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02-27 13:29:32) 小百脸
全世界第一例断手再植的故事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原名上海西人隔离医院，1918年开设在虹口区靶子路(今武进路)。几经搬迁和更名，1956年5月迁址北京西路1400弄24号。从这里西行100米就是常德路，沿常德路向北是一大片工厂区。这些中小型机械厂工伤事故很频繁。有个笑话说，指头越短，工龄越长。所以那时市六医院外科（含骨科）的急诊室特忙。
1963年1月2日一早8点钟，万春街上海机床钢模厂27岁的工人王存柏，去顶替别人操作冲床做铝饭盒。此前他没有做过冲床的活。落料冲床的活看起来很简单：把一片薄薄的工料送进去，脚一踩，“格登”一下，一只钢精饭盒大小的铝片就冲出来了。但不知怎么回事，一片工料在冲床里卡住了。按正规的操作规程，应该拿旁边一根木棒去顶一下，王存柏下意识地伸手就去推，忽然又想起了操作规程，手是不可以进去的，心里一慌，脚下一动，“格登”冲头就砸下来了，他的手就像一块饭盒子铝片掉到箩筐里。激烈的疼痛使他完全不知所措，旁边的工人马上把他扶上一辆三轮车，飞快地向六院蹬去。正当他们刚出厂门时，另一位工人从成品筐里检起那只断手，它还戴在一只脏兮兮的手套里，追上来交给三轮车上扶着王存柏的同伴。从万春街经武定路，常德路到市六医院，一公里多长的路程，他们花不到5分钟就到达了。
那时候六院骨科规模很小，主要的工作就是应付附近工厂的工伤。主治医生陈中伟，一个刚刚分配来的年轻住院医生鲍约瑟，还有一个南京工人医院来进修的奚学荃医生，再加上几个护士，床位也不过２０来张。为了加强力量，上海市卫生局给请了一个顾问，也是陈中伟的老师，过邦辅教授。过教授每个星期来一次，指导指导，帮助解决一些疑难问题。那天骨科急诊的值班医生是奚学荃。这么严重的创伤完全超出他的处理权限和能力，于是他拿起那只血淋淋的断手火烧火燎地闯进骨科病房，在查房的正是陈中伟。
陈中伟出生于宁波的一个医生家庭。市六医院的骨科正是他从上海仁济和广慈医院骨科进修回来后创建的。陈中伟自幼就调皮贪玩，喜好运动，思维活跃。他出大名后玩性丝毫不改，曾去青海草原骑马把小腿胫腓骨摔断了，还说骨科医生骨折才能和患者有更多的共同语言，更能理解他们的病痛了。他最后也死于这一条本性：74岁的他因钥匙锁在7楼的房内，竟然爬窗进去，失手堕楼，不幸去世。我在市六医院进修时，他来看大家做手术，夸奖的总是两个字：“好球！”
陈中伟当年33岁，正是一位外科医生技术成熟，顾虑较少，创新精神最旺盛的时候。看到这一只断手创面整齐清洁，伤员年青，尤其是事故只发生在数分钟前, 时值冬天早晨，断手十分新鲜，他心中不可抑制地涌起一阵冲动：要把这只手接回去！尽管他当时根本不知道世界上还没有过先例。按照骨科的惯例，先给病人的残臂和断手照了个相。这张宝贵的照片在后来的国际外科学会的大会上放映，向全世界证明：中国人的这一创举是毫不含糊的。
但是，要接活一只断手，最基本的步骤是接通血管。骨科医生干的都是力气活，使用器械除刀剪镊钳针线外，就是木匠家伙----槌，凿，锯，钉，螺丝，钢板。陈中伟从来没有想过自己有一天也要接通小小的血管。他找来老朋友，外科支部书记王智金。王智金也是外科医生，这天却是作为政治领导出现的。他立刻支持陈中伟的想法：“好啊，你先干着，我请老钱来。”
事不宜迟，陈中伟立即安排手术：先把创口清洗干净，轧烂的肉和组织要修剪掉，把要接的血管一一分离出来。对于手的解剖结构，陈中伟是再熟悉不过了：除了骨头以外，这里头有两打肌腱，２４条；３根主要的神经；４根主要的血管，２根动脉２根静脉。一场恶战就要打响了！
血管外科医生钱允庆一放下电话就跑过来了。他1950年毕业于同济医科大学，和陈中伟那种球场上的小混混相比，钱允庆可是真正的牛人：他是1951年中国首次组建国家足球队时30位正式队员之一，他的队友有年维泗，方纫秋, 陈成达等，那时张宏根张俊秀还排不上号呐。这个世界上，集大运动员和大医学家于一身，大概只有他老先生了。下面关于这次手术及术后恢复的经过转载自《中国宁波网》http://www.cnnb.com.cn 的报道，其中有些小错误我根据所知事实纠正了。
钱允庆一见了陈中伟就说：“哎呀，我也没有接过这么小的血管。大的血管———心脏的血管，或者腹部的主动脉，倒是接过不少，手上的小血管我也不知道怎么接。”
当时，断肢再植还是创伤外科领域中未被攻克的大难题。虽然早在１９０３年国外就有人在３条狗身上做了全断肢体的实验，但均告失败。以后一直有人在狗身上做实验，虽然也取得过成功，但没有听说过谁把人手接活了。
钱允庆忽然想起，刚出版的《中华外科杂志》上讲，１９６２年底第二军医大长征医院的屠开元,徐印坎曾经做过狗腿切下再接上的实验研究，他记得那个文章里头讲到怎么接血管。赶快到图书馆里去查，谢天谢地，文章很快找到了。细细一看文章，原来他们接血管的方法是用不锈钢套管来套的。于是赶快打电话到二军大，说明情况，提出向他们借几个或者买几个套管。二军大说，恐怕你们用不上啊，我们用的不锈钢套管是４毫米，手的桡动脉只有２．５毫米，大管子套小血管套不上呵！
这可怎么办呢？眼看时间一分一秒过去，苍白的受伤工人和他那苍白发黄的断手在手术台上等着，陈中伟知道断肢和身体断离的时间越长越难成活，真是急死人了。大家都在想，有什么代用品吗？想了半天也想不出名堂来。
忽然，手术室的年轻护士宗云说，要不用空心的塑料丝试一试？一试，这种空心塑料丝直径正好可以用来吻合人手小血管。陈中伟和钱允庆松了一口气。没想到这样一个关键性的难题居然是用６０年代流行的小姑娘用来扎头发的空心塑料丝给轻易地解决了！
套管解决了以后，接血管就没问题了。先要把骨头接上，这是陈中伟的拿手好戏，没有问题。王智金在一旁提醒：是不是把骨头锯掉一点？这个提醒很重要。因为肢体断离之后，不论是残端还是断手都萎缩了，如果还是按照原来的骨头长度接上，其他的组织就不够长了。后来周总理接见，握到王智金的手时，总理就说：“你就是那个提醒把骨头搞短一点的支部书记吧？你这个提醒很重要喔！”
但接血管的时候还是遇到了困难：由于断手离体时间越来越长，断裂的血管萎缩了，陈中伟整整用了４０分钟才翻过来一根血管。但第一根血管接通，血管夹一放，鲜红的血流向手掌，断手顿时泛红了。接到第三根血管———尺动脉时，因为它最细，空心塑料丝也嫌粗了。眼看时间一分一分过去，断手离体已经４个小时，时间过长，整只手就是接上也会坏死的。
这可怎么办呢?
这时，又是宗云急中生智，说不要紧的，塑料丝可以拉长拉细的，我扎辫子的时候拉一拉就细了。那就赶紧将塑料丝在热水中烫一烫，拉拉长，拉到正好能够套上小血管的直径再剪下来。一试，成功了。用这个办法很快接通了另外两根血管。
手术只做了４个小时就顺利完成。在整个手术中，肌腱缝了１８条，主要神经缝了２条，４条血管都接上了。等到把皮肤缝好，原来苍白的手已经变得红润了，简直是立竿见影。“接活了！接活了！”大家高兴地一下轰起来。
但毕竟是第一次做这样的手术，陈中伟还是比较冷静的。他知道现在的关键是不能让血管再堵起来。他给病人用了一些抗凝血药，再打了一个石膏托子固定一下，把病人送到病房去。
那天，六院党总支书记,院长朱瑞镛正好在外面开会，晚上回来，听说了这个事，马上到病房来看。朱瑞镛说，你们这个事情做得不错，但要千方百计保住这只手啊！
哎哟，这一说可把陈中伟他们吓住了。是啊，手虽然接上了，血液循环也恢复了，但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谁也不知道？那时候连移植和再植也分不清，只知道肾脏移植有自身排异，有的医生就讲这个手接上去，也可能会有反应，可能还会掉下来的呵。这一讲，大家害怕了，睡觉也不敢睡，几双眼睛就盯着那只手看，好像生怕它会长了翅膀飞走。陈中伟吃了点晚饭就马上回来看手，又想光这么看着也不是办法，还是赶快到图书馆去查查文献看。查来查去，只查到苏联也接过狗腿；又把第二军医大学的文章找出来读，好像没有说有排异问题嘛！但是他们１０只狗腿也只活了４个。这下更害怕了，到底这只手能不能活，会发生什么情况？心里还是没有底。
陈中伟再心急火燎地赶回病房看看，哎呀不好！这手肿起来了，而且肿得越来越厉害！所谓血液循环，就是血从动脉进去，从静脉回来。陈中伟知道，如果这手肿到一定程度，压迫了血管，手内压力高于动脉进去的压力，那血液循环就要停止了。
第二天一早，陈中伟就急忙给院领导汇报了：如果血流停止了，我们不是就空高兴一场了吗？朱瑞镛一听，也觉得这个问题蛮严重，立即给市卫生局汇报。
卫生局觉得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手术，决定马上组织全市大会诊！于是，陈中伟就把第二军医大学接狗腿的两个教授都请来了，一个是屠开元，另一个是徐印坎。此外还请了陈中伟的老师过邦辅，以及其他有关方面的专家权威。陈中伟把手术的前前后后都介绍了，然后诚恳地请人家帮忙出主意，怎样渡过眼前的肿胀关？
经过全市大会诊，各路专家都出了好多主意。徐印坎教授在发言中说，我们的狗腿接上去，也都是要肿的。后来，我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就是在狗的皮肤上做几个刀口，把血水放一点出来。凡是切开的，都活了，不切开都死了。
这个经验非常宝贵，实际上就是减压，就是多处切开放血减压。陈中伟不敢等到第二天了，当天晚上就切开，在手背上做了４个切口。一切开，“噗”一下血水像羊泡泡一样冒出来了，因为它里头压力已经很高。
血水一放出来，肿胀就慢慢消退了，断手逐渐恢复了正常。但是仍然不敢有一丝的懈怠，为此，鲍约瑟把自己的婚期推迟了一个月。这以后，断手慢慢地好起来了，创口长好了，切开的刀口也长好了。
但接着新的问题又产生了：接上的神经长不下去。那神经长到手指的根部就不长下去了，手指没有感觉。按道理，神经生长的速度是每天１毫米，沿着神经的鞘从断的地方往下长，就像出毛笋一样。算一算时间，应该下去了，怎么还在老地方？原来是疤痕阻止了神经的生长，于是陈中伟决定做第二次手术。
第二次手术做了３件事情：去钢板，植骨；去掉塑料丝套管；又做了一个神经松解。就是把神经旁边结的疤痕去掉一点，把套在血管外面的塑料丝管也去掉了；骨头长得不太好，把钢板拿掉，再植上一点骨头。
第二次手术后，好消息不断传来：再植手的神经以每天１—１．５毫米的速度向指尖生长———手指能弯了———能提重物了……
就这样，在全体医务人员的精心护理下，王存柏安全地度过了肿胀关、休克关、感染关、坏死关。手术半年后，经过功能康复锻炼，这只手不但可以干家务，打乒乓，提举重物，拿筷子吃饭，还能写字。一年后，王存柏回到了他的机床旁边, 文革中还当了该厂的革委会副主任。事隔３０年后，王存柏特意用那只再植手自如地把一柄折扇打开又收拢，向陈中伟展示。
中央卫生部从内部报告里得知这一消息，已经是半年之后。为什么这么晚才报到卫生部？因为从医学上讲，断手只是接上了、接活了，还不能说真正达到了目的，更重要的是还要恢复功能。
到了１９６３年７月，王存柏的手已经接上半年了。经过功能康复锻炼，他的手不但能够提拿重物，而且能够写字了。这就意味着，断手再接获得了完全的成功！
卫生部长钱信忠获悉立刻飞来上海。他特意邀请了北京那些国内第一流的骨科专家、伤科专家到上海来实地检查。有道是“眼见是实，耳闻为虚”么，老专家详详细细地听取了陈中伟他们的汇报，再检查病人、测试功能，特别认真地看了第一张照片，就是手术之前的那张照片。
这时，有一位专家说了：据我们知道，国际上好像还没有报道过这样的手术，这是非常罕见的！正因为没有先例，当时对这例手术也不知叫什么好。后来专家们说，换上异体的器官叫移植，那么自己的手断了再接上去，就叫断手再植吧！后来再准确一些，就叫断肢再植。
当时专家们只说是世界上罕见，也不敢肯定说世界上没有。钱信忠部长回到北京，组织人再仔细查文献，证实国际上是没有报道过，这才确认这是全世界首例无疑。卫生部这才向新闻界公布了这一成果，并称断肢再植的成功“无疑是在医学界爆炸了一颗原子弹”。
从以上介绍的这一成功手术过程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市六医院并不是条件顶好的医院，陈中伟，钱允庆等也不是水平特别高的医生。但是他们在这一极其罕见且突然的创伤面前表现出强烈的责任心和创新精神，在群策群力的努力支持下，克服了种种困难，完成了一项了不起的医学创举。
如果说王存柏的断手是一个非常偶然的机遇的话，接下来的发展就表现出陈中伟作为一个优秀医生的素质。在一举成名之后，陈中伟接连进行了多项创新手术：
首先是显微外科。断手再植成功后，六院一下子就出了名。很多断手断脚都送到六院来，也有请去外地做手术的。接血管是关键，总用塑料管做支架就不行了。此后他和科里其他医生苦练吻合血管技术，尤其是与1973年北美再植代表团交流之后，六院看到国内显微外科技术与国外的差距，急起直追，与上海光学仪器厂、上海手术医疗器械厂合作自制了有关器械，能吻合直径0.5mm的血管。从此，断掉的手指头也能顺利再植了。
在显微外科的基础上，六院成功地开拓了很多新领域：(1)上肢肿瘤截肢后，将肿瘤远段的健康肢体接回去，这样病人的上肢虽然短一些，但却有手可用。(2)对身体某些重要部位骨头缺损的病人，把他小腿一块不重要的骨头(腓骨)连同血管一起取下，接好骨头后把血管也接通，这样，移植上去的将是一块活的骨头，也就没有坏死和取代的过程，愈合的时间就将大大缩短。(3)带血管的连皮带骨的移植成功，扩大了游离腓骨移植。(4)包裹皮瓣再造，即：应用显微外科技术把病人的足趾的指甲、皮肤、皮下组织、血管、神经解剖出来，并在受伤的拇指指骨基部或掌骨头上移植一条与原指骨粗细、长度相同的髂骨片代替指骨，以后将解剖出来的足趾皮瓣包绕缝在拇指的代指骨植骨片上，同时将足趾包裹皮瓣上的血管、神经与手部的神经血管相缝合，这样就等于再造了一只拇指。(5)游离第二脚趾再造拇指术。就是取下病人的二脚趾，而后将大脚趾的皮肤甲瓣与二脚趾的骨头、肌腱拼合移植于手上，再造一个大拇指。(6)从病人身上移植一块弹性好、收缩强的肌肉来替代坏死肌肉, 这里的关键是把血管跟神经都接上，这样接上去的肌肉活了，才能使手重新获得功能。这也是显微重建外科中，所谓“重建”两字的意思。
断手再植成功后，六院成了暴发户，建了一个动物实验室。那些实验动物的训练简直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把狗叫出来，它自己跳到手术台上，伸出前腿让技术员为它静脉注射麻醉剂，一点也不抗拒。有的狗是四条腿都截断了又接上的，还是那么听话。现在回想起来真是可怜。骨科扩张了几倍，调入了好多新人。其中手术做得最好的是王琰，别人接个手指头要两三个钟头，他一个多钟头就做完了。王琰长得帅，能说会道，很得医院小护士们的欢心。
最后还得说说两个美女。第一个是手术室的宗云，周总理接见时夸奖她：“你一个十几岁的小姑娘就立大功啦！”她后来调到临床科室当护士长。宗云长得漂亮，很有风韵，两眼尤其炯炯有神。她文静而能干，工作安排得井井有条，小护士们都佩服她，医生们也对她很满意。宗云为人很精明，1976年我在六院进修时恰逢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有风声说周是邓的后台。不论政治学习（年轻一代怕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了）还是工作时，我从没听宗云说过一个“周”字。有一回一个新来的小护士问她：“宗老师，听说你见过周总理呀？”宗云立即沉下脸来：“弗要瞎讲！”我学习结束在上海结婚，又恰逢毛逝世。离开上海前一天下午，我和妻子带了一大包糖到科里去告别，说：“护士长，明天一早我们就走了，治丧期过后麻烦你代我们请大家吃，很对不起。”宗云说：“做啥弗多白相几天哪？真不巧又碰上这时期。我前天还跟老周（科主任兼支部书记）说等治丧期过了请你们俩到科里大家聚聚。”我说：“我们刚见过老周，他也这么说的（可见宗云不是客套）。可惜我们假期有限，得回老家看母亲去。”她说：“那是那是，替我问候老人家，恭喜了。以后有机会来上海白相噢！”我们道了别，她送到门口，马上就听到办公室内嬉笑，接着是宗云的责骂：“侬做啥事体，都放下！这是什么时候，不要命了？”知道是小护士抢糖吃，我和妻子都笑了。
70年代初，不少外国医学或政府代表团来六院参观。医院特意物色了一个护士担负接待任务，这可是个大美女，名叫周齐明，20多岁，长得很像电视剧《别了，温哥华》里的女主角赵琳。周齐明不但漂亮，而且很有风度，一副端庄秀丽, 不卑不亢的样子，大概是经过专门培训的。当时六院印了一本精美的宣传小册子，封面是一个断了4只指头的伤员经过再植手术成功，穿着“市六医院”的病号服，坐在一张桌子后边。桌子上摆着几粒鸽子蛋大小的鹅卵石。伤员手执一双筷子，把一粒鹅卵石高高地夹起来。周齐明穿着护士服坐在伤员旁边，笑吟吟地看着他。两个人的动作和表情配合得天衣无缝, 令人赞叹。我们每个人都发了一本，年纪大点的进修医生，晚上睡觉前总爱谈论医院的美女，话题最集中的就是周齐明。当时她正在读医院的“7.21工读大学”。有一次我和她一起去新华医院听讲座，不论坐在电车上还是走在马路人行道上，回头率都是百分之百。周齐明似乎全没看见，一直和我小声讨论医学问题，这位上海姑娘的风度真令人佩服。
1991年六院搬到徐家汇后, 原址改作上海市儿童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