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一篇跟我的青少年时代紧密相关的故事。 留个脚印。
小学四年级， 因为母亲去世， 爹不得不搬家到我母亲的老家， 和我的姨母住邻居。 这样爹下班晚， 我就到姨母家。 姨母有七个孩子， 家里永远有人。 不像我家， 只有我和老姐。
小学中学， 都是生活在这里。 法海寺， 是我们邻居孩子们经常进出的地方。 从山后小路往东， 可以走到八大处。 现在想想， 寺庙不是一般的庄严漂亮。 寺庙北面是翠微山， 坐北朝南。 有大殿， 前后两晋院子， 红墙黄瓦。 寺院侧后边的偏院， 是和尚的宅院。 院前有泉， 水极甜美。
小时候的大殿， 从来都是锁着的。 小脑袋们好奇， 扒门缝， 可以看到满墙的壁画。 基本是佛教故事。 虽然颜色褪掉很多， 因为小时候对绘画感兴趣， 每次偷看也是满心喜欢。
网上找来照片， 给朋友们看看。
而九中， 是我五年初高中所在。
资料如下：
北京九中现位于北京市石景山区金顶南路附近，从1946年创立至今，先后经历过三次迁址。
最初校址：维护门头沟城子镇，校名为门头沟私立中学；
第一次迁址（1950年）：北京九中的前身是门头沟私立中学，最初校址位于门头沟区城子镇，后于1950年在石景山区法海寺内创建分校；
第二次迁址（1952年）：1952年，北京九中的门头沟小区和法海寺校区合并，并迁址到石景山区法海寺南300米左右的承恩寺南园；
第三次迁址（2000年左右）：之后于2000年（待查出处）左右迁址到石景山金顶南路附近（具体地址待查）。
文章提到承恩寺。
位于石景山区模式口大街路北的承恩寺，是一座闻名于世的古代皇家禅林。该寺建于明正德五年（1510年），落成于正德八年（1513年）。故老相传，承恩寺虽晚于法海寺，但这里早在唐代武德年间（618年）已有了旧寺庙存在。据史料记载，明时所建的承恩寺规模宏大，气度不凡，占地就达40余亩。
明代大学士李东阳在撰写的《承恩寺记》中曾阐述了其“高塔前耸，崇岗后峙”的风水特点。而在《游西山诸名胜记》中，记载该寺住持僧是光宗帝朱常洛的替身僧。万历皇帝也曾驻跸该寺，寺内一直留有“龙座”等物。因此寺的特殊作用，被皇帝敕赐为了“承恩禅林”。直到清代，醇亲王，礼亲王等权贵们，都曾多次在寺内住宿。
观承恩寺所在之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其地处京西古道模石口隘口东侧，是张北，山西，内蒙古等进京的必经之路。从表面上看，承恩寺是座普通的宗教道院。但建寺人却非同一般，它是明朝司礼监大太监温祥，当时也是皇太后的心腹。这座挂有“敕赐承恩禅林”匾额的古寺庙，有三不之谜让人感到费解。
据历史记载，此寺自建寺以来一不受香火，二不做道场，三不开庙门。此乃是违反佛教常规，在北京各庙观实属少见。旧时，模石口古村的街巷中商铺云集人来人往，庙前的京西大道上车水马龙驼铃不断。惟独承恩寺山门紧闭，寂静的寺院无一人进出。堂而皇之的古刹禅林犹如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成为了一处可望而不可即的世外桃源。
一看这个介绍， 您可以猜猜承恩寺南园是啥样子。 我们学校， 以现在的标准， 那是相当大。 主操场周围的平房教室。 老师的办公室构成一个小院子。 东边还有家属宿舍。 宿舍后边有个校办工厂。 最东边是游泳池， 引永定河水入池。 游泳池南侧， 是很大的果园。
想想我们那个时代， 学习环境是很奢侈的。 学校就在翠微山下， 永定河旁。 春天操场旁的桃花盛开。 泳池旁的柳树， 春天最早绿色， 秋天最后褪色。 而果园的桃花梨树， 都是不经意地花开花落， 再悄悄然果实累累。
文革刚刚结束。 人们才从一穷二白的时代走出来。 钱， 这个最坏人心的东西， 还没污染到校园。
九中， 当时北京的重点中学， 老师是最好的， 学生是最纯的。
那时候太爱读书了。 老师们竞争下午课后自习时间。 化学老师吉少左， 数学老师张平坡， 语文段老师， 谁抓到谁讲课。 几个班同学搬着椅子， 挤进一个教室。 老师唾沫星子四溅， 同学们如饥似渴地吸收营养。 几个班一起， 大风扇吹着也不管用。 那个啥都长了痱子。 呵呵。
这篇文章， 讲法海寺的壁画。 其实承恩寺的壁画， 也是很漂亮的。 而且寺里的四进院子， 也是非常美。
想想有趣， 因为我的两个小学一个中学， 都是建在寺产上。 我去年回老家， 去了我的小学校。 学校如今已经破落不堪。 而法海寺外边那个热闹， 集市， 广场舞， 唱戏的， 遛鸟的， 已经特夸张。 九中把校门改开在了金顶街， 可能为了交通更方便吧。
几年前听说开发商要买下模式口， 建明清一条街， 居民为了多拿拆迁费， 拼命盖房。 开发商付不起了， 只好作罢。 亏他们没折腾成， 不然老街上这么多寺院文物， 都给毁了。 环境也给破坏了。
看看日本人那么几个小寺院， 保护得什么似的。 咱们的文物文化保护， 差不是一点半点儿。 就模式口来说， 老街的古老寺院， 民宅， 骆驼场， 桃林果园， 老坟， 这些我从小看着优雅的东东， 消失太多了。山上打日本的炮楼， 怕也早没了。 哎！
最后上故事。
http://bjwb.bjd.com.cn/html/2015-06/29/content_291376.htm
老校工拼将性命护壁画
法海寺壁画面临的最大劫难还是在“文革”中，如果没有这位“拼将性命护丹青”的老校工吴效鲁，也许今天我们将无缘再见这些瑰宝。 吴效鲁已经去世多年，和他当年在法海寺一起居住的九中退休老师丁传陶给笔者讲述了那段往事。
吴效鲁老家是河北涞水，年少的时候，曾在北京琉璃厂古玩店当过学徒，他经常被店里派去给政界、文化艺术界人士送古玩和字画。他去过徐世昌、靳云鹏、张作霖、段祺瑞的公馆,他还到梅兰芳家里送过演戏用的折扇。后来，他在琉璃厂和山海关开过自己的店。可以说，吴效鲁是个见过世面的人，也正是他的这段人生经历，和他对文物的鉴赏力，使他后来为保护法海寺壁画做出了惊人之举。
吴效鲁在山海关期间，他的妻子因病去世，后来古玩店也破产了，他带着两个儿子回到北京。他到门头沟煤矿背过煤，打过零工，做过生意。后来吴效鲁来到新建校的北京九中做了工友。1950年，吴效鲁调到坐落在翠微山的法海寺内的九中分校，负责照料教师的办公室，他还敲过钟、管过伙食、巡查过夜、看过大门。“文革”之前，他又第二次上山，住到法海寺内，做南寺宿舍的管理员。
丁传陶说，在他的记忆里，北京九中的一切勤杂工作吴效鲁都做过，他是个性情和善、待人诚恳、与大家关系融洽的人，年轻的老师和同学们，都亲切地叫他“吴大爷”。 80多岁的丁传陶，从1966年到1981年的15年时间，都住在法海寺院内的西房。至今说起吴效鲁的壮举依旧非常激动。1966年6月，“文革”开始，拿着法海寺大雄宝殿钥匙的吴效鲁面临着艰难的抉择，因为九中的“红卫兵”们打着“破四旧”的旗号，要上山“造反”。吴效鲁闻讯后，连忙给北京市文物管理处打电话告急，要他们赶紧派人来保护壁画。文物管理处那时候正处在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的境地，派来的人只能把吴效鲁悄悄叫到法海寺大门外，叮嘱了吴效鲁几句就回城了，于是保护法海寺壁画的千斤重担就落在了这位老人的身上。
吴效鲁当时虽然非常紧张，但他还有某种侥幸的心理，他想，或许学生们只是喊喊，不会真的上山。哪知，第二天，一群“红卫兵”小将果然身穿绿军装，胳膊上戴着红袖章，手上拿着刀斧棍棒等打砸工具，气势汹汹冲上山来了。因为是九中的“红卫兵”，知道大雄宝殿的钥匙在吴效鲁手里保管着，所以一进庙，他们就高喊着叫吴效鲁打开殿门，吴效鲁尝试着给他们讲壁画的价值和保护文物的意义，但这群“热血沸腾”的孩子根本不听，大声高喊着“破除四旧”“造反有理”……此时，“红卫兵”们似乎也失去了耐性，威胁吴效鲁，如果再不交出钥匙，就开始砸门，冲进大殿，开始“革命行动”。吴效鲁心里盘算着，看来不让他们砸点什么，是过不去这关了，他掂量了一下，觉得壁画是珍贵的国宝，五百多年保护至今，不容易，一旦毁坏，将是无法弥补的损失，而泥塑的佛像，是一般的工艺制作，毁坏之后，将来还能再塑。于是，他凭借着敏捷的思维和与这些“红卫兵”们平时良好的关系，双方达成了协议，毁塑像，而留壁画，否则他将以死相拼。说罢，吴效鲁抄起一把早就准备好的砍柴的斧子，威风凛凛地站立在壁画墙前。这些“红卫兵”一看吴效鲁拎着斧子要拼命的架势，真就砸了塑像后，没敢毁壁画，下山去了。
20世纪70年代初，74岁的吴效鲁去世。他去世后，另一位有过军旅生涯的老师邱松岩，受北京九中之托，继续掌管法海寺壁画大殿的钥匙，终使壁画在“文革”中未遭破坏。 如今，法海寺壁画已经和圆明园遗址、三星堆遗址等一起名列国家第3批国宝级文物，并且在本世纪初进行了长达7年的大规模修缮。这块藏于深山的瑰宝，历经600多年的沧桑之后，静静等待着能够读懂它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