支，也要坚持把书写完。他送我签名赠书，还托我带书给大陆的张大千子侄，以及几位研究张大千的专家，郑重、李永翘、杨诗云、曹公度、曾迎三……
那天我怕过多消耗老人的体力，于是把主要的事情谈完后，就告辞了。从告别的眼神中看出，他还有许多话要跟我说，是啊，老人病中的孤寂是可以理解的。
上个月，我又去了台湾，老人在电话中听到我的声音，非常高兴。他告诉我，按中国的虚岁计算，今年已经九十岁了，自觉体力日非，没有人搀扶已经站不起来了，欢迎我下午三点后去她家中，因为午睡后精神比较好。
我是和罗旭彰先生吃午饭时给他通的电话。他约三点钟见面，眼下还有两个多小时的空闲。罗先生知道我有逛旧书摊的癖好，牯岭街和罗斯福路的几家旧书店是我常去的地方，正好牯岭街离天公的住所不远，我们决定去那里消闲。
这几年台湾的旧书行业，日益萧条，原先生意兴隆的书店，每年都在关闭。前几年我牯岭街去淘书，认识了“松林书局”的老板蔡先生，一位近八十岁的老人。和他聊天，他一开始就埋怨当今所谓博士政要，如陈水扁之流，讽刺他们没有国学常识，个个狗屁不通，还喜欢卖弄学问，附庸风雅。他问我大陆的情况，我告诉他，大陆官员的素质比台湾更为不如，四九年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已经把中华民族三千年的传统文化拦腰斩断，有正义感的读书人已经被赶尽杀绝了，眼下重用的都是大大小小的郭沫若……
老人听罢，黯然不语。
今次我路过蔡先生的书店，只见大门紧闭，给人“去年今日此门中”的惆怅，我默祈他老人家身体健康。
一路浏览，来到牯岭街稍头的“书香城”书店，进门看见两大捆“传记文学”，堆在一旁，约摸八十来本。我问主人价格，答曰，每本八十元。我粗略翻了一翻，因不是全套，也就放弃不恋。
“传记文学”，是台湾一份知名的历史文学月刊，由刘绍唐先生于一九六二年创办，犹如大陆中央文史馆出版的“文史资料选辑”一样，登载了许多自传、评传、年谱、回忆录、名人日记、照片……不过内容比大陆出版的翔实可靠，因为它没有经过有关单位的“政审”。我初来澳洲，仅管手头拮据，但两本杂志是必买的，一本是“大成”另一本就是“传记文学”，后来因有事回国，把这些书和字画寄放朋友家中，回澳后屡次催讨，久索不还，碍于脸面，只能徒呼何何。
于是收集全套“传记文学”是我一大心愿。
下午三时，我在罗旭彰和彭朝光兄的陪同下，准时来到天公府上。
天公偃卧榻上，因为不能起立迎接我而表示歉意。
一阵寒暄过后，他谈起了对自己多年搜集资料和藏书的处置问题，说关于张大千的资料已经答应捐给羲之堂出版公司了，多年的藏书，前不久也给一家旧书店收去，说这话时，脸上露出一种无奈和不舍。
说罢，他在护理人员的搀扶下，带领我们三人参观他的书房。
书房里书去架空，一片凌乱，从写字台的积尘看，他已经好久没有办公了。
他痛惜地说：“书店的姐弟两人，从这里拉去了整整七车的书。”说着又轻轻地补充一句，“我老了，已经没有时间读这些书了。”
我听罢颇为凄凉。
我扫视四周，只见空旷的书橱顶上，还孤零零的横着一排全套的《传记文学》。
我不由问：“这套书，书店怎么没有收去？”
他苦笑道：“书店老板说，店里还有几套存货，没有卖出去，所以不收了。”
我心头一亮，真遇上了“人在灯火阑珊处”，便抑住欣喜问：“天公，你想要多少钱出让……”
“不要钱，最好现在马上有人拿走，我正担心剩下的残书没人收拾。” 天公接口道。
“不行，无功不能受禄，您老开个价吧？”我不好意思道。
“什么开价，你现在就拿走，我还要感谢你呢。”
几经谦让，我恭敬不如从命，接受了老人的馈赠。
他见我答应了，说：“这套书还缺几本，是我查资料时，用后没有及时放回原处，等我叫人找齐了，一同送给你。”
我接受了他的馈赠，使他松了口气。他关切问：“你什么时候来取书。”
在一旁的罗旭彰兄接口道：“现在就取。”
正是巧极了，我每到台北，总由罗旭彰兄开着一辆工具车，带着我四处游荡，想不到眼下正好派上用处。
在一片道谢声中，罗先生和彭先生帮我把书搬上车。
出得门，我嘱咐罗先生，把车直接开往邮局，将书寄往我澳洲的“食薇斋”寓所，因为那里没有文化特务，可以自由治学。
一次偶尔的拜访，想不到意外得到我追遂多年的全套《传记文学》。我解释不清是什么因由，使我得到这份福报，莫非是我花几十年的功夫研究张大千，是他老人家的在天之灵，在九泉牵线……莫非是佛陀说的“因缘”；莫非是……
我又想起了人生的无常，聚散的无奈，想当初天公为了收集这些书，一定花费了不少精力，和每个书籍爱好者一样，集腋成裘，得之欣喜，甚至秘不示人，然而然而的一切，又坠入九九归一的黑洞……
我想不出用什么话来感谢天公的赏赐，在回澳洲的飞机上，我作了一首打油诗，聊作对天公的感谢吧——
我盼天公似彭公，八百高寿南山松，
我劝天公重抖擞，秉笔千秋写大风。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十二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