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亚法
老了，老眊昏花，常把细小的东西看走眼，一次在吃咸肉丝菜面时，浇头上叮着一只苍蝇，颜色和切碎的雪里蕻咸菜相似，一瞥之间，引发出我一段童年的回忆——
说这段故事，必然要提到我那位，外号叫“耷鼻涕”的表弟。
耷鼻涕是我姨妈的儿子，按传统算，与我是货真价值的“中表之亲”。姨妈夫妇是一对老实的农民，家里孩子多，那年头生活过的非常贫苦，由于营养不良，那位表弟得了鼻炎，无钱治疗，落下了耷鼻涕的病根。
无锡人好把别人的生理缺陷当外号，如把华均彦叫做“瞎子阿炳”，把某人叫做“翘脚阿大”、“驼背 阿福”……于是“耷鼻涕”也就成了我那位中表的大号。
那天耷鼻涕和我一起去舅婆家（无锡人称呼“外婆”为“舅婆”），舅婆不在，舅公在家。
舅公是一位储着八字胡子，神情严肃，不苟言笑的人，而且出手奇快，在他身旁，言行稍有不慎，冷不零丁就会给你一个暴栗。
舅公的暴栗是出名的，据母亲回忆，她七岁时，除夕夜跟随舅公贴门联，由于红纸背面的浆糊没有涂匀，中间鼓了起来，母亲嘴快，说“像癞团（无锡话：蛤蟆，乡贤吴稚晖常有此语）肚皮”。话音未落，一个暴栗飞将过去，给她留下一个启蒙时的不灭记忆；走到二重门时，她又将门楣上的“大吉”读成“大古”，于是又被飞将了一次。
直到几十年后，当母亲自己做舅婆时，还经常提起那些往事。
我是长子，上面是两个姐姐，凭着天生的那个小葫芦，在家中得宠得很。一次舅公来我家作客，吃饭时我坐在他右面。刚举箸，和他的筷相碰，他发现我左手持筷，突然八字胡子一翘，“哼”的一声，暴栗随即而下，就此把我左手持筷的习惯扭转过来，以致我到今天虽是左撇子，但持筷和执笔，用的却是是右手。
那天是中午时分，舅婆不在，舅公见我俩还没吃饭，便亲自下厨煮面条。我俩怕他的威严，只敢站在灶头旁，静静地看他操作。
灶头上有几个死苍蝇，那是舅公无聊时，用苍蝇拍子打下的，由于他年老眼花，没有拣干净。
等起面条时，我看见他的筷子上粘着一只死苍蝇，便惊呼起来：“舅公，筷头上有只死苍蝇！”
舅公望了一眼，淡淡说：“是咸菜屑。”
“不是，是只苍蝇！”我坚持道。
舅公又瞟了一眼，还是淡淡道：“是咸菜屑。”
“不是，是苍蝇！”我放大声音说。
舅公自知眼力不好，把筷子递给离他较近的耷鼻涕看。
筷子离我也近了，我清晰地看见筷头上粘着一只和雪里蕻咸菜颜色一样的死苍蝇，于是指着说：“这不是苍蝇嘛！”
这时耷鼻涕对着筷子没有说话，只是在审视舅公的脸色。
舅公问耷鼻涕道：“我看是咸菜，你看看是不是苍蝇？”
耷鼻涕竟然鼻子一抹，不假思索回答：“舅公，是粒咸菜。”
“我说嘛。”舅公收回筷子自语道。
“不是，是苍蝇！”我不明白耷鼻涕为什么要这样说。
“我话音还没落，随着舅公的责怪声，一个暴栗随即赏来——“跟你娘一个样，七嘴八舌！”
童年时和耷鼻涕表弟相处的戏剧性的一幕，就这样结束了，但给我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我和耷鼻涕最后一次见面记得是文革后期，他来我家过年。吃年夜饭时，他动员我家三弟入党，说入了党可以升官，有很多好处。三弟不同意他的观点，两人争吵起来，最后三弟脾气大，掀翻了桌子，拂袖而去。
我和耷鼻涕已经几十年没有见面了，只是听说他在文革中表现好，入了党，当上了公社干部，接着又被报送当工农兵学员，上了大学。由于他出身好，根正苗红，读书成绩优秀，被校党委书记相中，当了他家的乘龙快婿。八十年代出国热，在老泰山的护佑下，夫妇俩带着孩子，前往澳洲，仨仨留学，不久得了博士后的学历，旋即“动乱潮”起，仨人滞留澳洲，几年后全家成了澳洲公民，如今事业有成，在一家研究所工作，还经常把老岳父接来探亲，在资本主义社会，过着幸福的生活。
而我呢，正如当年舅公责怪的，依旧“跟我娘一个样，七嘴八舌”，坚持苍蝇是苍蝇，咸菜是咸菜，绝不含糊！
瑞士心理学家荣格说：“性格决定命运”，此言不虚，我年过甲子，越发信然！
二〇一四年七月二十四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