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世界小学的前世今生
作者 郁定国 (十八届校友)
2015-11-18
无论是过去或今天，当我们谈论上海教育界的历史时，就小学范围来讲，世界小学是名列前茅的几个学校之一。虽然它经历了一个时代的变迁，可是有多少人能真正了解它的历史？我是上海世界小学十八届(1950-1956)丙班的学生。我为了让大家能确切的了解这个小学的历史，尽可能真实地凭记忆和收集的资料把这段历史保存下来，其中一些观点纯属我个人对这个时代的看法，孰是孰非？只谓见仁见智矣。
上海世界小学座落在淮海中路(霞飞路)1842号。它的后门开在武康路(福开森路)2号。它的前门是双开大木门，塗着绿色的油漆。推开门，要经过大约25米长的过道才能经第二柵小门进入校园。这个过道是用竹子搭建的，顶端是成半圆型，过道两边设有长板凳，以供接送学生的家长和保姆坐等。从今天的眼光来看，这不起眼的过道是挺有创意的设计，因为校门面临霞飞路，仅隔一米多宽人行道就有电車行驶的马路。据回忆，在上下课高峰时段，这个平静的高尚地段就变得車水马龙，校门口停满了小汽車、三輪車和人力車。这过道起了缓冲作用，不仅防止了学校上下课时门口出现拥堵现象，而且是一项很重要的安保措施。大门右侧就是门房间，从窗口可见进出过道的仼何人，如有可疑者就被挡在二道门外。1950年时，学校占地约半个足球场之大。以第二柵小门为中心，学校分成东西二部分。东边部包括一部分教室，教师办公室，幼儿园和食堂。西边部包括教学大楼，大操场，茅亭(音乐室)，礼堂。坐東向西的教学楼分二层，每层有6个教室，楼中央的左右二个楼梯把它又分成南北二侧。印象最深的是楼梯下面还有左右二间小房间，其中有一间是医务室，另一间是老师宿舍。当时，学校的西侧与一个搞化工的单位(淮海中路1844号)相邻，大约1953年左右那单位曾发生过一次爆炸事故，我记得隔着“羌篱笆”缝隙看到一名穿白大衣的工作人员用手捂着流血的伤口往外跑，此惨景深深印在我幼小的心里。小学斜对面与宛平路交界处是上海中比镭锭治疗院，它是民国27年8月迁入霞飞路1729号(今淮海中路1733号)，它是一幢阴森森冷冰冰的深灰色大楼，我每天经过那里时心里总有种说不出的恐惧。从徐家汇来往十六铺的有轨电車就在校门口经过，它那“叮当、叮当”的車鈴声给这块宁静的高尚西区增添了上海市民的生活欢悦。
追溯上海世界小学的前身应该是创办于1936年的世界学校，隶属于上海世界社它设有幼稚园、小学和中学。李石曾、张静江、蔡元培、吴稚晖任校董。四位董事都曾是国民党中央委员，他们都曾辅助过孙中山先生北伐，也支持过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他们也被称为国民党四大元老。他们四位中的李石曾在1902年随驻法公使孙宝琦赴法国。在巴黎，李石曾入蒙达顿农校学习，毕业后又入巴斯德学院及巴黎大学学生物。1906年，他和张静江、吴稚晖等人在巴黎组织了世界学社。他们又发刊《新世纪》周刊，宣扬无政府主义。1919年，吴稚晖和李石曾发起组织勤工俭学会，创办里昂中法大学并发起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呼吁中国青年到海外以半工半读方式留学，当年5月首批学生90多人抵达法国。这四位董事中最年长的是蔡元培先生，他曾仼国民党中央执委、国民政府委员兼监察院院长和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蔡元培先生也多次赴德国和法国留学或考察。由此可见，世界学校的创建不但与世界学社有密切关系，而且世界学校具有雄厚的政治背景。创办世界学校的初衷，就是为了实行教育救国和科学救国，把学生从小培养成出国留学及有用的人才。学校的成功又与身为教育家的校长陶玄女士分不开，她宵衣旰食、不辞辛劳，一生贡献给中华民族教育事业。陶玄艰苦办学，一丝不苟，深为上海各界人士赞许，纷纷捐资相助，学校规模日益扩大，设备更趋完善。不料“八·一三”事变突起，上海遭受日寇狂轰滥炸，时局动乱。接着，抗战爆发，1939年，陶玄便离沪去重庆，学校由其妹陶觉负责。抗战胜利后，取消中学部，于1946年改名为上海世界小学，陶玄仍仼校长。陶玄女士为教育事业辛勤耕耘，造就了大批优秀人才，可谓桃李满天下。1949年前上海世界学校就是在这样的教育方針下培养了无数英才。这段时期可谓世界学校或世界小学的民国时期。
据老一辈的校友回忆，民国时期的学校，校方管理十分严格，采取国语和外语并重教学，外文课本有英法语二种，教材已用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奥斯丁的《傲慢与偏见》等世界名著。国语采用文言文与白话文相替交叉的教学方式。校方聘请国内著名学者和外籍名师来校执教。学校注重孔子礼仪教育，平时提倡要尊敬师长，对学友要友善和包容。当时世界学校实行午餐包饭制，一桌八位学生，三菜一汤，就餐时必等老师到位才能动筷，吃完饭要检查有否米粒落在桌上，从而教导“粒粒皆辛苦”的俭朴精神。学校还设置了家政班，这大概是中国最早设置家政班的中小学校之一，体现了非常务实的精神。学校要求每个学生至少参加了一个业余兴趣小组活动。教室的一角安放着一架钢琴，平时下了课或在课间，同学们可以自行练琴。体育活动以棒球为主，也开展排球和网球，提倡德智体兼备发展。校方也注重民主精神，选举学生会主席已提倡竞选制，参选者可以自由拉票和发表竞选演讲。靠近国共内战末期，据我推测，至今无考证，陶玄从重庆回沪后，可能中共上海地下党已与她有接触，或已经有中共地下党老师渗入学校，因为据十四届的校友回忆，上海解放那天，学校曾把幼稚园的大教室让给大批解放军驻扎。另外，1949年9月刚刚解放时就组织学生步行去位育中学参加被国民党杀害的交通大学进步学生的追悼会。
我是1950年入世界小学，属十八届。应该属于「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的一代。虽然那时的世界小学仍为私立，但已经统筹于市区教育局管理。毛泽东提出的「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已经成为教育方针。用的教材也与公立一样。学校没有制服，但有红领巾，它成了我们追求的目标。谁表现优秀谁就可以加入少先隊，带上红领巾成为“无产阶级接班人”。校歌已经不复存在，我们反复高唱的是「東方红，太阳升」。当时校长是何思翰先生，他个儿不高，学究模样，个性内向。他毕业于世界学校中学部第二届，据说文革中他吃了不少苦头，有段时间传说他失踪了，有人说他自杀，事实上他一直活到1972年病故。奇怪的事是我在世界小学期间从没有人向我们讲述过有关这个学校的的过去，更没有人提起陶玄这个人。从我采访中也发现没有仼何1950年后的学友听说过陶玄，似乎她在1950年后从地球上蒸发了。半个世纪后的今天我才明白了：谁敢在那年代重提由四大国民党元老为董事的世界小学的那段黑历史？敢提者真是不适时务者也！可以说1950年后世界小学进入了毛泽东时期。
毛泽东时期的世界小学已实行全民免费教育制。只有小学部和幼稚园。当然，作为培养资产阶级接班人的外语课被取消了。其它教材采用全国统一课本。对我们这群天真的小孩来讲，每学期开学那天领书本是最开心的事了。领到新课本，回家就忙着用旧畫报把书本封面包起来，母亲常会教我们更高级的包书技术，那就是在书页的上下角加固的四角包书法。看着装进书包里的这些新课本，心里美滋滋地期待着新学期的开始。1950年后世界小学已取消食堂包午歺制。中午有一小时休息，家住附近的学生可回家吃午歺，有的学生带饭，食堂会帮助蒸热，有的是家长或保姆送饭，拿着四层搪瓷饭盒，上面三层较小放菜，最下一层较高大放米饭，每逢冬天这种四层饭盒还有筒型棉套保暖。午歺后有半小时午睡时间。我们双臂趴在课桌上闭目小憇，大黑板上的扩音喇叭传出优美的肖邦小夜曲。
不少学生住在我家附近。单就玫瑰别墅的学生就至少有十个，还能记得的有其中7号钟平和钟民兄弟俩，6号李家6兄妹，其中李佩芬与我同班。复兴西路上也有许多同学，玫瑰别墅对面朱家四兄妹都就读于世界小学，他们的大哥朱孔范与我同班。与我同班的邻居还有马蔓莉、何铿、黄正康、胡正安、袁纪、金义端、隋思民等。多数日子我们走着去学校，有时乘电車上学。记得从乌鲁木齐中路到世界小学車票只要三分錢。那时母亲会给二角零用錢，除了化掉的車费錢，多余的可放学后在复兴西路上的“华盛昌”烟纸店买包话梅或在淮海中路上的“77288”点心店买二只大肉包。如能去它对面的“可的牛奶棚”买一瓶酸奶或一杯掼奶油，那就祘很奢侈的消费了。西边淮海中路武康路交界处有著名的武康大楼，简称“九层楼”，有些同学住在那幢楼里，我记得楼下有一排商店，至今能回忆得起的只有“紫罗兰”理发店和它隔壁的俄式肉品店，它们供应的熟火腿味道鲜美。我记得“九层楼”对面有个家庭小饭店，母亲有时就带我们三兄妹中午去吃盖浇饭或两面黄炒面。我们班上有著名京剧演员周信芳的女儿周采芝，还有电影明星陶金的儿子陶令昌。1954年后有不少干部子弟转学入世界小学，我们班就有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中将的儿子陶冶，还有一位高干子弟姓贺，用左手打乓乓球，绰号“左脚”。六年的小学生活中同学们相处和谐，虽然有时也嬉笑打闹，但那种单纯的美好时光至今令我难忘。
世界小学的老师们教学非常严谨。校长何思翰曾担任过我的历史老师，他学识渊博，讲课引人入胜，听他上课时间似乎过得特别快。教导主任刘伯琴曾担任我的算术老师，她思路清晰，讲课深入浅出、形象生动。李成清老师当过我们班主任，她平时看上去相当严肃，但在帶我们课外活动时与学生亲切相处，没有师道尊严的架子。我的美术老师姓戴，她住在徐家汇一排公房，那时的徐家汇不像现在高楼林立，只是一片农田，她星期日上午常帶我们几个热爱美术的同学去写生，让我们接近大自然与生活。董存瑞、黄继光成为我们心中的英雄，半夜鸡叫中的周扒皮是我们心中可怕的坏人。抗美援朝时老师组织我们写信给志愿軍，我还幸运地收到回信和礼物，一只金光灿灿用黄铜做的碗，可惜，在“大炼鋼铁”时被送进了炼钢炉。毛泽东与苏联老大哥亲热时期老师又组织我们写信给苏联的小朋友。记得每逢“十一”国庆节，最令我们兴奋。清晨天不亮就起身，穿上白衬衫蓝裤子，带上红领巾，乘49路公共汽車去人民广场。那天母亲总起得比我更早，煮一大碗咸菜肉丝麺，让我吃得饱饱地出发。一整天做了啥已记不清了，至今能记得事只有一件，那就是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少年宫是周末的活动场所，弟弟参加小伙伴合唱团，我参加摄影组，每逢有外宾参观，我们都会参加接待。在我们的回忆中，有许多有意义的小事情，令我们难以忘怀，而正是这种时时、处处、大量的小事情，在我们成长过程中无形地积累着，逐渐陶冶了我们的品性。
严格的讲，世界小学在1956年公私合营后就不存在了。全国在一遍锣鼓喧天声中结束了私有化，世界小学的命运也同全国成千上万个大中小学一样，脱掉那最后一件仅存的资本主义内裤，变成中共培养无产阶级接班人的重要基地，从此世界小学改名为淮海中路第二小学。文化大革命中原世界小学的祖坟也被彻底掘了，淮海中路第二小学迁至不远处的武康路280弄2号新址。2008年10月18日，该校更改校名为上海世界小学。历史开了个大玩笑！有谁能想到经历半个世纪，中国历史畫了一个圆圈，又回到了民国时期的旧校名。于是，世界小学这块校名牌子又变成市场经济的“香餑餑”。但是，尽管跨越了不同时代，经历了更名、迁址的变迁，但她严谨的教学管理却是薪火相传，一脉相承的。
2008年在学友金义端的热情邀请下我在返回上海的次日赶赴参加世界小学72周年校庆纪念活动。经过半个多世纪校友能再次重逢，令人无限感慨。校友提出要带我去参观现在已搬迁到湖南路新址的母校。顿时，我心头一惊，头脑发蒙，不知所措。因为，在坐校友中没有人能知道我与母校有一段不为人知的悲剧。我母亲曾仼淮海中路第二小学老师，文革中不堪凌辱1968年6月3日上午从这栋教育楼跳下身亡。从此，我发誓永不走近这个令我伤心的地方。没想到40年后，我会再重返母亲的丧生之地。这不是天命安排吗？这也许是母亲在天之灵在召唤我这个海外游子来祭灵。我忍耐着内心的悲痛随校友走进了校门。我默默地向茅亭前的拱手拜了一拜，心里念叨：「母亲，孩儿回来祭祀您了！」
耀眼的阳光从教学楼西侧照来，眼前出现了五彩的光环，那光在颤抖，那环在舞动，我仿佛在混沌的现实中看到陶玄和陶觉校长、何思翰校长，以及一群以前教过我的老师们在向我微笑招手，当然站在最后的是我亲爱的母亲......。
图一：上海世界小学学生证和成绩报告单(此材料由校友张明骅医生提供)
图二：上海世界小学十八届丙班集体照 后排左四为本文作者
图三：作者(后排中)2008年返母校。作者母亲曾从后面教学楼二层左起第五窗跳楼身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