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功成身“进”
九州是地理区域，接下来大禹又搞了个大动作：开始行政区域，也可以说是政治版图的划分。根据亲疏远近，以帝都（“王畿”）为中心，画了个半径2500里的大圆圈，每五百里为一“服”，是为“五服”。大禹的文学想象力不得而知，他的政治谋略真比舜高了不止一个档次。
在大禹大手笔划九州、定五服的治国大政里，《史记》里没有一字提到舜，这很反常。因为那时舜是帝，即使治国方案由禹建议，最后的方针应该由舜制定、发布，禹只是执行人。舜彼时彼刻一直沉默着，根据鲁迅的“沉默定理”：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舜默默地坐在冰凉的帝位上，看着大禹朝气蓬勃地迈着禹步，号令天下。
九州和五服让部落联盟进化为国家，大禹建立的国度叫“夏”，又叫“华夏”，“华”因伏羲而来，他妈妈叫华胥。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什么是“五服”。“五服”最早见于《尚书·禹贡》：“五百里甸服：百里赋纳总，二百里纳銍，三百里纳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诸侯。五百里绥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奋武卫。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蛮，二百里流。”《史记·夏本纪》基本全文照抄以上文字。
“服”就是服务的意思，不是为人民服务，而是人民为诸侯服务，诸侯为天子服务。服务当然是有报酬的，比如说爵位、官职随之衍生，谁在哪一服，封地多大，爵位多高，官有多大，全是大禹说了算。这就意味着大禹借助“五服”的分饼式运作，有了自己的直系人马。
甸服是离帝都最近的方圆五百里，直径一千里，所以周襄王说“规方千里以为甸服”。离天子近，意味着是信得过的自己人，否则“鼾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爵位和官衔自然也是最高的，后来的史实证明了这一点。
甸服里面又分五种“服务”，每种服务都很“朴素”：最靠近王城的一百里地区，整捆连穗带秸都要缴纳；两百里以内缴纳禾穗，杆子不要了，大概考虑到运输不便吧，杆子体积太大，再说百里内的秸秆应该已经满足烧灶之需，大禹有统筹学的基本概念；三百里以内要缴纳去了秸芒的穗；四百里外的缴纳带壳的谷粒；五百里外的缴纳去壳的米粒。大禹想必设计了转换公式来收取这些外表差异极大的谷物，若按同等重量计算，最外面的可亏死了；若按同等体积来算，三百里以外的居民肯定情愿被流放到“三居”。甸服说白了就是天子的粮仓，秸秆和谷壳也许用于喂牲口吧？
甸服以外五百里的范围叫侯服：靠近甸服一百里是采邑，也即重臣的封地，采邑又叫食邑，是大臣们的粮仓；以外的百里是男爵的封地，其余三百里用来封诸侯。苏东坡根据候服的定义在《书传》里说：“此五百里始有诸侯，故曰候服”，苏先生望文生义了，不要太迷信大师，大师一样会犯错。其实甸服里就有诸侯，而且都是大诸侯。比如周代东虢、西虢、蔡、晋等诸侯就是在甸服内。东虢、西虢分别封给周武王的两个叔伯虢叔和虢仲；蔡（又叫祭）封给武王的五弟叔度；晋国封给武王的儿子叔虞，几百年后晋献公嫌地盘太小，主动要求迁出王畿。
侯服以外五百里的区域叫绥服：靠近侯服的三百里，对其居民施行“文教”，文教估计包含“五讲四美三热爱”的“五典”道德教育以及“五刑”的法制宣传，反正不会是认字扫盲。余下的二百里地带部署军事力量，有保土守疆之责，相当于边防军，他们要面对的是四夷和重刑犯们。
绥服以外五百里方圆是要服：距离绥服三百里居住夷人，另二百里是犯人流放地，那是一类很特别的犯罪分子，犯“蔡”刑。“蔡刑”是一种仅次于死刑的重罪，到底是什么不得而知。但在这个地带流放重罪犯人和下文《皋陶谟》里提到的“流刑”发送距离五千里相差太远（“辅成五服，至于五千里”），绥服在四服以内，东西或南北相加（“辅成”）不过四千里，为什么“蔡刑”的处罚反倒轻于流刑？合乎逻辑情理的处罚应该把流刑犯安置于绥服外围两百里，“蔡刑”犯送到“三居室”才对。
要服以外五百里成为荒服：内三百里安置蛮族，所以蛮族不同于四夷，我们经常把“蛮夷”混为一谈其实是错误的，“蛮”在“夷”之外。3000年后辽国称宋国为“南蛮”实在搞笑，他们自己才是“北蛮”呢，他们学了宋朝文化及政府体制，反过来嘲笑宋人为“蛮”，没文化冒充有文化是要闹笑话的，还是“国际笑话”。荒服外二百里是流刑犯的归宿，这与“蔡刑”犯矛盾。候服“三百里诸侯”也是错的，连累苏东坡也犯错。
《禹贡》作者和汉儒的治学能力差不多，文字很好，但缺乏逻辑修养。《禹贡》是《尚书》里的一篇，而且很有名，但它也许是战国时期的伪作（就像《洪范》一样），作者强行把它塞入《尚书》，古怪的是，它被后来的儒家们热烈欢迎，因为有了它，大禹便可以和尧舜一起流芳千古，成为“圣人”们手里的筹码和王牌。儒家动辄“圣人曰”，可那些“圣”们本来就是他们编出来的，然后他们把编出来的东西作为规则四处吆喝，又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啦啦队也是自带的，这么玩有劲吗？“书生误国”，十有八九指的就是儒生。
《尚书》是儒学经典之一，被认为是中国最古老的史书，但是它自身的历史很可疑。“尚书”最早被称为“书”，这个名字是墨子亲笔题词的，他说：“故尚者夏书，其次商周之书。”，王充顺着墨子的思路发挥，在《论衡》里说：“尚书者，上古帝王之书，或以为上所为，下所书，故谓之《尚书》。”王充说的完全是废话，史书当然事关帝王，帝王的事当然由下面的史官所记，我还没听说过哪个帝王是历史学家。关键在于《尚书》到底是什么时候写的，我知道那是关于上古的书，我现在不也在写上古的事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