牡丹峰是朝鲜著名的八大景点之一，能被冠以其名的团体、建筑、商品自然不同凡响。
我知道牡丹峰的大名，不是由于乐团、美女什么的，而是因为一位在中朝历史上都具有极高地位的先哲。他就是商朝末年的箕子。箕子和商王同属一个宗族，关系很近，据说是帝辛（纣）的叔叔，所以在帝辛时仍跻身最高统治集团。他看不惯帝辛的荒淫暴虐行径，曾经劝谏，但很快发现不仅不顶用，还将危及自身安全，便放下贵族架子，装疯卖傻，混到奴隶堆里去了。商亡后，他带了一帮遗老遗少，跑到朝鲜，建立了独立国，把当地土著从原始社会一下推进文明世界。公元1102年，高丽国肃宗听从臣下建议，为了纪念引进先进文明的箕子，在牡丹峰下修建了箕子墓和庙，供世代祭祀瞻仰。八百年后，1959年，朝鲜战争刚刚结束没几年，金日成一方面吸收发扬了箕子思想的糟粕----强化王权，另一方面为了否定所谓殖民史观，抹去箕子移民朝鲜建国的痕迹，下令铲除箕子墓与庙，据说墓内空空如也（金日成大概隐瞒了实情，即使是后建的衣冠冢也应有祭祀玉册明器等）。但是中国与朝鲜的古籍史书仍在，那些明确记载无法推翻。从此出发，我能够理解韩国有人把孔子说成是韩国人的情怀，毕竟孔子是殷人，与朝鲜的殷人后裔同宗同族，推而广之，说是同国，也还算沾边儿。不过，肯定了这一点，也就等于承认了“殖民史观”，从血统到精神都脱不了渊源关系。
金日成可以不认箕子为祖，小国寡民，又想狐假虎威，又不乐意受大国控制，情有可原，虽然勇悍得无知无耻。中国人却必须给予箕子“双重国籍”，并且充分认识到他在创建中华文明的历史过程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奠基作用。
我和多数人一样，在孔子称赞的商末“三仁”（微子、箕子、比干）中，最看好箕子。
箕子无疑是三千多年前世界上最有智慧的人之一。他能从商纣王使用象牙筷子，看到日渐奢靡衰亡的发展趋势；能因劝谏不通便装疯为奴而保全自己性命，不像比干愚忠死谏遭到开膛挖心；既不同流合污，又不往枪口上硬撞，在六亲不认的暴君手下混饭吃，容易吗！孔子认可的“仁”里应该包含箕子的明哲保身。
箕子聪明而不奸滑，不像保命避灾投降周朝被封为宋国国君的殷奸微子，他有自己的原则，即对祖国的痴心不改。商亡后，周武王从奴隶中解救了箕子，诚恳地向他请教殷亡国的原因，箕子缄口不答。因为他心中内外有别，坚守自尊，不愿意跟老外诉苦，说同胞的坏话。跑到朝鲜建立的政权，也是与周朝没有臣属关系的独立国。当他访问周朝，路过老家故园，仍然抑制不住伤感，做了一首《麦秀》诗。其内容在后人眼里有点隐晦曲折，怎么看都是怨妇宣泄，可其中的弦外之音让殷人一听，便立刻眼泪哗哗的。
箕子如果仅仅这点事迹，也就是个孤臣孽子，没啥新鲜的，跟我们关系不大。然而在周武王的眼里，他的动态是决定是否伐商的重要参数之一。武王的情报做得到家，知道这人满腹经纶，但凡帝辛能听从一半，西周就没有实现野心的可能。箕子真正的利害处，在于总结掌握了当时华夏的政治经验，并上升为系统的政治理论。武王询问商亡的原因，箕子保持沉默的权利，但对治国方略的征询，却毫无保留地和盘托出。被西周史官记录下来，作为治国的指导方针大计，以《洪范》为名保存在《尚书》中。
由于文献被毁等原因，大致同期的文明古国都没有留下类似的记载，所以箕子可能是世界上系统阐述了当时经过千百年实践所积累的国家管理规则的第一人。
世界上其他文明古国也都认识到依法治国的必要，但是与中国比，他们更偏重于制定琐碎具体的法律条文，如稍早一点的巴比伦《汉摩拉比法典》开列282条（中国到秦法才与世界接轨，几十年来发现的秦简牍可证）。而商末的中国治国思想既带有宗教草创期的简洁性（如西方的摩西十诫，中国习惯以三、九概括，千年后仍约法三章，三千年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又带有人治特征的模糊性（讲德行修养自然因人而异导致不确定）；既带有神学色彩（洪范九畴上帝授禹、卜筮决疑），又充满人间烟火味（八政以食货为首），既带有王权礼制的蛮横，又保存了原始自然法中的民主成分（征求卿士乃至庶人的意见）。
箕子详细讲解的“洪范九畴”（即大法九条）在继承了夏代皋陶、殷代伊尹等人思想的基础上，也有自己的创新，比如“五行”的概念就是第一次出现，使中华文化的哲学思想一开始便具备重物质的特点。从这里可以看到后世儒、道、法、天时地利人和、重农主义等思想的源头。他制定的统治策略：以福相诱，以凶相胁，刚柔软硬两手并用，被后世奉为治人法宝。而其核心----强化王权的政治伦理----更指出了三千年中华帝制的走向，以致我们习惯了“维辟作福，维辟作威，维辟玉食。臣无有作福作威玉食”，直到“让领导先走”。
粗略陈述，已现华光，如果深入探索，一定还会有精彩纷呈。洪范（大法）名不虚传。
中华文化，成也箕子，败也箕子，无论从哪方面看，都绝对绕不过去。
我身穿商人时尚的白衣，高举招魂幡呼唤：箕子，既然朝鲜数典忘祖，容不下您老人家，还是魂归故土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