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在史坛转发了一篇南风窗的文章《“遗老”马宾》，把一代名士跃然纸上。用月城的话说“马老对理念的坚守真是令人尊敬的。一身正气，峥峥铁骨。”
对于马宾和吴敬琏这两个宣明对比的两个人，我们没办法撇开复杂的现实。我觉得，
两个都是有想法的人。
两个都有点稍为的极端，代表了两头的大多数。
两个若都能往中间靠一点，成为中间大多数的路线代表，是否对改革的健康发展更有利？
中国的毛刘陈邓路线要修正，这是30年历史进行过的，还在进行。
中国的邓改开路线要不要修正，这是马宾和吴敬琏的最大分歧，也是目前中国经济面对的现实。还非常残酷。
对此，我的观点，
1）邓改开路线必须加于修正。
2）公有制的大作用绝不可消除，而是要加强。这是对加拿大20多年经济败退的反思，希望给中国借鉴。
3）必须在严格法律之下，才能逐步放手权力、约束、市场、交易、所得等等。否则又是摸石头，拿全国搞实验田。
4）必须尊重不同意见的发表。这是基本原则，没有原则的人很少受人尊敬。也不配细论。
5）在原则的基础上，互相讨论，互相修正。--- 对于别人观点不屑一顾的，多为不可用之人，因为他没那种胸怀。
从今天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现状看，
变好了的部分，说明改开的这些方面走对了，要坚持走；目前就不要再改（折腾）了。
变坏了的部分，说明改开的这些方面走错了，必须要改回去；目前就要马上修正，不要再继续错（折腾）下去。
一概否认、一贯坚持都不符合辩证法，也不符合基本的科学思维。坚持自己，是难得可贵的。勇于修改自己，也是难得可贵的。
------------- 附录
南风窗：《“遗老”马宾》，
一个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的强人已经步入暮年，除了倒数着自己那“不知道哪一天就要完蛋了”的倏忽时光，还要泰然面对另一些强人发动的“炮火”。
“我一躺到床上就睡着。我不想自己是不是说了什么错话。错就错了，自己本来就是个错思想，怕什么呢？说了之后你再批判我。批就批，我是死猪不怕开水烫。”
这种偏执使马宾从对立阵营收到了一顶“左的精神领袖”的帽子。曾经的同事吴敬琏更将他打入“旧路线和旧体制的捍卫者”之列。以推崇市场化著称的吴，最近在一篇万言文章中公开批评马宾“开倒车”。
10多年来，马宾无时不在缅怀毛泽东时代。在他的记忆中，那是一个公有制经济昌盛，不脱离群众且世风良好的年代，转眼间，在物质刺激和市场效应下，社会风气败坏，“满目都是假，唯有腐败真”。当此之时，他力呼恢复毛泽东时代治国路线，再来一次“文革”，以清除各种腐败、不公等社会经济现象。
吴敬琏第一个不能答应。今年10月，为纪念新中国经济建设60年，吴在以封面专文形式发表的文章中说，马宾那种利用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煽情将不得人心。
二老相争
马宾曾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副总干事、副主任，退休后担任顾问一职。吴敬琏则先后在这个机构担任常务干事和研究员。
本刊记者向吴敬琏询问了那篇文章的用意。他对马宾及其观点有着强烈的态度。他注意到，在马宾的号召下，全国各地涌现出一批透过网络做出响应的人，“是很有煽动力的”，这让他担心。
虽然吴敬琏与马宾一样，对于腐败等问题有着共同的心情，但他发现马宾为此开出了一剂“毒药”。
“我不主张革命，因为我们这一代人的教训太痛苦了。”他说，“他要求全面回到毛泽东时代，认为是市场经济造成了今天的腐败等问题，实际恰恰相反，这是改革不够深入。”
这不是第一次交恶。数年来，两个人在字里行间不时批驳对方。对吴敬琏，在市场经济进程中，马宾就像面前一堵障碍，需花费巨大精力去战胜。尽管没有人怀疑中国的市场经济依旧在推进，他的忧虑却一点没有减少。
“你看看，现在的国进民退现象多严重啊！”他手里端着一杯咖啡，眼睛睁得大大的，一对眼球裹满血丝。
在马宾的追随者那里，吴敬琏的反应被解读成是“右派失势的前兆”。退役军官李森说，“他这次为什么这么大动干戈？现在中央上层看到美国的经济危机状况，右派的一些东西可能要流产，‘大盘’不景气，很着急。”
马宾与吴敬琏闹翻，也就是这十多年的事情。当初，反对通货膨胀和腐败方面，他们有高度共识，很谈得来。但马宾后来认为通胀和腐败是由市场引起，吴对此不同意，他坚持，“中国的问题必须通过市场化来解决。”
在中国，吴敬琏是对股份制改革极热衷的两个经济学家之一，另一个是厉以宁。厉对低通胀和股份制都支持；吴虽反对腐败和通胀，但支持厉以宁的股份制观点；马是三者都不支持。在他眼里，股份制就是资本主义一种表现形式。吴敬琏对股份制的立场让他感到不满，并找吴谈了这个问题，但没有谈拢。最后，吴和厉一同进了马宾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名单。
在早些年，马宾与吴敬琏还有着共同的人际圈。吴敬琏的老师、老一辈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是马宾的故交。1930年代，孙在上海从事工人运动，是秘密党员，被抓捕过一次。出狱后穷困无着，受到当时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马宾接济。
1983年，孙冶方去世。中国经济界的最高奖项“孙冶方经济科学奖”基金于同年设立。根据相关资料记述，筹款清单上，马宾一次捐了2983.67元，是额度仅次于荣毅仁和薛暮桥的个人最高捐赠之一。自从1984年第一届颁奖以来，吴敬琏迄今连续5次获得该奖。
马宾捐出的近3000元钱，是抽空翻译美国经济学家劳埃德·雷诺兹的两本书所得的全部稿酬。问他为什么要捐这么多，他说不认为那笔钱是自己的，“我有工资，我认为有工资以后就不应该拿别的钱。除了工资以外，自己的生活费用一律不该要公家的。那两本书，也是美国人送给我的。”
现在，马宾和吴敬琏同为孙冶方基金会23人理事会的组成人员之一。
“我也不想和马宾弄出一个什么社会事件，”吴敬琏说，“我们完全没有恩怨。我是跟他讨论这个问题，就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来想一想，他提出的这样一条道路，会给我们国家带来怎么样的后果。”
这么多年来，他不厌其烦地重复反对，就是想消解马宾释放出来的公共舆论辐射力，要让大家理性地去思考这些问题。
两个旧日相识，大相径庭，一个向左，一个向右。这种争执，也许要等到某一方咽气那一刻为止。在此之前，既然压不倒彼此，只有努力稳住阵脚，争取信众。
“他以前是我们的研究生。以后到了美国，拜了美国，就胡说八道、朝三暮四，”马宾说，“我已经不屑于跟他争论了。”
96岁的马宾住在万寿路的部长大院里，现在处于近乎半瘫痪状态。20多年间，一次骑车出门办事，一次出门散步，先后把两条腿摔断。拖着半截不听支使的身子，起立挪动之间异常吃力，但他只愿向家中的阿姨搭一把手借力，对来自旁人的帮助一概拒绝。
“我坚持的也不一定都是正确的，可能完全是错的。因为有辩证法。”老人说，“只要我自己认为是需要坚持的，想什么就说什么。我没有说假话的必要。”
反市场化
改革开放初期，马宾由冶金部常务副部长调任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专职副主任，由于主任一职是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兼任，日常工作实际由专职副主任主持。这是负责制定对外开放政策的决策机构之一。
那时他被外界评价为“思想很解放”。用马宾的话说，自己是支持改革开放的，将此看作是在继续革命。1984年中国经济界的体制改革激辩聚会“莫干山会议”，他是级别最高的自发上山者。这次会议涌现了王岐山、马凯、周小川等一批后起之秀。
“我那时候思想最好、最活，是什么人发表意见，都愿意学习和来往。现在有人认为我很左。必须有左右，没有就不是辩证法，就像开车一样，总要有个左右方向。”
后来他与莫干山会议上一些“鼓吹个人主义、生活乱七八糟又太过骄傲”的人分道扬镳了。一些看不惯的社会现象，也使他一反常态，对市场化道路提出质疑。
马宾的医疗关系在北京医院，按制度每年要检查一次身体。2002年上医院，大夫见他已经八九年没有查体了，要求他全面查一次。他不干。他当时说了气话，“对我们无微不至，对穷老百姓漠不关心。”
火气这么大，是因为一次在医院门口看到一个重病号被拒入院，以及报纸报道有医院怕病人私自出院不付费，竟将病愈病人锁在床上。这深深刺激了他，“社会主义国家竟然能出这种丑事，对这样的行为应依法治罪”。
当年夏天，在北戴河疗养间隙，他提笔写了一篇文章，直呼“农村缺医少药，要求打倒城市老爷卫生部”，“直扣劳动人民的医疗费用，来保证老干部长命百岁，不可取”，“一心为私赚钱的市场经济决不能运用到医疗卫生部门”。
此后，他又对不公平的教育体制提出批评。他的女儿从小学念到大学，几乎没有向家中要一个钱，但之后的教育体制一夜之间“资本主义化”，只培养有钱的或比较有钱的，家庭贫困的就没有机会，“9000万农民的绝大部分子女和城市低收入工人子女排斥在大学之外，这是社会主义教育原则吗？”
他继而提出要打倒城市贵族学校制度。
深秋。坐在冷冷清清的家中，他对本刊记者说，“要改革要开放，不过改革不能无边，开放不能无底。北京有16个城门，你不能16个都开嘛。”
在他的禁忌中，国有企业是最不该打开的一扇“门”。国企改制让他极为上火，这代表了公有制地位的失去，而这本来是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得以确立的根本。
2007年，马宾在一份给全国人大要求纠正国企私有化的上书中签了名，对立阵营指责他组织党内外人士干扰和阻碍改革政策。
“要别人照我说的办，不大可能。但这是一个争取群众的过程，被雇佣的工人、穷人都同意我。”他是太向往工人当家作主的那个年代了。“工人说了算，财产完全应该都是工人的。现在工人只拿工资，财产就由几个头头当家作主了，也不跟工人商量了。”
这个在公有制环境里摸爬滚打大半生的人，阶级意识分明。那些私营企业主，是被他归入资本家行列的。
有关方面找马宾谈话，说他们不应该联名，更不该将信件公开在网上，要顾全大局。他说，我们正是出于顾全大局才写这个信的嘛，公布在网上，“这是信息高速公路，要很好地利用来宣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什么不占领网络这个阵地啊？”
地下工作出身的马宾，实际上并不热衷联名上书。他一般更愿意单独给中央高层写信。感觉不便公开的或上面打了招呼的，他就不公开。上面没有招呼的，一段时间后他才会让人公开。
在部长大院退休的高干中，他是唯一一个还能通过机要渠道与中央保持互动的老人，许多老同志有话要说，要么找到他向中央递信件，要么就拉他联名发表公开信。
与几代领导人的关系，支持了他在老干部阵营中讲话的分量。1930年代，还是地下党成员时，他就与周恩来成了“熟人”。在鞍钢主持工作，毛泽东见到他，干脆将钦定的“鞍钢宪法”谑称为“马宾宪法”。他的复出，则是邓小平极力将他从“文革”泥沼中拔出。此后，在邓小平的支持下，他又开始了一次世界性范围的工业考察。
1979年，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成立，马宾任专职副主任，同事中还有汪道涵和周建南。前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1980年后也由一机部外事局局长调任该委副主任。
对于历任领导人，他的态度是支持，但又不迷信。
所以，此后他提出了一系列对于市场经济问题和具体社会现象的异议。公开发声的渠道，一般是在“毛泽东旗帜网”和“乌有之乡”网站，这是两个左派思想言论的网络集散地。
1990年代末期，马宾将主要精力集中在反对市场化上，由点及面地对现有发展模式提出质疑。有些文章公然指向了毛泽东之后的一些中央领导人的治国策略。这些，都被收入他的数本未曾公开出版的自编文集中。
“很需要反思我们的一些政策。现在的确形成了一些利益集团，很多事情就不是讲道理了，是讲利益。”追随马宾的退役军官李森说，“你把道理讲清楚，他的利益就要受损失，所以就必须把一些道理埋没了。马老那些观点有什么错？”
他在守节
在“回到过去”这个问题上，呐喊奔突许久，却原来只是一场纸上风暴，怎么也没能打退资本化步步逼近的鼓点。但要说失败，他又并非没有成功过——终此一生，他也没有同意让自己成为一个有产者。
现在住的逾190平方米的房子，不做装修，格局未变，墙体就那样冰冷地裸露着，简单粉刷的屋顶泛出黑纹。如果全部腾空，这只是一套用旧了的毛坯房而已。
屋内挂着他自己的像，还有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卧房墙上，毫无章法地贴满了各种字画，白求恩像也在其中。
部长大院的房屋，大都经过两次装修。第一次，政府每户补助3万，他没有要；第二次，政府补贴10多万，他仍不要。之后，政府又将这些房子的产权以较为优惠的价格转让给住户，他仍然置之不理。
客厅里两墙书架，是从鞍山买回材料请人打的。旧时在鞍钢工作用的办公桌，也被他用15元钱买回。这张搁在客厅里的粗重厚实的条桌，绽露着一圈圈凝结了的木头纹理，在他眼里再漂亮不过。从前的秘书，已经提前向他要了这张桌子。当他死后，除了这张桌子可以随便处置，房屋将被政府收回。
这样活着，仿佛是为了守节。他说，“无产阶级的定义就是没有私有的东西。”
当然，他也没有抛弃他的群众路线。这个当年的群众工作模范，在两条腿还没有全部摔坏的时候，仍然跑在各地基层，办法是1946年在东北农村工作那一套，“与老百姓同吃、同住、同劳动。瓜菜代啊，什么都行”。
现在耳朵失聪了，行走不便。他就让阿姨出门买菜的时候用轮椅推着自己。部长大院附近有好几个菜市场，他都熟悉。在他眼里，那些卖菜的人赚钱不多、经营艰苦，想发财的思想很鲜明。此时他坚信，穷人想发财正确。那些有钱人都是不正确的。
“现在的人对有钱人不但有意见，还应该打倒啊，”马宾挥舞着右手说，“他们的钱来得不正当。哪来的辛苦赚钱啊？你看我们这里当官的，都是辛苦赚的钱吗？”
在部长大院里，他喜欢跟许多小阿姨接触，连管道检修工人也要想办法接近。他管这些人叫“基本群众”，强调基本群众是最要紧的，“共产党员就是要联系基本群众，而不是去联系那些大款”。
部长大院建于1980年代，集中住着国务院各部委要员们。马宾并不喜欢这个有警卫站岗的住宅区，认为这里面住着的差不多都是一些大官、大款和大腕。当年分给他房子，他就很有意见，结论是这里面高官云集。
“做官怎么会好呢？进城后一些领导人都住得很好，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的作风根本就没有了。住到这里来还能干什么呢？”
63年前，正是由于紧密联系和团结群众建立基层政权，在林彪、陈云等人领导的中共中央东北局系统内，他成了模范人物。在《环行东北》一书中，军旅作家刘白羽以专门篇章写了这个“唯群众”的人。
解放后，在鞍钢担任总经理。不能接受苏联式企业的厂长（经理）独裁管理制，转而推行政治挂帅、大搞合理化群众运动，发动工人参与企业治理。通过这种办法解决了很多问题，他的办公室里也出现“不知多少‘永动机’的发明、建议”。马宾却坚信，这是在正确处理领导与群众的关系，“如果不依靠群众，贪污腐败问题是不会解决的”。
1960年春，毛泽东亲笔批示要求全国各地认真学习鞍钢做法。毛泽东还将之赞誉为“鞍钢宪法”。
“文革”开始后，他却成了运动对象，被拉到沈阳的单人监房里囚禁5年半。要不是周恩来和陈毅分别出来证明，保他清白，不明真相的群众说不定就会要了他的命；或者如果不是邓小平后来亲自点名起复委用，他也可能被这场运动彻底淹没。
但他对这段历史没有什么抱怨。
“我当然冤枉，可群众要求审查我的历史，他们怎么对待我都是对的。”
现在的群众，对这个擅走群众路线的老头已经陌生。1999年元月，86岁的马宾到红四方面军根据地四川老区搞调研，一身打过补丁的新四军旧军袄。老区群众看见了，不相信这个穿着寒碜的老人是老干部，说，“老干部好几千块钱一个月呢，怎么会连衣服都穿不起，别是个假的吧？”
本刊记者两次访问，见他穿的都是带有鞍山钢铁公司字样的白灰色旧工作服。说是鞍钢工人怀念他，改装时特意赠送的。
这种情形连马宾原来的司机都被逗乐，偶尔打趣他说，“马老，你完全是不响应党的号召。党要扩大内需，你一件衣服穿这么多年，还怎么扩大内需啊？”
信徒们
“左派有可敬的人，右派也有可敬的人。如果都像马老这样为了自己的理想和信仰，都是值得尊敬的。”李森说，“现在最坏的就是特殊利益集团，就是腐败分子集团。”
李森与马宾往来已有13年之久，他原来是西北某军区一位上校衔团政委，每年休假都会在马宾家里住上一个月，跟着他起居、学习。这种环境全然不同于每天在官场中吃吃喝喝迎来送往。折服之余，他不想在官场里继续行尸走肉。不久前，转业回到了北京，计划干点有意义的事情。
“我能从他身上感受到一种历史的本质和厚度，没有任何雕饰。”李说，“不跟这个老人接触，我就会沉迷在过去那种生活中。”
结识马宾后，他们每年都要举办一场晚会，内容大致与纪念毛泽东有关。马宾在腿未断、耳未聋之前，必然参加。且每每即席高歌，唱的都是红色歌曲。
那些因共识而在他身边聚拢的人，除了退役军官李森，还有游战洪和张宝印。
游战洪与马宾往来的年头，与李森相仿。一个30多岁的清华大学图书馆副研究馆员。1994年，热衷反腐败探索的一老一少偶然结识。第一面就让游战洪吓一跳，马宾拿出那种500字方格稿纸边听边记，最后和他谈了七个问题，要求继续研究。
那次谈话，被游战洪一字不落记在发旧的记事本上。马宾当时希望找出社会主义腐败现象的表现形式和危害性与古今中外腐败有何同异，以及治理经验，并质疑公检法等反腐败机构为什么不能解决问题。当这些机构陷于空转难以反腐，他又问可不可以动用军队，或把依靠法制和依靠群众结合起来。
这些问题超出了游战洪的专业范畴，差点把他吓跑。马宾建议他从金融大案搜集分类入手，找出发生在中国的1000个金融案件，总结问题，找出对策。那一次，游战洪找到800个案例，编目归类之后，装订成五大卷，用自行车驮到马家去。
马宾要求他多装订几套，送给中央主要领导看。游战洪就又装订了两套，贴进1000多元。那时他每月工资只有600元，有些心疼。马宾问他，“钱是怎么解决的？”他说，“向你学习啊，自己掏腰包。”马宾乐了，“你看，我们这才是真正反腐败。”
那天高兴，他奖励游战洪吃了两个烧饼。
对于反腐败，归根结底，马宾认为就像对付市场化之下的不公不均和国企转制一样，只有发动群众进行阶级斗争才能根治。他开出再来一次“文革”的药方，但游战洪对这个号召出现了摇摆。
“‘文革’10年是一场浩劫，不堪回首，发动第二次，不会有人答应。”游说，“我建议借用内容，但不打二次‘文革’的旗号。”
马宾不同意。两个人在电话里吵了一场。老头说，“行了，以后我们各走各的路。”“啪”一声挂了电话。
这样坚持，是因为“唯物主义者从来不隐瞒自己的观点”。这是马宾惯常表态用的两句话，另一句则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他不懂得像游战洪那样变通。
张宝印对于马宾的支持更为出众一些，是旗帜鲜明毫不含糊的。听说吴敬琏发表了一篇对马宾不利的文章，他被激怒了。
“我想找到‘吴市场’那篇文章，”他说，“我想组织批判他。”
75岁的张宝印，原是海军装备研究院科技委的委员，16年前即与马宾结识了。比游战洪、李森等人年长许多，又经过革命年代，这使他与马宾拥有“共同的信仰”。
“我不是他忠实的支持者，而是他的信徒。”
“人民”的观念、“阶级”的观念、“公有制”的观念，在他看来这些都是根本性的东西，现在却痛心已经“淡化了”，“不提了”，“不要说马老不赞成，以我的经历我也不赞成”。
这个白发苍苍的老人，为了他们的事业，有时会掏钱支持左派的网站，比如“乌有之乡”。这个被吴敬琏讨厌的著名网站，只靠卖点书、收取会费或接受赞助支撑运营。马宾对上面的一些文章很欣赏，经常让阿姨打印下来供自己阅读。他自己写的东西，网站也会拿去用。
张宝印坚信，全世界最终必将实现共产主义。他也希望别人都相信这一点。然而在他欣赏的年轻人游战洪那里，则没有这样的鼓舞。游自认和李森是马宾身边最后的年轻坚持者，要是老头哪一天不在了，他就要做退出江湖，回家种地、养猪的打算。
“现在是越反越腐败。我有点悲观，马老知道会骂死我的。”这个蓄着满腮帮胡子的中年男人说，“马老的思想如果被采纳，自上而下发动群众，可以主动解决一些问题；如果不被采纳，历史也是滚滚向前，最后又回到起点。历史就是这样，很可悲的。”
30年社会变迁，市场化激流奔涌，就像惊涛骇浪下面一粒离开原地的砂石，谁也不知道马宾是否还有机会回到他的彼岸。
他真的老了，以致只有趴在耳边大声喊话，或通过纸笔才能进行交谈。二次访问完毕，道别前，他毫不犹豫地给记者签上一句话——“学习毛泽东思想，为人民服务。”
落款的时候，却怎么也想不起年份来了。伏于桌前，按着纸笔，他费力地问，“今年是二零零几年了……”
“2009年了”，一旁的阿姨回答。此时窗外，阳光正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