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承志的《心灵史》是如何宣泄他的爱与恨的？
张承志曾是八十年代著名的学者型作家，他的《北方的河》等作品曾给少年山哥带来过令人震撼的阳刚之美。
不过后来作为回民的他回归他的真主阿拉了，写出了以中国西北伊斯兰教神秘主义苏菲派哲合忍耶的二百年历史为题材的历史小说，引起了巨大反响。
老实说，山哥初读
感谢博友落基山人关于“清末同治陕甘回乱屠杀两千万汉民”的博文，激起我这段尘封的记忆。
中共建政后，以阶级斗争为纲，以历史唯物主义主义为指导，回民党员历史学家白寿彝等把陕甘回乱美名为回民起义，把维护国家统一，人民和平生活的平定回乱的湘军将领左宗棠污蔑为镇压人民起义的刽子手。
红卫兵元老张承志继承和发扬了白寿彝的光荣革命传统。其实在颠倒黑白的努力上，张承志的极端伊斯兰主义立场更加令人发指。
天涯网上这篇博文作者，只是一位朴素学人，但对大学者，大圣贤张承志的批驳却入情入理。
张承志《心灵史》质疑（转帖）
张承志的小说《心灵史》自问世以来，曾经以各种版本大量发行，由于所产生的负面影响而几度遭到封禁，并受到一些史学、文学界人士的质疑，但是，也有许多人对这本书十分赞赏，并且认为，这是一位学者型的作家所讲述的真实的历史。
《心灵史》究竟是一本什么书？笔者认为，这部小说除了在叙述上有许多违背客观事实之处以外，还存在一些严重的基本理念方面的问题。现就小说中谈到的同治年间金积堡战役及相关历史，谈谈自己的看法，和网友们探讨，以求释疑解惑，凡观点错误及不符合历史事实之处，欢迎指正、批评。
一．至关重要的历史背景被屏蔽了
我们认识任何一个历史事件，都离不开对当时历史背景的了解，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了解历史事实，从而得出全面的、客观公正的结论。《心灵史》涉及同治年间的金积堡战役这一题材，但是，张承志先生在叙述时，把对于全面了解这一战役至关重要的历史背景完全屏蔽了。
同治元年四月，著名的陕甘回民大起义在陕西爆发并很快漫延整个西北。同治三年年底，浩罕国军官阿古柏入侵新疆，占领新疆的大片中国领土，奴役那里的中国各族人民，阿古柏不断扩张，在中国领土上立国称王。同治六年六月左宗棠进入陕西，阿古柏则在此之前已经在新疆建立了所谓的“哲德沙尔国”，自称“洪福之王”，在他侵占的土地上，实行极其残暴的统治，并且，新疆的形势还在急剧恶化。
也就是说，这场历时十多年的大起义，除了开始的两年多之外，其余时间都是在外敌入侵、国土沦丧的背景下进行的。
张承志先生所描述的金积堡战役，发生在同治八年下半年至同治九年岁末，这段时间，阿古柏的势力进一步扩张，他在占领了整个南疆之后，又占领了吐鲁番，并且越过天山，占领了北疆的大片地区。同治十年，金积堡战役刚刚结束，俄国又出兵伊犁，俄国人派出了大批化装成商人的间谍，测绘新疆各地的地图，准备时机稍稍成熟，就将阿古柏取而代之，占领整个新疆。
后来的历史告诉我们，俄国人一直对长城以北的中国领土垂涎三尺，他们处心积虑地策划了蒙古独立，又妄图霸占中国的东北，和李鸿章签订了中俄密约，最后甚至为了争夺中国东北跟日本人打了一场狗咬狗的日俄战争。假如当年的俄国能够占领新疆的话，只要以这里为出发点，沿着蒙古草原东进，由于一路无险可守，中国将很难采取有效的防御措施，俄国人将会“日蹙百里，直达辽海”，毫不费力地吞下长城以北的所有中国领土。这样的后果，将是中国根本无法接受的。
毫无疑问，清代同治年间，由于外国侵略势力对新疆的占领，使中国面临极其巨大的领土危机，维护中国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已经取代反清为主题的国内矛盾，成为中国西北所面临的首要问题，一百多年之后的任何历史学家在回顾这段历史时，如果无视这一铁的事实，都是错误的。张承志先生在讲述这段历史时，就完全屏蔽了这个至关重要的历史背景，把金积堡战役从这个大背景中完全剥离出来，这种手法必然是对所有读者的一种误导。
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在面临这样的现实时，都只会做出一种选择：立刻毫不犹豫地将侵略者赶出去，以维护自己的国家尊严和领土完整。可是，当时的中国却根本不能作出每一个国家在这种情况下都必须作出的反应，只能听任入侵者对中国领土肆无忌惮的宰割，听任新疆的形势不断恶化、急转直下。
因为当时的新疆问题，已经不可能通过战争以外的途径去解决，而中国要用兵新疆，陕甘是唯一的运输通道和战略后方，可此时的陕甘正沉浸在一片硝烟和战火之中，金积堡地区就是其中之一，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军队是不可能越过正在进行内战的陕甘地区，去新疆作战的。所以，像金积堡这样的内战，已经成为一道事实上的保护入侵新疆的外国势力的屏障。
那么，此时的中国，究竟是应该立即结束陕甘的这场内战，集中力量去赶走新疆的入侵者，以维护我们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呢，还是应该完全置侵略者对大片中国领土的占领和威胁于不顾，只管高喊反清的口号，把陕甘的内战打到底呢？
张承志先生的小说主张这样的观点：只有坚持陕甘的内战才是正义的，并且，谁结束陕甘内战，谁就是罪人；谁退出陕甘内战，谁就是叛徒；谁坚持陕甘内战，谁就是英雄。在中国遭到外来侵略，大片中国领土被他人强占的背景下，张承志的这种主张，究竟是否符合包括所有中国籍的回族同胞在内的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答案应该是否定的。一个宣扬违背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观点和主张的作品，当然不能不引起人们的质疑。
二．金积堡之役概况
金积堡是一个巨型的堡寨，它的围墙有十米厚，十三米高，总长度四千五百米，其总面积超过一平方公里，它的周围有渠水环绕，当时的任何一种炮弹打到堡墙上，都只能给它挠个痒痒，无能为力。在金积堡的东西两侧，更有五百七十多个堡寨护卫，其中不乏异常坚固者。马化龙囤积了大批粮草和武器，战争结束时，仅清军缴获的各式火炮多达五十六尊，鸟枪一千多支，抬枪三百多杆，冷兵器无数，另外，马化龙主动交出洋枪一百八十多支，还将大批洋枪埋入地下，仅被清军掘出的，就达一千二百余支。
凭借如此强大的实力，马化龙敢于同任何对手一较高下，而历史上清军对金积堡的所有进攻，没有一次不以失败告终的。
正因为如此，左宗棠之前的署陕甘总督穆图善就显得非常聪明，他在军事上根本奈何不了马化龙，便接受了马化龙名义上的“就抚”：既可以避免和马化龙进行一场毫无获胜可能的较量，又可以获得马化龙按期缴纳的一定数量的粮饷，还可以维持这种名义上的“就抚”向朝廷请功。
左宗棠也是一个聪明人，他非常清楚在金积堡这种堪称完美的防御体系面前，实行强攻的一方必然会付出极其惨重的代价，并且很可能会以失败告终。事后的实战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清军付出了四五千人的伤亡，在这样的攻坚战中，损失的往往都是“壮士”——最勇猛的、冲在最前面的士兵，他们实际上决定着整个部队的战斗力。清军还“连丧大将”，战役期间仅提督、总兵（相当于现代的军、师）级别的军官减员，就高达四十人之多，其中包括清军第一主力老湘营的统领刘松山。在刘松山阵亡之后，清廷甚至认为左宗棠已无力继续后面的战事，一度打算让李鸿章取而代之，于是，两万名装备精良、军饷充足的淮军开赴陕西乾县，李鸿章也奉命赶到西安。在此期间，左宗棠一再在家书中告诫家人要做好最坏的打算，随时准备遭到“籍没”，被扫地出门。这些事实都说明，金积堡之役是一场非常惨烈的恶仗。
作为晚清最杰出的军事家，左宗棠当然在事前对这一切都心中有数，即使单单从他个人和所谓“湘军集团”的利益考虑，他也会尽最大努力去避免金积堡的这场恶战。
但是，为了确保陕甘的和平，他要求马化龙必须交出全部武器，在这一点上没有商量的余地。为了能够实现金积堡问题的和平解决，他耐心地敦促马化龙缴械，甚至将写给刘松山的公文请马化龙转交，以这种违反常理的特殊方式来表达自己的信任和期待。
在金积堡战役之前，张家川的回民大帅李德仓，就抚之后一直没有重新恢复武装，因此，张家川地区就实行了回民自治，这种状况一直保持到陕甘战争结束。在金积堡战役之后，河州的马占鳌也交出了武器，在那里也实行了回民自治。左宗棠的要求并不高，只要马化龙解除武装，金积堡的问题就解决了，同样可以在当地实行回民自治。
当然，左宗棠在力争和平解决的同时，对马化龙也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做了两手准备。他将所部分为三路：北路由刘松山率领，从陕北进入宁夏北部的平罗，逐步向南推进，一旦开战，这是担任主攻的部队。南路由李辉武、吴士迈从宝鸡进驻秦州等地，采取进攻态势，保持对河州马占鳌的压力，使他在金积堡一旦开战时，不敢轻易出动，进行支援。左宗棠自领大军居中路，由泾州进平凉，一方面可以截击马占鳌河州方面的援兵，一方面可以从南面保持对金积堡的压力，还可以根据战场形势随时作出调整。
由于马化龙根本不打算交出武器，因此，这一仗实际上是不可避免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最终必然会摊牌。
刘松山在宁夏北部向南推进时，前署陕甘总督穆图善和绥远将军定安两个旗人告诉他，马化龙的甘回已经就抚，可以放心，只要全力对付尚未就抚的陕回就可以了。于是，刘松山就把所有的军饷都存放在由马化龙控制的灵州城里，并且只派了十几名士兵守护。
当时，陕甘军饷极度紧缺。刘松山老湘营每月六万两饷银由曾国藩从江苏照额调拨，从不误时；但是，其他部队的军饷由南方各省分摊，这些省份的拖欠现象十分严重，并且“频催罔应”，为了维持全军的运转，左宗棠常常不得不以“借”的名义从老湘营挪用应急，因此，这笔钱对于全军的生存是至关重要的。
就在刘松山向南推进的时候，发现事情不对头了：他只针对陕回作战，可是马化龙的甘回也开始列队出阵，他进行了还击，并且意识到情况有变，连忙派人掉头去查看军饷，可是已经迟了，灵州城里的军饷全部被劫，护饷的士兵和前去领饷的几名高级军官也都被杀了。
最先对此事做出反应的是穆图善和定安，他们指控刘松山滥杀激变导致这次事件，这样就完全掩盖了马化龙根本没有就抚的事实，也就开脱了他们自己的责任。清廷当然相信两个满人大员的话，立刻决定将刘松山革职留任，并要求左宗棠对事件调查后作出答复。
这时的刘松山是非常郁闷的：丢失军饷，是一件非常严重的大意失职事故，其原因就是因为误听了这两个满人的话。可是如今却变成了自己滥杀激变，果真是这样，那么，他在激变之前一定会做好应变的准备，或者增加守护军饷的兵力，或者干脆将军饷转移到安全的地方，断不至于被人突然袭击，吃了大亏。
刘松山开始了反击，很快缴获了马化龙调动军队的手令，两个满人关于他已经就抚的谎言不攻自破，但是，一场大战由此展开，左宗棠和平解决金积堡问题的希望也完全破灭了。
经过十六个月时间的激战，战役结束，清军处死了马化龙和他的十三名家属，以及包括八十多名“伪官”在内的回军一千八百余人。
金积堡之役，本来是应该避免，也完全可以避免的，如果金积地区的问题和平解决，不仅可以免除那场给交战双方都带来巨大伤亡的恶战，实现当地的回民自治，更可以大大加快结束陕甘内战的进程，使中国能够保存更多的力量去抗击新疆的外国入侵者，维护我们祖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但是，这样的局面是张承志所不希望看到的，果真如此，他的小说也就没法写了。
三、一些和历史事实之间的差距
张承志在他的《心灵史》中，以大量的笔墨来渲染和刻画马化龙的反清的英雄形象。可是，真实的马化龙即使按照张承志自己提出的标准去检验也完全是个不折不扣的叛徒。
在历史上，马化龙曾经投降了清廷，对此，张承志做了这样的说明：
“他的降敌，不同于河州马占鳌的叛卖。在中国义军史上，降与叛是必须区分的两种行为。西北马占鳌、云南马现都是叛徒，他们调转枪口屠杀同胞——用人民的血染红自己官帽上的顶子。而宋景诗、李秀成、杜文秀、十三太爷马化龙都在绝灭之际有过形式上的投降，他们的所谓投降是战争规律，甚至是更深沉的牺牲。区别的界限在于是否于降后屠杀同胞。”
然而，事实果真像张承志所说的那样吗？
在左宗棠之前的署陕甘总督穆图善给清廷的奏折中，有过这样的叙述：
“伏查灵州回绅马朝清即马化龙，本系营弁，自宁夏郡城失陷，被逆回马兆沅逼胁，灵州变乱……”。后来，马化龙向清军就抚，并在这一过程中，竟然“设计将马兆沅杀毙”，又由于“擒斩叛乱陕匪”等功劳，于同治五年九月，被清廷“赏加副将衔”。
马兆沅的详细资料我们无法看到，但他是一位甘肃回民起义的重要领导人，却是毫无疑义的。然而，就是这样一位曾经影响过马化龙，并带领他参加起义的人，最后竟然被马化龙“设计杀毙”了。
马化龙在投降之后还有多次屠杀自己同胞的事，上面那份奏折中还有这样的叙述：“至同治七年闰四月，该绅（马化龙）会同灵州兵役将著名刁匪马白哇、马晶中、马举擒获解送宁夏郡城，分别斩首枭示，曾蒙恩赏加提督衔。其同时获犯出力之马耀邦(马化龙之子)、马万选、赫壮图、马明起、赫忠义，均蒙分别赏给官阶虚衔。是年六月，该绅马朝清派令穆生花、马振海、马忠海又将暗中结盟谋为不轨之杨生魁、冯学礼、白天风等一百余人歼死，解散余党。”
拿马化龙的这些叛卖行径和河州的马占鳌相比，根本看不出有任何区别，并且，马占鳌直到左宗棠离开陕甘，也不过是个以游击补用的都司，三品封典，根本不具备佩戴“红顶子”的资格。而马化龙则凭借自己的叛卖，获得了提督衔的封赏，已经是一品大员了，千真万确“用人民的血染红了自己官帽上的顶子”，即使按照张承志先生自己制定的标准，以是否在投降之后屠杀自己的同胞来检验，马化龙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叛卖者。
马化龙在叛卖方面的做法和马占鳌如出一辙，只是马占鳌的叛卖，长期以来一直受到广泛的宣传和批判，而马化龙的这些叛卖行为，则一直被隐瞒着，从未被人提及，之所以如此，不过是为了人为地树立马化龙的高大完美的英雄形象，为了宣传上的需要而已。应当指出的是，这些宣传和真正的历史事实并不相符。
张承志在书中说：
“我决定——
舍弃我科班毕业的历史系写史的方法，采用接近我的前辈——关里爷、曼苏尔、毡爷的写法，描述近日在哲合忍耶教内被记忆、被坚信的这些史事。这将意味着我删砍了自己这部生命之著的数十万言；这将意味着我要放弃对同治战争许多事件的发言权；这也将使我面临崭新的困难——熔历史、宗教、文学为一炉，同时接受三个方面的巨大挑战。”
其实，采用什么方法来书写历史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所叙述的历史是否属实，是否经得起事实的检验。那么，张承志所采用的这种新颖的写法所书写的历史，究竟是否符合客观事实呢？
他写道：“据金积堡附近大阿訇杨怀真描述：仗，大约分三步打。第一阶段，清军由南线来，经滚泉沟攻金积堡，被哲合忍耶截击于强家沙窝，三年时光里回民占着上风。第二步，清朝公家从金积西南进兵，占黄河东岸，在红柳沟一带摆战场，由传说中的魏花脸为将。魏花脸，也许就是清朝文牍中的魏光焘，老百姓都说他被回民军打死在红柳沟的山上，魏营的土垣废墟沿山迤逦，至今清晰可认。第三次，清军从金积东北新界堡进攻，百姓们说，清军用的是‘机关炮弹’，大概是左宗棠使用四百万两外债采办的欧洲新式军火之一种。
杨怀真阿訇回忆；‘机关炮弹像乌鸦一样飞来，然后缓缓落下，打在地上过一会儿才爆炸……’”
我们不妨逐条看一看这些叙述的真实性。第一条，金积堡之役是从同治八年下半年开始，至同治九年岁末结束的，前后不到一年半的时间。但是，按照张承志所写的情况，仅第一阶段就长达三年之久。即使清代的官书再不可靠，在这种重大事件的记录，也不可能在时间上出现如此巨大的出入。第二条，清将魏花脸，很可能是魏光焘被回军打死。经查，同治八年以后在整个金积堡战役期间阵亡的清军军官只有一人姓魏，此人名叫魏南华。在按照官阶大小排列的阵亡军官名单里，他的名字甚至排在最低级别的“尽先把总”的后面，只是一名“外委”而已。如此低微的官阶，当然不可能拥有由他掌管的营盘，更不可能担任一个方面的指挥了。至于魏光焘，则是左宗棠在陕甘期间的重要助手之一，他后来担任了陕甘总督、两江总督等多种职务，参加过甲午战争，于1915年3月病逝于湖南家中，怎么可能提前四十多年前就在金积堡战死了呢？然而，在张承志的笔下，连魏营的遗迹都清晰可辨，不由你不信。所有这些描写只能是一个指鹿为马、张冠李戴的错误，假如张承志先生事前能稍稍翻一翻书，恐怕就不会在他的“生命之著”中这样信口开河了。第三条，所谓的“机关炮”。我们知道，即使在甲午战争中，晚清最现代化的北洋舰队也没有用上机关炮，在此前二十多年同治期间的陕甘地区，清军竟然拥有如此先进的新式武器，是一件多么了不得的大事，应该是不难想象的。可是，在左宗棠的所有文牍函件中，对此竟然只字未提，其他晚清时期的任何文献中，也从来没有提到在当时出现过这种极为吸引眼球的武器。难道这种机关炮，只是在金积堡战役中使用了一下，此后就一直被珍藏起来，严格保密，从所有人的视线中消失了，即使在中法战争、甲午战争这样的情况下也依然被雪藏不用，可能吗？这样的事实只能说明，所谓的机关炮，不过是一种子虚乌有的杜撰罢了。但是，张承志又加上了这样的注解：它“大概是左宗棠使用四百万两外债采办的欧洲新式军火之一种”，为这种杜撰增添了一条旁证。再翻翻史料，左宗棠以“四百万两”的规模举借外债的情况，只发生在新疆之役中，在新疆之役中借的钱所购买的武器(即使真的从欧洲买到了这种新式军火)，可以至少提前五、六年就出现在金积堡的战场上，是不是也太荒唐了呢？
尽管只验证了这样一小段，但如此之多的破绽，足可以让我们充分体验一下张承志所写的这篇小说，在客观事实的叙述上究竟有多大的可信度了。
四、一些缺乏说服力的煽情
张承志在《心灵史》中着力描述了西海固的贫瘠，为了增加左宗棠的罪孽，还做了这样的补叙：“沙沟以及固原、海源一带陇东的穷山恶水，是同治大失败以后清政府安置莲花城一带回民老弱的地方。我曾长久地怀疑左宗棠可能来过这里——否则他怎么可能找到如此天然的残民之所。”
金积堡之役结束后，究竟是如何安置一万多当地回民的?左宗棠是否真如张承志所说，曾经在十分原始的交通条件下，抽出大量时间跋涉千里，专门去寻找一个“残民之所”？也许张承志先生在即兴发挥之余，今后会在某一天拿出真有说服力的什么证据来，在此之前，我们还是通过一些史料来了解一下当时的具体情况。
刘锦棠报告，由于马化龙自缚请降之前在金积堡地下埋藏了大量武器，并且拒绝承认，当时又天寒地冻，挖掘非常困难，无法判断这些武器的数量和具体埋藏情况，因此，应该先将当地人群迁出，再通过审讯和挖掘清除这些武器。左宗棠同意刘锦棠的意见，并且在给他的答复中这样说：
“羁押逆酋，空言督责，断难了结。先迁老弱妇女，彻底清查，自是办法。其沿途照料护解，已谕知各统领营官，严禁侵掠凌虐，以昭恩信。拷讯须委员分起，恐难求一一确凿，既主搜掘，则亦不能终匿也。固原之古城川，地连固原东山、平凉白水及北路大泸川一带，路径纷杂，盐茶之右武营距固原一百四十里，见在西山伏匪未靖，亦难安插。已与魏道（魏光焘）商定，仍安插固原大川，庶此时运赈粮、将来驻重兵均便也。”显然，由于受到治安环境和交通条件等方面的限制，这种安置是存在一定困难的。
根据平庆泾道魏光焘关于选择安置地点的的报告，左宗棠在回复他的公文中这样说：“据禀履勘固原东北乡牛家店、蔡家川、官厅川、西乡黎家套子等处，距城均不甚远，土肥地广，窑洞多而柴水便当，足敷安插。”显然，这是魏光焘在报告中关于安置地点的描述，左宗棠在批复中就此提出了注意事项：“惟将来分布地方，必须各成片段，各有界划，免致侵凌争竞，别生事端，方为周妥。”
以上这些内容，可以大致反映出左宗棠在安插金积堡人员时的具体情况，这和张承志的说法是有很大出入的。左宗棠只在西北待了很短的时间，并且一直处于战争条件之下，他很可能有某些失误，但是，恐怕未必会以故意制造百姓的贫穷为出发点。为了做个比较，我们不妨看一看当时左宗棠周围一些高级将领的经济状况：
进疆清军北路大军统帅金顺，在新疆收复之后担任了伊犁将军，这是很高的职务。光绪十一年奉召进京，途中病死在肃州。“身后不名一钱，几无以为敛。寮寀醵金，丧始归。部伍缟素，步行五千里至京者，达二百人云。”进疆清军中路大军统帅刘锦棠，新疆收复之后担任首任新疆巡抚，不久辞官。回家后因为贫乏至极，被寡居待养的伯母、原老湘营统领刘松山之妻“痛诟致病”。等到甲午战争爆发，国家急需知兵大臣，召他进京，刘锦棠带病就道，死在路上。人们打开他的遗箧，除了几份关于时局的奏折底稿之外，同样不名一文。进疆清军南路大军统帅张曜，收复新疆之后担任了山东巡抚、海军帮办大臣等职务。他借钱补偿所部士兵在收复新疆时的军饷，临终一贫如洗，还欠下七十多万两的债务，死难瞑目。
晚清是个“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时代，上面这几位统兵的将领，都是比知府级别高得多的“正省部级”官员，他们都为中华民族立下过不朽的功勋，但临终时却个个清贫如此，如果他们也拿自己的经济状况和当时的官场“行情”之间的差距来找左宗棠说事，是否比西海固地区的百姓要理直气壮得多？他们的情况，是否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的物质条件呢？
一百多年过去，如果后来各个朝代的中国官员们，真的都能像上面这些“大员”那样，西海固地区的百姓，恐怕无论如何都不会依然处于极度贫困之中的。
张承志在《心灵史》中还引用了这样一首民谣：
同治五年三月间，杀气弥漫天。
十余万人一朝尽，问谁不心酸。
桃含愁兮柳带烟，万里黄流寒。
阂邑子弟泪潸潸，染成红杜鹃。
清歌一曲信史传，千秋寿名山。
碧血洒地白骨撑天，哭声达乌兰。
这首民谣，记录了同治年间甘肃靖远地区汉族百姓在民族仇杀过程中惨遭杀戮的事件。张承志对这首民谣作了这样的评述：
“——乌兰是靖远境内的山名，黄流即黄河。初闻此曲时，我吃惊的是：与我们通常认为的大汉族主义压迫少数民族这一认识针锋相对，靖远汉族知识分子认为，是回民的民族主义和国家对回民的优厚政策，导致了回乱时期苦难深重的汉族知识分子受挫。
这是极其罕见的错误认识。我为这种认识感到震惊的原因，并非在我对它的不义的反感，而在我清楚地触碰到这种——人的隔阂。”
“我引用此曲的目的不是想为我的回回族胞挖苦咒骂那位“阂邑子弟”的创作。凡人成群，必有矛盾。自有人的共同体形成于人类社会，人与人之间的隔阂、不信任、彼此间仇视和仇杀一直无法消除净尽。靖远县是否发生过同治五年三月回民屠杀十万汉民的惨案，我不知道。但我相信回民一定有过对汉民的仇杀。人对人是残酷的。乱世从来释放残忍。人只知道自己的道德传统，就像难于挣脱自己宿命的前定一样。认识同治年间回民大起义的根源，在于反对满清官家腐朽统治秩序的观点——任何有正义感和历史进化观点的人都必须承认：同治前后的清政府，不仅是中国政治的腐败极端，而且已经是人类社会种种曾经有过的政治组织模式的丑八怪——十九世纪后半的清朝，是人类的耻辱!”
既然张承志宣称要靠民间的记忆来讲述历史，并且，即使使一些描述得非常模糊、显然经不起推敲的叙述也被当作信史，为什么对这首时间、地点、事件都记述得相当清晰的民谣，却完全不予采信了呢？这种截然相反的待遇，公正吗？“十余万人一朝尽”的悲剧，远甚于金积堡，如果采用张承志的笔法，应该可以比《心灵史》写得更加血腥。但是，这首民谣仅仅描述了那种“问谁不心酸、哭声达乌兰”的惨痛心情，张承志就表示了自己的“吃惊”、“震惊”，“不义”、“反感”。作为一个历史专业的“科班”，面对自己采集到的这样一首民谣，至少也应该稍稍调查考证一下，看看是否真的在当时发生过这种“十余万人一朝尽”的事件，这种现象是否还比较普遍，远不止一地、一起？那些汉族百姓，同样是活生生的生命，他们并没有和什么人开战，却遭到了这样的杀戮，他们以这首歌谣来表达自己心中的悲苦和伤痛，和张承志的《心灵史》、《西省暗杀考》那样的作品相比，是否已经克制、内敛了许多呢？
张承志以同治前后的清政府是中国政治腐败的极端、十九世纪后半的清朝是人类的耻辱，大声呼唤人们的正义感和社会进步观念等等，来表明自己的立场，虽然这些话极富煽动性，但是，却仍然是经不起推敲的：
晚清固然腐败，但同治年间主政西北的左宗棠却是一个极其清廉的官员，他本人和手下的一大批将领，临终时都两袖清风。因此，拿腐败在这里说事，是缺乏说服力的。在中国的国力极度衰败、内忧外患交织的情况下，有这样一批中国人，他们舍弃自己的个人利益，甚至扛起自己的棺材奔赴抗敌前线，赶走了霸占中国领土的强盗，使大片领土重新回到我们祖国的怀抱，这不仅不是耻辱，而且是中国历史上极其光辉灿烂的一页。另外，任何“正义和社会进步”，都不能凌驾于维护我们祖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之上，一个人、一部作品如果把中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都抛到九霄云外之后，再去谈什么正义和社会进步，就让人感到有点太奢侈了。
二十多年来，张承志一直无视当年的陕甘形势对新疆存亡的客观影响，在他的作品中坚决主张把陕甘的内战打到底，坚持对于左宗棠结束陕甘内战进行批判。然而，假如历史果真按照张承志的主张发展，让当年的那场陕甘内战一直打下去的话，中国根本就不可能干脆利落地收复新疆，即使最终勉强在新疆问题上“搁置主权争议”，这一百六十万平方公里领土，还会被“搁置”在今天的中国版图之内吗？如果俄国当年在占领新疆之后接下来攫走长城以北的全部中国领土，今天的中国版图又会是个什么模样？难道，张承志真的会什么法术，可以使当年的中国在不首先结束陕甘内战的情况下就成功地保住新疆？或者，在张承志的心目中，新疆根本就不应该是中国的领土？
张承志将某一部分人群、某一历史事件从同治年间的历史大背景中完全剥离出来，使之凌驾于维护中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原则之上，并对这段历史进行极不公正、极不负责的描述——在我们判断历史是非时，维护我们祖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究竟应该摆在什么样的位置上？我们应该怎样判断过去那些与大片领土的得失存亡密切相关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功过？我们这个大家庭中的十三亿成员，今后在处理有关国家版图存亡的问题时，应该树立怎样的行为准则和是非标准？张承志先生的《心灵史》现象，向人们提出了上面这些关系到我们当前和今后的基本国策，也关系到中国和中华民族未来的问题，这些问题，难道不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吗？
张承志的《西省暗杀考》中还有这样的情节：一名由“哲德沙尔国”的伯克派往肃州的刺客被小说的主人公误杀。刺客临死前，对“左屠夫”充满刻骨的仇恨，为了完成刺杀“左屠夫”的神圣使命，表现出一派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浩然正气。小说主人公发现了他的真实身份之后，便对他说：“若是伤重死了，你便是为守住机密，殉了主道。以后我们插香上坟，有一个念举在你身上。”
刺客死了，主人公“给他念了讨白。按自家规矩，使他带血下葬。”——完全享受革命烈士待遇。
此时，新疆之役尚未打响，左宗棠的人马，尚无一兵一卒进入“哲德沙尔国”，当然不可能对那里的任何人进行什么“屠杀”。
既然如此，刺客口中的“屠夫”二字，从何说起？他的刻骨仇恨，凭的是什么？
一个从霸占来的中国领土上建立起来的非法的“国家”派往中国来行刺的奸细，就像一个潜入别人住宅的小偷一样，有什么资格去仇恨别人的家庭成员？
然而，这个“哲德沙尔国”的刺客，却完全被写成了正义的化身，成了一个为了正义事业置个人生死于度外的英雄；相反，那个曾经抬着自己的棺材去收复国土的中国人，在这里变成了一个完完全全的罪人。
这种颠倒黑白的描写，也许站在“哲德沙尔国”的强盗立场上可以理解，可以认同，然而，它却是由中国籍的作家写出来之后，向中国的读者发行的。
我是一名中国人，只能站在中国的立场上看问题，由于根本无法接受，也无法理解张承志的这种作品，那么，对它提出自己的质疑，是不是我应有的权力和应尽的义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