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梦 （3）
高中毕业那年，我父亲问题有结论了。虽然是因为走资派而被打倒的，但做结论时他的罪名是“假x员”，因为父亲加入时是在战争环境中而且是在敌后（我们那一带淞沪抗战后不久就成了日占区了），第一个手续是办了，两年后按常规还有一个转正手续没办。处理结果就是取消候补资格。我母亲在下乡前早就被“处理”了，罪名是“叛徒”。我母亲出生在一个乡绅家庭，虽然是女孩，家族也一直供她上学。37年，“八一三，日寇在上海打了仗，江南国土都沦亡，”（沙家浜唱词），那年她高中毕业，18岁，一腔热血参加了“妇女救国会”，“抗日青年同盟”，后来跟着新四军渡江北上。我姥姥得知爱女离家出走，急了，一直追到江北。我母亲按上级指示送姥姥回家，原意是送回家后自己还要回部队的，无奈情况多变回去的路己经不通了。从此我母亲就留在家乡成了地下党。因为她参加“妇救会”，“抗青盟”是公开的，在家乡要呆下去，必须给当地政府写一个悔过书，这也是上级批准的。这件事就成了她的“历史问题”，文革中处理得很早很重，结果是“双开”。所以下乡是父亲带薪，母亲则没有。后来，他们的问题都重新处理了，母亲还补发到了在当时看来不小的一笔工资。在我们下乡的那几年中，他们也渐渐地想开了，有时还和我们聊聊他们的经历和想法，他们那时候一个是地下党，一个是武工队，都是高危工种。回想起牺牲的同伴，自己觉得已经是万幸了。
父亲的问题有了结论，我们在乡下的虽然有点艰苦但却相当逍遥日子也到头了。父亲也被分配去了一个偏僻的地方当xx病医院院长。那种病名声素来不好，病人被限制在隔离区，一个岛上。医院在岛外，扼守小岛的唯一出口，兼有镇守的责职。哥哥因为还是在校生，户口跟父母，转学去了那边继续读书。（那时候中学没有排名，有时有的话那个中学排名恐怕不会太高）。我因为即将毕业，就一个人留在了当地。户口由农村转为城镇，这在当时是一个很重要的变化，意味着我不用靠种地挣工分来过日子了，可以参加工作挣现钱了。但我的户口还不能像下乡前一样回到城了，只能在当地小镇上参加毕业分配。
我被分配到公社农具厂当学徒。农具厂，不是农机厂。那个造机器的农机厂比较高级。我去的是手工业系统的农具厂。造锄头，镰刀，水桶等农具，最大的产品是木船。还有衣柜，木床等民用产品的。江南水乡，船只需要量很大。那时候水泥船已经很多了，但传统上主要还是木船，特别是渔船和用于“开远路”的船，因为木船的设备和居住条件要好得多。木船用几年就必须上岸维修一次。每年夏天，农具厂内的大场上就架满了大大小小倒扣着的船只。晒干，换掉腐烂的木板，在裂缝中填入麻纱油灰，最后涂上桐油。这些工作都要在太阳底下进行，因为晒得越干越能暴露裂缝，越能吸足桐油。船作有几位师傅为了节省衣服，长年光着膀子在烈日下干活，晒得像红烧肉，看着很震撼。
我的工种是“圆作”，学徒工。修造各种各样圆型的木桶。主要是农用的水桶，粪桶，也有民用的脚桶，马桶，脸盆，浴盆，还有少量的酒桶，饭桶，接口等等。造新的时候最舒服，特别是用新木料时，有木香味。修旧的时候，嘿嘿，咱就不多说了。我第一年工资13块一个月，第二年15，第三年18，这前三年是学徒工资。三年后满师，工资升为28。在资本主义回潮期间还可以有最多达二成的超产奖。
农具厂的风格基本是传统手工作坊的延续。工场是一间大屋，两面是砖墙，两面是木板墙，可以把上半边掀开采光，或者全部卸掉。当时的制作工艺不是流水线，而是传统的个体工艺，靠墙每人一条“作凳”，锯，斧，刨，刀等也是个人用自己的。一个木桶从头到尾基本由一个人完成。进去第一天，拜了一位师傅，师傅很年轻，我们处得很好。我还有师公，即师傅的师傅；还有师太，不是灭绝师太的师太，而是师傅的师傅的师傅。
那时候文化大革命已经闹了好几年了，古老相传的学徒的规矩作为“四旧”给破掉了。但是作为学徒我还是必须早到晚退。早上开门打水，做好准备工作。下班后要留下，等别人走了以后把工场收拾齐整（主要是清理大量的刨花）。不过这对我来说不是问题，因为我单身，吃食堂住宿舍，有的是时间。要知道那时候文化生活极其贫乏，连好看一点的书都当“封资修”给扫除了，即使有也不敢光明正大地看。记得借到一本《死灵魂》，在原来的封面上又裱煳了几层盖住书名，还在自加的封二上写上列宁赞扬果戈理的语录以资保护。那时候“新体育”杂志已经复刊，象棋已经不禁了，成了主要的娱乐活动之一。棋书还是很珍贵的，借到一本王嘉良的“象棋中锋”，不知道给谁顺走了，反正是从我手里丢的，感到很对不起书主。后来有棋书买了，记得是“中国象棋弃子攻杀法”，赶紧托人从城里带来一本送给书主，聊表歉意。那位书主会下盲棋，我也学会了下盲棋（现在不行了）。76年唐山大地震后，全国闹地震恐慌，我们都做住在外面防震棚里，晚上没事和同伴下象棋，他点着油灯守着棋盘，忍受蚊虫的骚扰，我舒舒服服地躺在蚊帐中唱棋步。这也是会下盲棋的好处。哈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