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直至1960年的上半年，毛泽东似乎还“蒙在鼓里”
三年大灾荒是指59、60、61年，最厉害的时期应是60、61两年，但直至60年上半年，毛泽东似乎还“蒙在鼓里”。
笔者之所以敢下这样一个结论是根据有关李先念的资料。
1960年的年初，主管财贸的副总理李先念多次向毛泽东反映粮食危机。
1960年1月13日，李先念向毛与中央报告：据部分省区反映，在农村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中，10%至20%实际缺粮。这份报告没有引起毛的反馈。
4月16日，李再次给毛写信：截至4月5日，粮食入库高潮已过，但全国粮食库存517亿斤，比去年同期减少13亿斤，而销售比去年同期增加。
这封信终于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
1960年上半年一天，毛约李到住处谈工作。李到中南海丰泽园，毛正靠在龙榻之上看书。
毛见到李的第一句话就是：“杞人忧天，杞国人来了，请坐下。”
毛真是伟人啊，有天人感应。其时那个古杞国当下叫做“信阳”的地方正大片大片的饿死人。
毛接着就问李：“你是怎么搞的，报纸上讲形势大好，你老是泼冷水，讲什么都不好，你是怎么想的？你知道不知道杞人忧天的故事？你可不要学杞国人啊。”
所幸，那天毛的心情不错，而李也一向不是毛所讨厌的人，所以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李才能与毛讲了许多真实情况。
李对毛说：“我知道杞人忧天的故事、我不是像杞国人那样忧天塌下来，我是担心全国几亿人吃不上饭呀！主席，你不担心吗？你不要听报纸上吹的那一套，形势不是大好，也不是小好，是一点也不好！老百姓在挨饿，已经死了不少人。有些省一方面说粮食大丰收，另一方面向我写报告要救济粮。我昨天晚上没睡觉，和粮食部长陈国栋等同志商量，调粮搞救灾，原来一列车粮食准备调山东，结果山西来电报说他们饿死的人太多，又把这一列车粮食运到了山西。当前老百姓没粮吃，只好挖野菜、捋树叶度日。”
毛听到这些话，似乎才大吃一惊。这才让李详细谈谈粮食供应的严重情况，并留李同他一起吃了饭，边吃边谈。
谢天谢地，毛总算听进去了一些，心里也重视了一点，并委托李抓全国人民吃饭和生活问题。
为什么直到1960年上半年的某一天，在与李先念谈话后，毛才了解到一点大灾荒的情况呢？是他蠢吗？当然不是；是他周围的人对他封锁消息吗？谁敢啊。
在此之前，邓子恢因“小脚女人”挨批挨撤了；周恩来因“反冒进”挨批挨骂了，并捎带了刘少奇与陈云；彭德怀因庐山建言，不仅挨批挨撤还被打成反党集团了------
谁还敢与他说真话，自讨没趣，自找倒霉呢？没人敢跟他说啊。
2、1960年10月信阳事件曝光，毛泽东终于对大灾荒的事有了认识，却完全是错误的认识。
1960年曝光的“信阳事件”的材料首先是送到毛泽东手上的。
1960年10月21日，中央组织部、中央监察委员会4名干部，把一份“关于河南省信阳地区大量饿死人和干部严重违法乱纪”的调查报告，送到了李富春手上。
24日，李富春将调查报告报毛泽东。
毛泽东读后沉思了2天，26日，把调查报告批给刘少奇、周恩来：“请刘、周今日即看，下午谈一下处理办法。”
毛泽东将一份十万火急的材料在自己手上压了两天，这是为什么？
因为他没有思想准备，没有现成的应对之策。
第一、他不相信他领导的“六亿神州尽舜尧”的天下竟然出了这样大面积饿死人的事情，可白纸黑字，那是董必武领导的中央监委搞的材料，他不信不行了。
第二、怎样处理这件事，使他伤脑筋。
他压根儿也意识不到这就是他所提倡的“三面红旗”种下的恶果。
即使意识到了，但也不承认。
处理这件事，首先要定性。
于是他又一次祭起阶级斗争的法宝：
毛泽东在中监委写给党中央的报告中批示：
“信阳出的事件是反革命复辟，是民主革命不彻底，需组织力量进行民主革命补课。”
毛泽东还另有一个批示：
“这是打着共产党招牌的国民党在实行阶级报复。”
竟然将“大灾荒”的责任推到国民党身上。
这种办法，我们在文化大革命中又领教过他一回。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国共两党长期斗争的继续。”
1968年春夏，这段“最高指示”发表时，两派都“如获至宝”、“如拾稻草”，各各以此作为自己这一派的理论武器。老团说老四是国民党，老四说老团是国民党。国共矛盾不可调和，团四矛盾也不可调和。怎么办？就动刀动枪，真刀真枪打，往死里打，从长矛、刺刀等冷兵器发展到手榴弹、炸药包、枪械、坦克------闻名全国的清华的“百日武斗”就是这样发生发展的。
当时我们还以为这段“最高指示”是毛主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理论的新发展呢，原来他早在60年处理“信阳事件”就是用的这一套。
主持对“信阳事件”处理的是刘少奇。我们不知道当时刘少奇的真实想法是什么？刘少奇下乡是1961年的事，1960年10月的刘少奇还没有下乡，还没有深刻的感性认识。反正既然有了毛的批示，刘则按照毛的思路来处理“信阳事件”，只不过对基层干部强调了一下“思想教育从严，组织处理从宽”，本质上没有什么新意。
根据毛“进行民主补课”，抓“打着共产党招牌的国民党”的思路，中央从中直机关和国务院各部委抽调得力干部452名，河南省委从省直机关和外地市抽调骨干1844名开赴信阳。
就像文革初期突然宣布旧北京市委的班子烂掉了，宣布北大、清华的党委班子烂掉了一样，中央与省委的联合工作组也是宣布信阳地委班子及大多数县委的班子烂掉了，重组阶级队伍，重新夺权。原地委常委9人中，只留了两名反对派专员张树藩、纪委书记邱进敏，被结合进了新班子，其余7人撤职审查。宣布逮捕原地委书记路宪文和8个县的县委书记，其余县市委书记统统被撤换。
新地委组成后，又从地直各部门挑选骨干1483人，组成了近3800人的“民主革命补课运动”大军，开赴各县市，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夺取了各县、市和公社，以及县直各部门的领导权。
这是一次比文革早了六年的全面大夺权。
这场声势浩大的行动，同文革中的“刘邓工作组”及再后来的上海“一月风暴”也极为相似。
也可能中央拨了一点粮，“大面积饿死人”的现象暂时抑制了，但“大捕大抓”的新局面在信阳开始了。
原信阳地区各级领导干部、不脱产的社队干部、公共食堂会计、司务长统统集中起来，总数达15—20万人。从部队、机关、学校、厂矿腾出大量房舍，关押这些“反革命”。
当时还没有发明“牛棚”或“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这样美妙的名称，而叫做“特训班”和“集训班”，前者关押职务高和问题大的；后者关押问题较小的，人们统称为“集中营”， 还调了部队，用绳子将他们一串串拴起来，武装押送。
两种班都按敌我矛盾对待。“集中营”四周放有流动哨，门前架有机关枪，不准家属探视。对这些人进行严格审查后，将分别按杀、关、管的办法处理。
既然有成千上万的新生“反革命分子”，当然就派生出更多的“反革命家属”，阶级敌人的队伍扩大了。
难怪“杞人忧天倾”，杞人何辜，信阳何辜，要连续两次遭洗劫。
其实“信阳事件”的主要责任人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都是毛信任的干部。
吴原为河南省委第二书记，第一书记是潘复生。
官场上通常都是老大整老二的，可吴却创造了老二整老大，并成功取而代之的奇迹。
吴依仗的就是毛的支持，同时借毛批邓子恢在合作化中的“小脚女人”之机，投毛所好，批潘在合作化中的右倾机会主义。
吴当权后极左，左得连毛也认为很过分了。毛为此也批过吴，这是事实；可毛也说过更多赞扬吴的极左的话，这也是事实。
当时毛的话还没到“一句顶一万句”的程度，毛批评吴的话，吴听不进去；而毛赞扬吴的话，吴却听进去了。
吴了解毛，批左是为了更左。
路虽是一个地委书记，却五次见到毛泽东，其中有三次是小范围接见。尤其是1958年毛泽东的专列路过信阳，停了一个多小时，召见了信阳地委班子。这一个多小时中，除了谈了一些工作外，大量的时间都用在炫耀他的人文历史知识，谈信阳的历史名人如息夫人、孙叔敖的故事。
路回忆说：“主席谈笑风生的风采，使我们很受感染，紧张情绪顿消。”“他那博大精深的才识真让我们叹服！”
路说：“毛主席在信阳停车一个多小时，对如何建设人民公社作了重要指示，给信阳人民以亲切关怀，我们回去后向干部、群众作了广泛传达，对信阳的干部、群众是一个莫大的鼓舞。”
“莫大的鼓舞”当然是真的，“被鼓舞”了的干部群众干什么？“放卫星”，一个更比一个高；“反瞒产”，一个更比一个凶；再后来，就是打死人、饿死人了------
文革中，伟大领袖八次接见红卫兵也是“莫大的鼓舞”，“被鼓舞”了的红卫兵干什么？破四旧、斗黑帮、打砸抢------
凡被他老人家鼓舞了的，就甭想有什么好事干出来了。
信阳的遂平县“嵖岈山人民公社”是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毛得知“嵖岈山人民公社”还有一个“公社章程”，如获至宝地要了去；信阳也是全国最早放“高产卫星”的地方，河南的第一个卫星是遂平县委书记赵光的试验田；信阳也是全国最早饿死人的地方，信阳也是全国饿死人比例最高的地方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