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次说到母亲参加高考的事，这可是母亲挥之不去的懊悔和无奈。四川历来有“瘴气”之说，北方人去那地方容易生病，特别是“打摆子”病，人的体温一天变化几次，一会儿冷得要盖棉被，一会儿又发高烧，大汗淋漓。母亲得了这病，而且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发作，当场在考场昏过去。醒过来已躺在医院，等她恢复能下床走路，估计大学录取通知书都发完了。母亲不甘心，准备来年再考一次，但家里的一位长辈等不及了，为她找了一份好差事，中国农民银行。
稍微讲一下民国时期的中国农民银行。1949年前，银行界有“四行两局”的说法，这四行就是中央，中国，交通和农民四家国家银行，有发行钞票的权力，是当时最有实力的银行。现在中国和美国都只允许一家银行发行钱币。农民银行是其中的小弟弟，1935年成立。但因为负责人是CC派的陈氏，主管财政的宋子文和孔祥熙等人不敢过分压制。所以1937年到了重庆，农民银行在原有的储蓄贷款业务上，又开始准备经营信托业务。换句话讲，进军华尔街业务，这是银行最赚钱的部门。这“四行”互相依托，几乎垄断了中国金融半壁江山，如果不是全部的话。“八一三”上海战场，最后的“八百勇士”，就是在异常坚固的“四行仓库”和日军战斗，银行的金库当然是坚不可摧，何况还是“四行”联合投资建造。（朋友指正是另外四家银行的仓库）
因为一部分人逃难不能到重庆，农民银行在重庆营业就需要人手。当时招人需要有相当来头的有关人员介绍，还要有居住当地的三位品行良好的人背书担保，如果被担保的员工贪污卷钱潜逃，唯担保人是问。母亲很幸运，因为长辈有经营钱庄的，钱庄和银行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所以就有一位在政府审计部做事的长辈介绍进银行工作。另外她的外婆一家也有一些人逃到重庆，能找到担保人，包括她的一个舅舅在中央军校（又称黄埔军校）教书，这样就在参加高考不久，拿到了银行聘书, 母亲真是幸运。当时银行实行“高薪养廉”的政策。如何“高”法？以我母亲为例。她19岁，高中毕业学历，没有任何工作经验，会不会打算盘我没敢问母亲，在家里帮大人记账大概是有的，但肯定不会新式记账。母亲的起薪不清楚，但她基本可以抚养外婆和外公再加弟妹数人的生活，还包括后来几个舅舅阿姨的学费。银行提供住宿，包括家人的，租金极低，工资的十分之一都不到，由此可省下一大笔房屋租金。
条件是如此的好和不容易，但母亲坚持要参加第二年的大学考试，不肯去上班。几个长辈轮流劝她，晓以大义。此时我的外公由于在重庆人生地不熟，做生意失败，损失了几乎全部从合肥带来的钱，家里经济压力很大。最后，母亲的一个长辈劝她，你一个人进了银行，就能救一家人。“我哭啊，我吵啊，我不肯”，母亲一直耿耿于怀没有上大学，她的弟妹都接受高等教育。后来，舅舅阿姨有时和母亲拌嘴争吵，母亲的杀手锏就是“你忘本啊，没有我帮你付学费，你有今天？”几个弟妹马上就放软说好话，二姐，我不是这个意思，等等。我们几个孩子看的只会笑，和他们互做鬼脸，然后一切风平浪静。
母亲一生对我们的教育看的很重，这和她家族祖祖辈辈的教诲有关。祖籍老家歙县雄村，至今保留着母亲家族的“竹山书院”房子，这是家族小孩念书的地方。里面有个桂花厅，凡是家族子弟有人中了进士什么的，就要种一棵桂花树，至今仍是桂花飘香。母亲养育我们四个兄弟，希望我们读书，耀宗光祖。但我们都没有完整的学历。大哥最好，也就是三年初中加一年高中（68届高中）。下面三个兄弟中学里都算待过，二哥最惨，三年初中，其中一年还是“学工学农”，说白了就是离开学校到工厂农村去干活，还没有报酬。我的学工学农是六个月，多读了半年书。老弟最幸运，几乎没有学工学农，他1975年“高中毕业”，也是四年。文革后恢复高考，兄弟四人都接受高等教育，圆了母亲的梦。真想和母亲一起去雄村桂花厅植几颗桂花树，也不知是否符合资格。
母亲现在经常自己安慰自己，当时幸亏没考大学进了银行。真的，我外婆外公，舅舅阿姨都靠母亲在银行的工资度过抗战初期的难关。从1948年起，母亲就一直住在现在的房子里，也是银行的房子。她结婚，生子，退休，直到今年初去敬老院。这住处是农民银行1947年造的，结构在当时可以称的上高级。每家都有独用的厨房和卫生间，连家具很多都是银行借的，上面钉着银行的铜牌。租金从来不涨，记得我出国前一直就是7块5，居住面积大约有70平方米左右。银行专门有一个维修处，水电煤维修，地板打蜡全包，一分钱不要。
我看到一个资料讲，农民银行在1949年前撤资到台湾，我的一位邻居伯伯当时大概是和地下党有联系，要阻止银行当局把钱带走。曾率领员工到飞机场拦住欲乘飞机逃跑的经理，逼他写下一张十万美金的支票，好大一笔钱啊。可惜二个小时后，这家伙一到香港就把支票废了。上海解放后清点农民银行信托部资产，100多两黄金，几百包大米，几幢房子，一些家具，我家就占其中二项的极小一部分，估计大米也是有的。
母亲的好运还在于一解放，人民政府接管民国政府官办银行，全体人员基本留用，没有失业过。私人银行的员工可就没那么好运了。后来好运不断，非但工资保留，房子家具也不收回，当然就不加工资了。好运继续，记不得在什么时候（大约是90年代中），母亲的退休工资突然加了好多，原因是她的工龄一下子可以从1945年算起，她1976年退休，超过30年，拿百分之一百原工资，以后每年调整。而且，她一直是干部编制，当然级别很低，但和银行普通职工比，福利可是天上地下。中国不知什么理由，从国家级别的企事业接受前朝的人员（比如四行二局的），工龄连续计算，然而抗战时又不算。但是一点政府很明确，母亲参加革命的时间从1949年算起，所以不享受离休干部待遇。不过实事求是讲，母亲也没有搞过地下斗争，尽管有几次机会，所以她也坦然。我没和她讲十月一日界限的事，上海是5月解放的，她“参加”革命应该是1949年的5月。母亲住了长达七十五年的银行房子，十几年前开发商要拆，她们几个农民银行的老同事一起推着轮椅车去抗议，现在挂了牌是保留建筑了，回国我一般还住那。
罗罗嗦嗦，离题了。回忆往事，有时就会是跳跃式的。接下来还是回到抗战重庆，母亲大约在1939年10月开始在农民银行工作，先是储蓄部门。1940年信托部成立，母亲是第一批工作人员。在银行，母亲一直工作到1976年退休，没有离开过。
（今天在“家坛”发了一篇母亲在上海敬老院的帖子）http://bbs.wenxuecity.com/myhouse/4868842.html
网上找到一张1940年农民银行的本票，二千元，是用来发军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