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成与林徽因的抗战岁月 ZT
为民族，他们寻访古迹
1928年，梁思成、林徽因在美国攻读完建筑与美术回国后，在沈阳创办了东北大学建筑系。然而，随着日本侵华战争进程的推进，东北局势日益动荡不安。1931年4月，梁思成辞去东北大学建筑系教授职务，回到了北平，应聘到朱启钤先生创办的一个专门研究中国古建筑的私立学术机构——中国营造学社，并担任法式部主任，林徽因也在学社中担任助理。他们以此为发端，开创了用现代科学技术与方法研究中国古建筑的一条新路。关于这一人生抉择，梁思成与林徽因的儿子梁从诫回忆道：“母亲爱文学，但只是一种业余爱好，往往是灵感来时才欣然命笔，更不会去‘为赋新词强说愁’。然而，对于古建筑，她却和父亲一样，一开始就是当作一种近乎神圣的事业来献身的。”
当时，中国古建筑的研究几乎是空白，日本学者甚至断言中国没有唐代古建筑。强烈的民族自尊心成为梁、林二人研究中国古建筑的原动力。正当二人准备一展宏图之时，九一八事变爆发。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使中国面临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梁思成和林徽因加紧了对中国古建筑的野外考察工作，力图抢在大破坏到来之前，把华北一带的野外考察完成。当时北方战乱不已，交通不便，工作、生活条件都是难以想见的恶劣。他们尽其心力，寻访古迹，做着别人不屑干、不愿干、不能干的事情。
1937年6月，梁思成和林徽因深入山西五台山考察，骑着骡子在荒凉的山道上颠簸，去寻访一处曾见诸于敦煌壁画，却久已湮没无闻的古庙——佛光寺。7月初，他们居然在一个偏僻的山村外面找到了古寺，并确证其大殿仍是建于唐代后期（公元857年）的原构建，这也是当时所知我国尚存最古老的木构建筑物，这一发现在他们的学术生涯乃至中国建筑史中意义均非同小可。梁从诫说：“直到许多年以后，母亲还常向我们谈起当时他们的兴奋心情，讲他们怎样攀上大殿的天花板，在无数蝙蝠扇起的千年尘埃和无孔不入的臭虫堆中摸索着测量，母亲又怎样凭她的一双远视眼，突然发现了大梁下面一行隐隐约约的字迹，就是这些字，成了古寺建筑年代的确凿证据。而对谦逊地隐在大殿角落中本庙施主‘女弟子宁公遇’端庄美丽的塑像，母亲更怀有一种近乎崇敬的感情。她曾说，当时恨不能也为自己塑一尊像，让‘女弟子林徽因’永远陪伴这位虔诚的唐朝妇女，在肃穆中再盘腿坐上他一千年！”
然而，正当梁思成与林徽因沉浸在中国古老而又辉煌的建筑文化中时，一场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的侵略战争已经降临到了中国人民的头上，他们不得不踏上漫长的西去之路。
他们不愿当日本铁碲下的亡国奴，历经磨难。他们为了不被日本人利用，决定南下。
当战争来临时，林徽因8岁的女儿梁再冰正随着大姑妈和表姐、表哥在北戴河过暑假。林徽因给女儿写信，表达了宁死不做亡国奴的决心：“如果日本人要来占北平，我们都愿意打仗，那时候你就跟着大姑姑那边，我们就守在北平，等到打胜了仗再说。我觉得现在我们做中国人应该要顶勇敢，什么都不怕，什么都顶有决心才好。” 这封信写得乐观、从容，然而当时的北平危在旦夕，情况比他们预料的要严重得多。1937年7月29日，日军开始进驻北平城。8月的一天，梁思成忽然收到一封署名“东亚共荣协会”的请柬，他被邀请参加日本人召集的一个会议。对于以梁思成为代表的营造学社的研究工作，日本人注意已久，这封请柬表明，他们开始有所动作了。梁思成、林徽因当即决定，尽快离开北平奔赴南方。
梁思成一家的迁徙，整整走了3个月时间。10月，林徽因写信给朋友沈从文，讲述了他们的流亡经过：“由卢沟桥事变到现在，我们把中国所有的铁路都走了一段！最紧张的是由北平到天津，由济南到郑州。带着行李奉着老母，由天津到长沙共计上下舟车十六次，进出旅店十二次。”在长沙，他们遭遇了日本对长沙的第一次空袭。
在1937年11月24日给美国友人费慰梅的信中，林徽因详细讲述了这次轰炸：“炸弹就落在距我们的临时住房大门16米的地方，这所房子我们住了三间。……听到地狱般的断裂声和头两响稍远一点的爆炸，我们便往楼下奔，我们的房子随即四分五裂。全然出于本能，我们各抓起一个孩子就往楼梯跑，可还没来得及下楼，离得最近的炸弹就炸了。它把我抛到空中，手里还抱着小弟，再把我摔倒地上，却没有受伤。同时房子开始轧轧乱响，那些到处都是的玻璃和门窗、隔扇、屋顶、天花板，全都坍了下来，劈头盖脑地砸向我们。我们冲出房门，来到黑烟滚滚的街上。” 12月初，梁思成一家又离开长沙，辗转前往昆明。
这张照片尽显梁徽因母性光辉
梁再冰回忆：“在离开北平前，父亲就常常背痛，医生诊断他患了脊椎间软组织硬化症，并为他设计了一副铁架子‘穿’在衬衣里面以支撑脊骨。在旅途中当然加重了他的负担，但父亲并不把这放在心上。当我们经过湘黔交界的晃县时，母亲突然感染了肺炎，高烧至40度。当时还没有抗生素和其他特效药，肺炎是很可怕的病。县城中没有医院，旅馆拥挤而阴暗，但父亲并不慌乱。他找到同车一位留学日本又懂得中草药的女医生，请她替母亲治疗，根据她开的处方给母亲煎中药服用，使母亲在两周后退了烧。”在舟车劳顿、几经颠簸、疾病缠身的情况下，梁思成全家终于在1938年1月中旬到达了昆明。
抗战时期，在日寇铁蹄的践踏下，多少家庭经历了背井离乡、生离死别，梁思成一家的遭遇就是中国千千万万个家庭的一个缩影。
在昆明的日子里，梁思成、林徽因和其他知识分子一样，陷入了贫困。梁思成因为扁桃体脓毒不仅使受伤的脊背剧烈疼痛，还引发了牙周炎，不得不将满口牙齿全部拔掉。为了维持生计，林徽因接受了去云南大学为学生补习英语的工作。生活并没有消磨掉他们的意志，他们一直关心着前方的战事。林徽因在给友人的信中多次表示希望参战，却不得不遗憾地表示：“我们的国家还没有组织到可使我们对战争能够有所效力的程度，以致至今我们还只是‘战争累赘’而已。”梁思成身体刚恢复健康就开始重建营造学社。他总结了学社的工作，制订出了新的工作计划。在重新争取到中美庚款基金会的支持后，他与随后来到昆明的学社成员刘敦桢、莫宗江、陈明达、刘致平等一起，对中国西南地区展开了大规模的古建筑调查活动。
1940年初冬，梁思成、林徽因为了使中国营造学社就近利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资料，他们决定离开昆明入川，到离四川宜宾30公里的南溪县李庄镇上坝村安营扎寨。安顿好后，梁思成、林徽因和同事们又投入到了紧张忙碌的考察和研究之中。在李庄的日子里，梁思成除了对宜宾周边部分古建筑进行测绘外，他把主要精力都用在研究宋代李诫《营造法式》、撰写《中国建筑史》和用英文撰写《图像中国建筑史》等著述上。那时，林徽因的肺病又发作了，川南潮湿的气候和连续的奔波，让身体本来就十分虚弱的她长时间卧床不起。在给美国友人费正清和费慰梅夫妇的信中，梁思成描述了他们在李庄的生活：“很难向你描述也是你很难想象的，在菜油灯下做着孩子的布鞋，购买和烹调便宜的粗食，我们过着我们父辈在他们十几岁时过的生活但又做着现代的工作。……我的迷人的病妻因为我们仍能不动摇地干我们的工作而感到高兴。”梁思成写作《中国建筑史》需要绘制大量英汉对照并加注释的插图，这任务由他和莫宗江来完成。林徽因则靠在床上翻阅《二十四史》和各种资料典籍，对书稿进行修改、补充、润色。
梁思成和林徽因生活拮据、贫病交加，这让朋友们十分着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瞒着梁思成、林徽因向国民政府教育部长朱家骅写信求助，费正清和费慰梅也多次来信劝他们去美国治疗、工作，梁思成和林徽因非常感激朋友们的关心，他们给费正清夫妇回信说：“我们的祖国正在灾难中，我们不能离开她，假如我们必须死在刺刀或炸弹下，我们也要死在祖国的土地上。” 梁从诫对此也记忆犹新。当时他问母亲：“如果日本人打到四川你们怎么办？”林徽因特别平静地回答：“中国读书人不是还有一条老路吗？咱们家门口不就是江吗？”梁从诫后来回忆说：“我当时看着妈妈，我就觉得她已经不是我熟悉的那个妈妈了，她好像变成另外一个人，面对死亡，那样超脱。”终于，在林徽因的协助下，梁思成反复修改并最后完成了《中国建筑史》这部重要著作的初稿和用英文撰写的《图像中国建筑史》，还把《营造法式》一书中的宋代建筑作法用现代工程图绘制出来，并对晦涩的术语加以解释，初步实现了他早在学生时代就已怀有的学术夙愿。
在抗战的艰苦岁月中，梁思成与林徽因心系祖国命运，一直顽强地用学者的力量为国家、为民族做着他们力所能及的事情。有人这样评价梁思成与林徽因的贡献：“林与梁一道留学美国时，已决定了共同以建筑学为终生事业，他们的后半生虽不免历历坎坷，想做的还远远做不到，毕竟还依愿而行了。”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15年9月25日 总第2817期 第三版 作者 梁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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