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那九十岁老父亲当年也是“知识青年”
---写在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时
父亲今年高龄90了，至今身体健康，可以料理自己生活起居。最近因为临近抗战胜利70周年，媒体上较多提及中缅印战区的事，在上周给他去电话时，我们也谈及他在二次大战末期在中缅印战区的经历。
父亲从小出生在上海。在他青少年时代，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上海也于淞沪会战后沦陷为日本占领区。我们家虽然位于当时的法租界内，不属日本鬼子直接控制，但是隔条马路就是日控区，日本人对中国人的野蛮残忍行径历历在目，不当亡国奴是他当时的唯一心志。在中国中学上学时，受共产党地下党员的影响，他曾偷偷地打了行李准备投奔延安，却被我祖母拦下。不久后，蒋介石发出了“十万知识青年从军”的号召，一心要打日寇的父亲不顾祖母的反对，和几个邻舍好友搭乘运货卡车奔赴四川从军。从军之后，有几位当时招兵的官员看中了有文化素养的父亲，将其安排到当时中缅印战区史迪威的总参谋部所辖的军法处 （位于印度境内）任文职人员，从而未直接去缅甸打仗。 当时的中国远征军在孙立人将军指挥下与美军并肩浴血作战，在缅甸战区接连打败日寇，解放了大片缅甸领土，同时使缅甸这条通往中国的国际通道保持畅通，为二次世界大战立了功。据父亲说，虽然未直接上战场，短短的两年从军过程中，他也有好几次几乎丧命，每一次都不堪回首。。。
日本投降后，知识青年从军的目的已达到。蒋介石本想用知识青年从军人员补充国民党部队，但在军中和社会上要求让知识青年从军人员复员的强烈呼声下，国民党政府作出决定，按照从军时的规定，知识青年两年期满即可复员。父亲也因此得以退役回到上海。很快在上海找到了一家大公司的工作，过上了不错的生活。不久即与我母亲完婚。曾任史迪威将军的上校秘书和商震将军秘书的刘耀汉还亲自到场为这对新婚夫妇作证婚人，足见父亲在印度时颇受上司青睐。后来国共内战爆发，刘耀汉及父亲在军法处的一些上司均被派赴沈阳战区。他们当时希望已经复员的父亲也一同前往并于提拔，但被我父亲拒绝了。因为日寇已败，已无参军的动机。现在看来，这是一英明决定。后来在蒋介石决定撤退到台湾时，父亲还接到他以前上司的调令，劝他也从上海撤去台湾。但当时父亲在上海生活正是平稳发展之际，他又一次拒绝了。与他只差一岁又十分貌似的弟弟遂冒名顶替去了台湾。我的叔叔在台湾一直都是用的他哥哥的名字直至去世。
解放后，一直到文革前我家生活相当稳定，父亲也未受到冲击。在文革中，他开始受到审查，也被抄过家。他这一段为了抗日而赴内地参加知识青年从军的经历竟成了他的“罪状”，我们子女也跟着背了很多年的黑锅。好在他在国民党部队中一直是文职，而且在国共内战之前已复员，与那些在文革中家破人亡的二战国民党老兵相比，他受到的冲击相对小一些。
在父亲当初响应蒋介石号召“知识青年”从军的二十四年后，没想到，到了我高中毕业，也遇上了一个对知识青年的号召。那是“千万知识青年下乡”。无论是规模和时间长度，都远远超过“十万知识青年从军”那一次。记得，父亲在上海北站送我上开往北大荒的火车时，一语不发，一个人站得远远的，泪流满面。是啊，这位经历过“知识青年从军”的二战老兵，最知道“领袖”对“知识青年”号召的含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