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ouTube上有刘欢、莫华伦、廖昌永三人在人民大会堂合唱《国际歌》的视频，是我喜欢听的保留歌曲之一。活到这么大的年纪，早已没有了什么“革命激情”，但就是喜欢听这首歌。究其原因，小时候接受的灌输和洗脑固然“功不可没”，也因为我喜欢听慷慨激昂、节奏感强烈的歌曲；刘欢等三人唱得好、乐队伴奏好也是一大因素。 一首好歌的魅力并不因时代的变迁而湮灭。刘欢等三人唱《国际歌》的现场里坐满了观众，男女老少、外国人都有，旋律一开始下面就开始骚动，唱到高潮时许多观众开始打着拍子合唱、有些女性更情不自禁地站起来拍手喝彩。这些人当中固然不乏“老共产党员”，但身为七零后、八零后的那些女性如此“嗨”，显然是受到旋律和节奏的刺激，也或者是爱慕男歌手，却不再会因为听了《国际歌》成为江姐、赵一曼、刘胡兰。
自从《国际歌》诞生、共产主义运动在全世界兴起后，多少“仁人志士”唱着《国际歌》慷慨走向刑场。现在的人可以说《国际歌》是“精神鸦片”，麻痹、欺骗了这些“革命烈士”，说轻点这是代沟。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信仰追求和精神图腾，如果你不是生活在前人生活的那个时代，你就不应随意嘲笑前人的所作所为。
《国际歌》能成为各国无数“革命者”的“精神鸦片”，主要在于它的艺术魅力。《国际歌》的作词者欧仁·鲍狄埃、作曲者皮埃尔·狄盖特都是工人，抛开如今被批得体无完肤的社会主义制度、共产主义理想不论，个人认为：单从艺术的角度，鲍狄埃和狄盖特仅凭借一首《国际歌》，艺术成就就不亚于莫扎特、贝多芬级的音乐大家，《国际歌》也有资格成为人类历史上一百首著名歌曲之一。这让我想起了聂耳。他创作的曲子寥寥无几，除了《义勇军进行曲》外再无大作，且年纪青青就英年早逝。但仅凭一首中国《国歌》，就足以令他流芳史册。最近与台湾来的一位父母都经历过抗战的朋友聊天，他母亲生前说：当年《义勇军进行曲》在国民党人中也是一首人人会唱、脍炙人口的名曲，只是后来它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后才在台湾被禁，可见名曲不会因政治和意识形态的不同而丧失其应有的历史地位和光芒。
听遍各国的《国歌》，我认为只有法国国歌《马赛曲》可以和中国国歌媲美，而《国际歌》与《马赛曲》颇有渊源。首先它们都是由法国的小人物作词作曲的（《马赛曲》的词曲作者鲁日·德·李尔以工程师的身份加入军队并获得上尉军衔）；其次《国际歌》歌词诞生之初，是用《马赛曲》的曲调演唱的，法国共产党员皮埃尔·狄盖特于1888年为其谱曲；第三《马赛曲》因1792年8月10日马赛志愿军开赴巴黎支援杜乐丽起义时高唱这歌而得名，随后风靡全法；1871年巴黎公社成立后，欧仁·鲍狄埃当选为公社委员，并在街垒浴血战斗。5月公社失败后，他躲藏在一位工人家的阁楼中写下了《国际歌》的歌词。看来好的歌曲不论谱写还是流行，都离不开激情，不管这激情源于革命，还是来自爱情。
《国际歌》其实不是“资产阶级”眼中的共产主义“洪水猛兽”。从《维基百科》可知：“《国际歌》不仅仅被共产主义者传唱，在很多国家中的社会主义者、社会民主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以及左派民主人士中也广泛流传，它也曾经是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的会歌。共产国际（第三國际）的会歌并不是《国际歌》。”这让我想起了切·格瓦拉。上世纪九十年代时，某次我参加了在加州硅谷举办的招工大展。一进偌大的展厅，赫然看到切·格瓦拉的头像高悬在某展台上。当时我还挺纳闷：切·格瓦拉可是死于美国中央情报局之手，美国“资产阶级”难道就不怕这头“洪水猛兽”吗？答案还可以从《维基百科》中找到：“自切·格瓦拉死后，他的肖像已成为反主流文化的普遍象征、全球流行文化的标志，同时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英雄和世界左翼运动的象征。”美国是个宽容的国家，只要不杀人放火、不搞恐怖活动，民众的一切信仰爱好悉听尊便，这是全世界很多人都想跑到美国来的根本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