额今天看见的一篇文章，额的个神，原来舒淇和张震的/聂隐娘/，刘青云和汤姑娘的/三城记/的低票房还有这个故事在背后。这里先说背景: 8月27日, 邓超的/烈心灼心/，舒淇和张震的/聂隐娘/，刘青云和汤姑娘的/三城记/同天上映，/烈心灼心/排片近30%，舒淇和张震的/聂隐娘/排片近20%，刘青云和汤姑娘的/三城记/的排片最低10%。8月28日，红色大片/百团大战/上映。故事就这样开始了..........额冒着生命危险搬运这篇文章来给嫩们看:
窃票房者诛，那诸侯呢？
虽然票房豪奢的暑期档已过，但某种程度上说，这个初秋的票房争夺其实更加残酷。相比于暑期档一窝蜂的同质题材，这一段的片子风格各有不同，也就细分更甚，票房自然也都被分解。《终结者》口碑很差，但票房还算领先，所以，本该是已经上映一阵的《肿瘤君》，难得的类型剧情片《烈日灼心》, 第一次登陆大陆院线的侯孝贤的艺术片《聂隐娘》以及张婉婷的文艺片《三城记》彼此暗战，但是这两天突然窜出了一匹长相奇葩的黑马《百团大战》。部分统计中，这部从来没听说过周围有谁去观看的电影，竟然位列票房榜第二。没过多久，对于这部电影偷票房的声讨此起彼伏。其中有观察电影业的媒体发声揭露，有王中磊这样的电影从业者指责《三城记》的票房被偷，有院线经理泄露的自己被迫偷票房的邮件往来，还有观众晒出的票根，明明自己买的是《肿瘤君》，却显示了《百团大战》的名头，等等。
这是个诡异的月份。帝都的天空蓝出了一副穷人乍富的嘴脸，马路两侧的小店和饭馆纷纷关张，地铁线隔三差五的停止运营，发个快递上个公厕都要求检查身份证件。现在又加上了一宗哭笑不得的偷票房。这是个规训的时段。有些人希望全方位地窄化我们的生活，在一个短时间内对头脑进行重装。
从《百团大战》在影院里播放预告片开始，一些气息就已经显露无疑，作为一个有背景的妖精，它长着一张有恃无恐的脸。果不其然，很快，盖有红戳的文件被意外公开，一些单位的人被要求集体观看这部影片，然后，偷票房也几近公开地开始了——作为一种在组织观看之外的有效补充。
盗窃，从私有财产开始出现就一直存在，人们也一直被教育为相信“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但窃票房者，算是中国电影界对于世界电影工业的重要贡献。
其实，客观地讲，偷票房绝不是《百团大战》的首创，在此之前，太多部影片都有过偷票房的黑历史。很多时候，被发现后，彼此攻陷一段，基本上也不会破坏真正符合现实的票房格局，片方也好观众也罢，大都心知肚明，也没谁真把这个烂事当真。但为什么这一次却不一样呢？因为对手不同，所以，背后的行事逻辑和事件本质也就都变了模样。
之前的那些偷票房行为大都发生在几部市场化的影片之间，而这一次，却是发生在几部市场化影片和一部行政化电影之间。如果说，前者的那些偷票房行为属于“市场化盗窃”，那么这一次的偷票房基本上就属于“行政垄断性盗窃”。本质上讲，它是通过权势的力量，用盗窃的面目粉饰了抢劫的实质，对于市场进行破坏，而且对于受害者还有一种无须直言就可以令其噤声的天然恫吓感。
之前发生过的偷票房，基本还停留在幕后台下的数据流操作上，而这一次，有时，竟然明目张胆地显示在观众的票根上。我够买了A的电影票，你却给我显示一个B的电影名，这算什么？这就像我明明购买了一个肯德基的汉堡，为什么偏要在小票上给我显示我刚刚进入的是麦当劳呢？这一次破坏的不仅仅是电影从业者——包括片方、院线、宣发等等条线——的市场结算规则，更重要的是损伤了一个个最普通的电影消费者的尊严。我去观看哪部电影，是表明我对其有好奇和期待，我对于这次消费拥有全权，我有权要求在票据上显示出我所消费的物品的准确名称。我的自愿消费意味着，我要求所付出的钱款是支付给我指定的商家，而不是一个我从未知晓的商家。作为普通观众，他们不懂得那些分账的复杂计算，也没义务理解你背后的行政任务，我要的是买一得一，就这么简单。如果说，以前偷票房，玩的都是花招，那这一次，洞穿的却是底线。
我小的时候，学校经常会组织我们去集体观看电影。我们坐在1990年代的影院里，大银幕上播放着1950年代的黑白电影，故事中一本正经地呈现着来自东亚小国的军人永恒地猥琐不堪，脑袋上扎着白毛巾的方脸男人永远一脸凝重地望向远方，我们就在这错乱的时空裂缝中，压低声音讲笑话，弯着腰追跑打斗，把电影票叠成小飞机往前排扔……多年以后的今天，很多事情都烟消云散，但是有些东西仍然未曾改变。无可否认，时代毕竟还是在悄悄进步的，比如，现在已经不能像当年那样，近乎肆无忌惮地用税款大规模购买电影票，为一些电影买单了。虽然，这种行为仍然存在，但它的规模缩小了，影响力也降低了。人们的头脑中已经有了那条分界线，市场的归市场，行政的归行政。但是，那条界限还未变成实线，它仍然是一条有缝隙可钻的虚线，那些漏洞，有些是有意留下的，有些是无意中的惯性。但就是这些“有意”和“无意的惯性”让这次偷票房引爆了很多人的情绪。
无论是老态龙钟的施瓦辛格、卖弄基情的邓超、参不透的《聂隐娘》，文艺绵长的《三城记》, 还是催泪的《肿瘤君》，他们都在市场里搏杀，拼尽全力想让自己曾经付出的努力赢得市场的回报和尊重。这是市场得以正常运转的最基本逻辑。而突然窜出的《百团大战》却以一种基因杂交怪物的形态杀入市场，它有着行政的基因却非要再次获得市场的肌肉。所以，只能用一种癌细胞的生长方式，破坏正常肌体以便为自己吸收能量。
并不是说这类电影不能存在，只是说，必须分清它所处的位置以及获得回报的方式。如果，你用税款投拍一部这样的电影，作为宣传的一部分，那么就让它停留在税款可控的范畴内，毕竟，中国当下的特殊体系还是保留了这样的空间；如果，你真的想让它有市场化的回报，那么就从头到尾都按照市场化的方式去运作。这世上，任何事都有代价，任何人都一样，注定无法好处占尽。
在我们的系统中，电影一直是个尴尬、复杂而暧昧的事物。数十年前，它被强力地重新定义为一种对人们进行精神宣传的介质，彻底剥夺了它娱乐价值的合法性，直到非常晚近，它才重新被默许回归了部分娱乐工业的属性，但是它仍然必须保持着对某些事物进行宣扬的任务。中国电影就在这样的纠结和艰困中慢慢生长。
对于娱乐，我们一直有着道德化的排斥，倾向于把它看作一种去意义化的，只会让青年人陷入声色犬马、变得颓废的负面事物。但实际上，很多人——尤其是那些掌控着娱乐业生死的人们——没有想明白，娱乐工业的繁荣才真正意味着一个国度的安稳与平和。人们有时间、有兴致、有能力去消费和从事娱乐工业的时候，一定是这个地域最繁盛的时期。而如果人们真的都愿意把所有目光和注意力集中在那些充满国与国的抗衡，各种军事冲突的叫嚷上，那才是真正危险的先兆。所以，普通人只愿意在周末去看看充满娱乐性的大片，而不愿去看“具有教育意义”的“大战”，是一件应该高兴的好事。这并不意味着忘记历史，它只是说明我们现在可以正常而从容的生活。这难道不才是当年那么多人英勇赴死想要为后人达成的美好生活吗？
所以，按照正常的逻辑来说，在这个当口，我们其实不应该搞得这么严格和肃穆，反而应该用更放松的方式去庆祝那些时刻。如果我们能用大型的派对，音乐节，电影去狂欢，而不是无法出门就餐，无法乘坐地铁，我们其实更加会愿意参与到其中，更会有你们想要有的那些荣耀感。但能做到这一点，或许还需要很长时间的消化。当下，我们还是太习惯于用沉重和凝滞的方式去应对一些重大的事物。什么时候，我们真的能够放松的对待一些事，什么时候我们才真的具备强大的自信。
《百团大战》的偷票房本身也是过于沉重化和无法放松的一个案例。 《百团大战》在最初就应该有一个票房预期，或许也明白，自己会得到部分市场化以外的“照顾”。但是至于对偷来的票房如何看待，就很难判断了。现在，电影管理方也承认，下发文件组织部分人观影是属实的，但偷票房是不可接受的。但大多数人也都明白，如果不是因为无形的压力，谁又会去偷票房呢？无论如何，这都是有失尊严的事。盗窃就是盗窃。窃票房者诛，是不行的，那些逼迫从业者偷窃的机制和人，才是更本质的问题。
希望有一天，电影界能天下无贼。
题外话: 《百团大战》在两天的排片差不多的情况下，9月3号5千万票房，9月4号5百万票房，其中什么原因，偷了多少票房，大家心知肚明。最可怜的是刘青云和汤姑娘的文艺片/三城记/，和此神片几乎同天上映，此神片在9月3日达到票房指标后，次日回复正常票房值，而此时/三城记/早已碧落黄泉，在9月2日下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