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生平第一次出庭
2015.8.17.下午1：30从家里出来，找一个坐落在某路和某街交汇处的法庭，GPS把我们引向ALBERNY购物中心。周围都是商店，哪儿来的法庭？无奈老伴儿只好走进麦当劳打听。正在做清洁的小伙儿很专业，透过落地玻璃窗指着方向，说要转过两个转盘，但具体“不怎么好表述”。老伴儿理解很到位，明白了他的意思，最终在商业中心的边缘，找到了新西兰北岸民事法庭大楼。
和新西兰其他政府部门一样，法庭大楼没有带铁闸的院门，没有站岗的哨兵，进进出出的人们既不严肃也不悲伤，和逛商场的没什么区别。从停车场的一端走到另一端，近百台车的容量竟没一个闲位。在车场最里面慢慢抹过车头，突然发现前面有一台车要走，正所谓来得早不如来得巧，我们马上过去补位，提前10分钟走进大楼。
一楼满走廊都是人，我们该去什么地方？转了一圈发现有四个法庭，有法律援助办公室以及相关的部门。法律援助办公室开着门，一位秃头大哥在处理案头工作，老伴儿拿法庭的信给他看，他告诉我们在二楼并告知楼梯的位置。上楼后发现保险公司的哥儿们早已侯在这里，见到我们仿佛见到老友般寒暄。说这是他今天的第二起听证，本周他要参与八起案例，原来他就是传说中的“职业原告”。随后介绍了一些技术上的细节：进门后我们坐在右手边，被告坐在左手边，法庭还配备了翻译。我的心忽的一下提起来了，不是问几句话就完事了吗？干嘛原告、被告、法官，整的和真的似地吓人。
两个月前收到法庭信件，说发生在年初的一起汽车追尾事件，肇事者拒绝赔付修车费用，被保险公司告上法庭。作为当事人，我必须出庭作证。虽然这是肇事方和保险公司的纠纷，我只是证人，但一辈子没和法院、警察打过交道，加之某些特定的成长环境，提起法庭就会莫名的紧张。两个月的等待，让这种莫名的惆怅催生了许多短暂的心跳过速，今天终于要解脱了。
2：00第四厅的大门打开，一位身穿便装的大姐传唤：
“马修先生和陶先生的交通案，当事人都到了吗？”
发现翻译未到，大姐转身关门进屋。正好旁边的房间也开了门，进去的人冲我们点头微笑，“这不是那个老谁嘛，”十几年不见，他怎么也摊上了官司？5分钟后翻译赶到，10分钟后大门再次打开。
这是一间和我家客厅差不多大的房间，正对大门是一个大办公桌，桌上除了办公电脑，还有一个高高的放文件的台子，桌子后面坐着法官，就是刚才开门、关门，凉我们10分钟的胖大姐。面对办公桌有两张小桌子，每张桌前放两把椅子，左边是被告（马修一人），右边是原告（我，保险公司的哥们儿及翻译），老伴儿坐在墙角的一张椅子上，算是旁听。
2.和真的一样
没有全体起立也不用宣誓，没有其他执事类人物宣布开庭，屋里只有这位“法官”，她老人家先询问了老伴儿是不是证人，有没有话要说。老伴告诉她既不是证人也没有话要说，她就开始冲我发话：
“陶先生，你需要本庭译员的逐句翻译还是部分翻译”。
“逐句翻译。”宁可耽误点功夫也不能忙中出错。
“先由陶先生讲述事件经过，马修先生随后，不得打断对方陈述，有疑问随后再提。说话要给翻译留出时间空隙。陶先生你可以在这块白板上画图、挂照片、写任何你认为有帮助的东西。现在开庭。”法官大姐口齿清晰，言辞慎密。
“陶先生，你有事件当事人或证人吗？”
“没有。”
“马修先生，你有事件当事人或证人吗？”
“没有。”
“好，当事人只有你们两位，陶先生请讲”
2015年1月9日下午1时许，我开车行驶在南下1号高速公路GILLIS AVE出口附近，当时堵车速度很慢，有人在后面追尾，下车查看，发现肇事的是一辆红色轿车，我和司机打了个招呼，示意他到前面停下。他起步，我尾随，高速路边紧急停车带没有停，下高速后可以停车的路边也没停，我一直随他来到公共泊车场，这是他的约会地点，他的女朋友在这里等他，我才有机会拦住他。
我很气愤，下车质问他为什么“逃”，他说没有逃，就是停在这里。我接通了儿子的电话，通话中，他对追尾事件表示抱歉，求我原谅，因为他是个学生没有钱，我们互留电话后离开。
和保险公司沟通后，为尽量减轻对方负担，我找了一家报价较低的华人车行。
“他女朋友在车上吗？”法官问，
“不在，她等在泊车场。”
“马修先生请讲”
“2015年1月9日下午5时许（明显有误，保险公司的哥们递给我纸笔），太阳刺眼我有点看不清，不小心撞上前面的BMW。为安全起见，我把车开到泊车场。后面跟来的人气势汹汹，说话声音很吓人，我和他儿子通话后，留下联络方式走开。”
“好，发生在泊车场的故事告一段落，我现在要判断的是撞车的责任，如果我的判断无误，责任方将负责支付保险公司费用，如果拒绝，本庭将采取强制措施。”
法官走到白板前，把汽车被撞前后的照片，用磁石吸在板上，然后写下两行字：法律认定，后车追尾，责任方在后车；肇事方辩解：太阳刺眼看不清。
“照片显示，受伤部位和双方叙述相同，马修先生对照片有疑义吗？”
“没有，我从未推卸责任，但事情发生至今，没有人通知我找车行修车，我修过车，这种伤几百块钱足以，不是现在的一千多元。”
“马修先生，你有保险吗？”
“没有。”
“买保险就是买服务，保险公司有责任让自己的客户尽快修好车，他们没有义务通知你。你了解BMW的修理费用吗？陶先生说得对，这家车行的价格远低于保险公司指定车行的报价。”
“我对报价单这笔开销有异议，我没撞车灯，为什么有修车灯的费用？”
“请你仔细看，哪有换车灯只花几十块钱的，那是为了喷漆卸车灯而产生的人工费用。”
“对不起，是我理解错误。”
“还有什么补充的吗？”法官问，
“没有了。”
“OK，事情很清楚，你是责任方，应该赔付保险公司，请报一个还款计划。”
“我可以还100块。”马修喃喃地说
“是每个月吗？”法官有些不解？
“每周100块。”马修说。
这时保险公司的哥们要求发言：
“考虑到他还在校读书，我们不希望看到还款给他造成压力，更不希望他因此挂科。每周30或50元都可以接受。”
“OK，那就每周30元，四个星期后开始还款。这是一份法庭决议副本，每人一份。休庭。”
前后50分钟，我面前的不再是那位穿着随意的胖胖的大姐，而是一位逻辑严谨、态度和蔼、执法严明的大法官。
3.新西兰民事法庭
一开始坐在法庭上心里很紧张，看到被告整整齐齐准备好的稿子心里合计：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让对方抓住把柄？一个简单的交通肇事，可能出什么幺蛾子现场翻案。我是第一个陈述者，要慎之又慎。我陈述时，除了介绍经过，还刻意强调找了一家比保险公司指定厂家便宜的车行。
马修开始陈述，除了时间有误（他想强调阳光刺眼），其他介绍属实，没有抵赖，只是强调客观原因。我的心彻底放下了，示意不必逐句翻译，我开始转换角色，以旁观者的身份，用心记录法庭发生的一切，我要把它写下来。
这是个讲理的地方，保险公司没有咄咄逼人，本案中的职业原告只是负责收集证据，包括账单、照片、收据等。今天他只说了两句话，一是回答法官问话出示证据，再是马修决定每周交100块的时候，主动告诉他可以少交点。法官也本着尽可能让双方达成共识的宗旨，逐条分析耐心解释。首先回避了泊车场的是非纠缠，直接把问题引向肇事责任，其次是专业知识丰富，依据事实、法理准确判定责任方，对责任方的疑问能给出及时准确的答复，言辞专业但态度和蔼，让当事人心服口服。
新西兰民事法庭，受理两万新币以下的民事纠纷，商家买错东西不给退换、旅行社误导客户假期计划、对牙医的服务不满意、和邻居的修院墙纠纷、房客损坏了房子、汽车肇事等等鸡毛蒜皮事，都是她的服务范围。严格地说，今天这位大姐不是法官，她只是从社区调来的裁判（REFREE）、协调员（但我乐意称她是法官），她也许有法律学位，也许只是受过专门训练。议事厅只有当事人可以出庭，证人需在庭外等候传唤，公众人物和媒体均不得列席。可以带帮助你的人到庭，但不能发言。如果有身体、语言障碍可以请代理人，但这人不能是律师。如果你的居住地在百公里以外，可以通过电话听证，政府付电话费。
这就是民事法庭，新西兰老百姓讲理的地方，这里没有权利阴影，没有族裔优势，警察总长因为坐在朋友车里，对执勤警官打个招呼而惹上嫌疑吃官司；法务部长开车超速被警察罚款；国家总理因为喝咖啡时，和服务员开了个惹人不高兴玩笑险成被告。交通肇事可以来讲理，夫妻纠纷也可以来断官司，所有够不上刑责的“内部矛盾”，都可以找民事法庭讲理。
我问过今天的同伙，法庭执法有力度吗？这位保险公司职业原告，瞪大了一对牛眼，很奇怪地反问，为什么没有力度？如果法庭令不执行，你就触犯法律了。换个角度讲，如果一个人不执行法庭令，他将终身背负不诚信的恶名，找工作、接受教育、做生意、房屋租赁、银行贷款都将受到影响，人的一生尽毁。
回来的路上想了很多，得知马修主修英文，有给他介绍学生的冲动。
2015.8.18.於奥克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