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差一点成了宋玉兰
作者： 谢盛友
阅读了宋玉兰的遭遇，我泪流满面。
我十八岁的 时候在老家农村。那年家乡的茶园小学由于校长患病，缺少老师，我当了半年的代课老师。我教三年级的算术和五年级的语文课。校长不在学校，校务由教导主 管，他经常跟我开玩笑：“小谢，应该是你主管，不是吗？校长病了，你代校长的课，应该也是代校长了！”
教导喜欢开玩笑，后来校长回来，我就“失 业”了，回去生产队干活。
获邓大人恩准，恢复高考，我没交白卷，考上了大学，总分成了海 南岛外语类状元，因家穷没钱买棉袄，填报志愿不填北京大学，第一志愿报中山大学。还好，不然不认识现在的太太，现有贤妻良子、享受天伦之乐，有失有得。 只是到了海外，有时开会看到来自北大的很牛，什么“北大是思想家的摇篮”，什么 ......
心里就倍感不舒服：“你们不就是比我多一层棉 袄？”
之后的日子就跟你们一样了，没什么好写的。
2003年，林小峰来信说，家乡的小学关闭了，他只好到湖山镇去当老师了。薄薄一张信纸深深震撼了我的内心，含泪读完小峰的信，心中感慨万千。
海 南岛文昌县茶园小学在文革前是整个文昌县最著名的小学之一。茶园小学坐落在谢文卿祖祠内。原有一座正楼，另外又建了两排平房。这些房子是什么时候建造的， 我不清楚，也没有研究过。校内的景色是非常美的，特别是靠近祖祠正楼那一部分。小学前面有一条清溪从西向东流，尾部就是农田。登祖祠的高处，可以看到很远 的地方，向北望，“未名湖”水光潋滟。夏天则是稻苗十里，绿叶擎天。向南望，能看到小山坡。 小学时读书不多，对古代诗人对自然美景的描述和赞美，不甚了了，也没有兴趣。 今天回忆起来，我们的小学是极端美丽的。
那个摇篮文革前每年培养几十个重点中学学生，当中又每年总有人考上大学，甚至有人能上华南最高学府中山大学。一个贫困地区的小学能有如此成绩，不算出名吗？
文革结束，恢复高考，当年的《南方日报》 刊登《报名过万，录取过千》写的就是我们文昌县。这一千多个被录取者当然也包括我们茶园小学的生源，包括我这个笨人，没考上理科，而成了海南岛外语类的状元。
我 的小学是在茶园小学度过的，她是一所“正规”的五年制小学。那时，我六岁，每天早上背着一个凳子上学。在开学之前，老师就已经说过了，桌子学校里有，是各 个家长捐的木板做成的。学校里的一个民办教师会木工，他把人们捐献来的木板，一锯一拼一钉，就成了我们上学用的桌子。我六岁时上的是学前班，没有教室。学 前班是非正式学生，只好在学校外的一棵大树底下上课。黑板则用一根铁丝系在大树的树干上，我们就在树阴下上课。教者认真，学者用功。可惜若刮风下雨，我们 只好停课。
下课后，我们这些学前班的学生必须把自己的桌子搬到三年级学生教室的屋檐下，将它们堆积起来，然后才能背着凳子回家。当年跟着大小孩一起上学，路上有说有笑，心里感到很高兴。
无论走到天涯还是海角，那颗幼小的农民之子的心却永远也改变不了，记忆里童年的快乐全在那所乡村小学。
我同一般的调皮的男孩子一样，放学后往往不立即回家，在路上同一些小朋友打打闹闹，见到什么新鲜事儿，必然挤上去围观。看到三姑四婆五婶六嫂争吵，就更令我们兴奋，非得看个水落石出不行。
我一天一天地数着日子，盼望学前班早点结束，一年级学年正式开始。谁也没料到，我上学的美梦被文革破灭了。
文 化大革命刚开始时，我们的小学校长林一峰不受之影响。大的小孩跟着大人去“闹革命”了，可林一峰校长却挨家挨户地劝一到三年级的学生返校上课。我当时的确 高兴，不用背凳子就可以象大小孩一样，到教室里上课，那感觉，真棒！那时，我笨，不懂什么叫伟大，我只知道，林一峰校长是天下最伟大的人。
学校的铃声来自树上挂的一截铁圈。小学里，20多个学生共用一间教室，一个年级一个班。黑板是当地的泥工制作的，粉笔是花钱购买的，记忆中， 每个老师使用粉笔，用到最后一点为止，绝对不浪费。
没过多久，轰轰烈烈的运动也深入我们的小学校。林一峰校长由于主张复课，被打成“走资派”，从那以后，我们也上学，但任务不是学知识，而是到学校去揪斗“走资派”。
林一峰校长的太太也是我们学校的老师，教语文。她的头发被红卫兵剃得光光的，站在舞台上，被自己的学生批斗。我不敢直看那场面，尽管我躲得远远的，还是听到了红卫兵们在高呼：“把走资派的臭婆娘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小学五年级开始学作文，每学期的作文题目有一篇必定是批判刘少奇的流毒，作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红色接班人，我们必须年年消毒，月月解毒，日日除毒，刻刻清毒。不读书的小孩天天搞批判、出墙报。后来，上午我们上课，下午全体师生集体进行劳动。
一 九八八年，我出国前回过一趟母校小学，林一峰校长当然退休了，那时的校长是他的儿子林小峰，我过去的同班同学。林校长告诉我，学校面临极大的困境，因为好 的老师都往城镇里跑，好的学生也往城镇里跑，再加上计划生育，小孩越来越少，乡村小学的生源也越来越少。而最主要的原因是，乡村条件艰苦、贫困，留不住 人。 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跑。
在小峰面前，我觉得我好藐小。小峰师范学校毕业后自愿回家乡小学任教，立志要重振他父亲手下文革前的茶 园小学的雄风。他日日夜夜、任劳任怨，而我彻头彻尾的“唯物主义者”，哪里生活好就往哪里跑。在国内时往大都市跑，最后又往国外跑。说我爱国爱乡，其实真 的不配。今借此小文，再次忏悔我的“不美”。
小时候吃的苦，让我养成了一切从简的习惯。讲话不要讲废话，也不要讲永远正确的套话。干活别摆 没有用的花架子，要有效率。 2005年我让我儿子回去我的小学校，用照相机拍下我曾经上过课的教室、桌子和凳子。老师已经没有了，当然，学生也没有了。我看了照片，想了许多，眼睛潮 潮，鼻子酸酸。
我们这个世界变得这么熟悉而又陌生，变得这么现代而又简陋，变得这么富有而又贫困。真的，我们在这个世界所做的一切都正确吗？我问你，我问他，我问我自己。
上帝，我永远在你的面前忏悔我的“不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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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01月04日17:51 法制晚报
代课40年月薪150元“小草这首歌我唱得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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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制晚报讯(记者 朱顺忠 李明德)山西省陵川县积善村代课教师宋玉兰从17岁开始，坚守三尺讲台整40年。 至今，整个积善村附近不少家庭，大人孩子两代人都出自宋玉兰门下，累计教出了上千名学生。然而执教至今四十余载已过，她仍是代课教师身份。最近三年她的工 资才涨到每月150元，并且这点微薄工资只有到年底才能拿到。而正式老师一个冬季的取暖费就比她一年的工资高。
为了能转为正式民办 教师，她十几年来不断奔波，曾堵过领导的门，拍过领导的桌子，但始终没有得到解决。为圆教师梦她曾被气哭过，但哭过后擦干眼泪继续给孩子们上课。新年第二 天，宋玉兰在家中接受了《法制晚报》(微信ID：fzwb_52165216)记者专访，她说：“我就是一棵无人知道的小草，不需别人同情可怜，我只想教 娃娃们读书。对于转正的事情，那是政府的工作，一切听从政府安排吧。”
宋玉兰说，2016年1月2日凌晨，陵川县政府做出回应，从2015年元月份起，已经把待遇提高至每人每月900元，但是对于代课老师转正一事，“还是没明确说。”
月薪150元 说出去是笑话 “看到学生就都忘记了”
法制晚报(以下简称法晚)：现在你每月工资还是150元？从什么时候开始拿的？
宋玉兰：是的，这150元还是从2012年涨过工资后才拿到这么多的。以前更少，1975年我正在读高中，村里娃娃没老师教，生产队长派我教这些娃娃们，当时给我记工分。我那时候边读高中边教他们，高中毕业就再也没离开过这里的三尺讲台。
法晚：真正拿到钱的时候是从哪年开始，有多少？
宋玉兰：具体哪年记不清了，应该是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吧，那时候每月能拿到32元钱。在当时那个年代算是不错的，物价低，日子过得还算不错。
从80年代月薪32元涨到如今每月150元，每次涨工资的时候还是很高兴，虽然涨的很慢很慢，但毕竟涨了嘛。社会在进步，物价一直涨，待遇哪有不涨的道理。
法晚：可现在每月150元的薪水，对你的付出不会成正比啊。
宋玉兰：确实太少了，说出去就是个笑话，但没办法，现实情况就这样。总不能撂下娃娃们不管吧。
法晚：村上的群众知道你每月150元工资吗？
宋玉兰：媒体没报道前，知道的人不多，这下子全部都知道了。以前知道的人都劝我说，给这点钱太少了，还不如在村周边谁家盖房子去当建筑小工呢，每天也能挣个百十元钱。我听了这些话觉得很心酸，我也想过做点别的事情可能比这挣的多，但一看到那些学生，我全都忘记了。
法晚：今天是新年第二天，去年的工资全部拿到了吗？
宋玉兰：还没拿到，要等到农历小年前后才能拿到。平时不发的，都是积攒到农历新年前几天一次性全部发给我。
代课40年 多年反映未转正 “白天上课晚上大哭”
法晚(微信ID：fzwb_52165216)：你当初怎么会选择做代课老师？
宋玉兰：那时候我十七八岁，正在读高中。缺有文化的人教孩子们，生产队长和我父亲商量后，就让我干这个事了。
法晚：当时父亲也支持你？
宋 玉兰：我父亲1946年入伍参军，参加过解放战争，是个老革命，我10岁那年他在西藏因公致一等伤残双目失明。虽然双眼看不到，但思想觉悟比较高。他很支 持我去教书，并且说为祖国培养人才，很光荣的工作。平时他还经常给我讲，要努力工作，不能误人子弟，困难是暂时的，慢慢会好起来的。
40年了，以前的代课老师干三两年有的就离开，但我一直坚持。父亲活着的时候不敢提不干的事情，父亲不在了想想他说的那些话，不能辜负了他的教育，咬牙也得继续干下去。
法晚：你一直是代课老师，跟正式老师待遇差别大吗？
宋玉兰：唉！咋说呢。差别还是挺大的，正式老师每月工资上千元，我仅有150元，还只能年底才能拿到，正式老师一个冬季的取暖费就比我一年工资高。但想想都是教书，都是为了娃娃们，心里就平衡多了。
法晚：这么多年，为何一直没能转正呢？
宋玉兰：转正的机会确实有，但那时候我们这山沟沟里穷啊，消息也闭塞，等知道时已经错过了。最近十多年也有机会，但我户口多年前随丈夫迁到外地了，一直也没能再迁回来。再说转正的事情当地教育系统卡的也严，都是严格按照文件规定办，所以一直也没解决。
法晚：没有把实际情况给相关部门反映吗？
宋玉兰：头发都想白了，都想掉了。多年来我一直反映，堵过领导的门，拍过领导的桌子，但始终没有得到解决。为这事我哭过很多次，但又能有啥用。白天哭完擦干眼泪还继续给孩子们上课，晚上回到家躺下蒙头大哭，哭着哭着就睡着了，第二天还继续该上课就上课。
法晚：至今还是毫无任何结果？
宋玉兰：没有，每次找领导都是推来推去，像皮球一样被踢来踢去。追问的紧了，领导就说再追不给办了，没政策了。他们每次都是那句“再等等、再等等”，可没想到一等就是这么多年。那些条件不符的人家有关系都转了，可我却一直转不了，有种被欺骗的感觉。
教出1000人 不少村民两代人都教过 “终于把他们送出了山沟沟”
法晚：能够由代课老师转为正式教师，对你来说是最大心愿吧。
宋玉兰：肯定是，做梦都想着能有这一天。可是太难了，也太遥远了。今年都快60岁的人了，身体也不好，不知道还能等到那一天吗？
法晚：平时无论是村上的群众还是学校的师生都尊称你为老师，其实大家都已经把你和正式老师一样尊重。
宋玉兰：尊重是相互的，我教了40年书，整个积善村附近不少家庭，大人孩子两代人都是我的学生，算下来教过的有上千个学生。他们都很尊重我，这让我很欣慰。但是毕竟我感觉就像临时工一样，这么老了什么保障都没有。真怕哪天起不来了，该怎么办。
法晚：在你教过的这么多学生中，记忆最深的有吗？
宋玉兰：太多了，一时还想不起来。但我最高兴的是有些学生我都忘记教过他们，走在路上碰到我还喊我宋老师，跟我热情打招呼。有的考上学，给我报喜，我觉得自己没白干，没白付出，终于把他们送出了山沟沟，成了人才。
法晚：群众也很敬重你，称你是“小山村不灭的蜡烛”。
宋玉兰：大家对我的表扬过高了，我只是尽了一个教书人应尽的责任，只是一直在三尺讲台坚守，其实每个教书的人民教师都是不灭的蜡烛。
法晚：你想过放弃吗？
宋玉兰：实话说，不止一次想过不干了，但都是在心里想想，到上课的时候还是不由自主地又站上了讲台。那一刻，我自己就忘记自己是代课老师身份，跟正式老师一样。几十年下来，已经习惯了这种生活，也没有勇气放弃不干。
教书育人工作已经成为我生命的全部。我已离不开这些娃娃们，每天看着他们我觉得自己年轻十几岁。
愧对两儿子 老二常年打工没对象 “老伴挣点钱全给老大看病了”
法晚：除了教书，你的日子过得怎样？
宋 玉兰：现在比以前好多了，以前吃不饱，穿不暖，现在吃穿不用愁了。房子旧点不漏雨能住就行。唯一愁的就是两个孩子的婚事，大儿子身体不好，常年需要吃药， 老伴挣点钱全部都给老大看病吃药了。老二今年也二十七八了到现在还没对象，常年漂泊在外打工挣钱。在我们这里，他们两个都是大龄青年了，着急啊。
法晚：对于两个孩子，你内心觉得愧疚吗？
宋玉兰：愧疚还是有的，我和他爸都是没本事的人，没能给他们一个好的家庭，让他们尽早成家立业。
法晚：你自己感觉生活在矛盾中？
宋玉兰：也可以这样说，想想家里事情，肯定愁。但到学校看到可爱的娃娃们，心里的愁又都没了。
带11个孩子 最爱教唱《小草》 “我就是一棵无人知道的小草”
法晚(微信ID：fzwb_52165216)：现在教的学生还多吗？
宋玉兰：不多了，2000年前我一直代小学课程，各种课都教过。后来小学教师多了，我改带幼儿班，现在班上有11个学生。
法晚：幼儿班课程应该轻松些吧？
宋玉兰：好一点，每天给娃娃们教些简单的汉字和加减乘除，带他们唱唱歌，跳跳舞。
法晚：都教哪些歌舞？
宋玉兰：很简单的一些，舞也不会什么，就是带他们伸伸胳膊腿，锻炼锻炼身体。
歌曲都是简单的一些儿歌，平时教的最多的就是唱《小草》这首歌。
法晚：为什么这首歌唱的最多？
宋玉兰：这首歌我唱的最好，平时在家一个人也经常哼，我觉得我就是小草，一棵无人知道的小草。
最新进展 月薪升至900元 “没想到反响这么大，感谢媒体”
法晚：你的事情媒体报道后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对此当地政府有什么回应吗？
宋玉兰：我非常感谢你们媒体，报道后没想到反响这么大。2号凌晨陵川县做出了回应，说是从2015年元月份起，已经把待遇提高至每人每月900元。此外村每年收取的3000元幼儿保育费，也作为生活补贴全额发放给幼儿教师。
法晚：针对代课教师转正一事当地政府如何解决？
宋玉兰：这个还是没明确说，县里只是提到所有现在在岗的村雇幼儿教师只要符合2012年山西省教育厅、监察厅规定的中小学(幼儿园)代课人员统计条件，其60周岁以后可以享受教龄补贴。
法晚：那你符合这些条件吗？
宋玉兰：这些都符合，对我来说是个好事，很感谢政府。起码我的生活现状能得到改变，孩子吃药看病会好很多。
稿件统筹：朱顺忠
本版文并摄/深度记者 李明德 发自山西陵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