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唐年代荒唐事

生于美丽的杭州。小时爱在西湖边上赏月纳凉,品茶夜谈。好诗词,小说,和数学。1989年人在北京,那一天,那些人,那些事,从此改变了我。风花雪月随岁月远去,政治,历史成为了我的新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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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老游客

   “五一”长假的最后一天早上,在“猫眼”看到了“82岁湖南萧一湘”的《腐败见闻于改革开放前》一文,感慨连篇。

   不管作者写作此文意图如何,首先,作者以真名实姓、详实的资料,向人们揭露出大量的真实材料,说明了从五十年代初起,党内就出现了严重的腐败现象,让人耳目一新。

   但是,正是这些事实,让人们知道了为什么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伊始,毛泽东就不断地发动各种运动,企图通过民主的形式,消除干部队伍中的腐败现象。同时,也向大家揭示了,这些掌握了一定权力的腐败分子,在每一次的运动中,是怎样通过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把运动引向整治群众,将自己打扮成“反腐英雄” 从而保护自己,“将腐败进行到底”的。

   笔者今属“花甲之年”。五十年代,就读于小学、初中,对社会知之甚少,但是笔者在家中排行“老满”,哥哥姐姐的年龄基本与作者相差无几,都是经历那个年代的人,也经历过作者所写的那些事,对作者所写的这些事实,深有体会;进入六十年代,笔者就读与高中、大学,大学毕业后长期在边远小县的基层工作,对于这类问题,体会更深。现举几个笔者亲历的事例:

   1、在一九五五年到一九五六年间,为了配合当时的镇压反革命运动,笔者曾经就读的小学教师们公演了一场话剧,剧名叫《激战前夜》。

   剧中描述了一个潜伏的特务组织,为配合国民党反攻大陆,搞了不少破坏活动。最后,在策划接应台湾国民党派遣人员登陆的前夜,这个特务组织被一网打尽,登陆的台湾国民党派遣人员也被全部消灭。

   按一个小学生的观点,故事情节很吸引人,演出的水平也还比较高,让笔者产生了极深的印象,很多剧情现在还历历在目。

   于是,在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斗争中,整个剧组全部被打成“特务”或者“右派”。

   语文老师在剧中扮演潜伏的特务组长(当时已经是五十多岁了)、体育老师、算术老师等,都被判了刑。体育老师更惨,连数年前他的妻子(学校教导主任)因病在医院去世,也认定是被他谋害而死的。

   所有这一切,“罪行”只有一条:“如果你们不是特务,怎么演得比真的特务还要象?!”

   2、到“四清运动”的时候,笔者已经在大学读书,能够比一般群众听到更多的中央文件,对“运动”也有了更多的认识了。

   针对这个运动,中央先发出一个“十条”文件,但是不多久,中央又发出一个“十条”文件。前一个“十条”,强调“运动的重点”是“清理干部队伍”,而后一个“十条”,则强调的是什么重新划定阶级成份,抓所谓的“新富农”。对比两个文件的内容,运动目的和性质竟然完全相反!让我们这些学生得出了“不管是什么运动,整来整去最后总是整的群众”这个印象。

   直到后来中央又出来一个“二十三条”,运动的性质才又强调是“清理干部队伍中已经蜕变的不良份子”。但是紧接着出来的“桃园经验”,发明了什么戴高帽、挂黑牌、坐飞机又发展到什么“喷气式”, “工作队进村,先把所有的干部都‘赶上楼’,再一个一个地‘解放’,恢复工作”, 将运动从“清理”提高到“打”的水平。这样一来,弄得干部人人自危,“工作队又不懂当地的生产情况,却下车伊始,胡乱指挥,这样怎么能够把生产搞得好(需要指明的一点,这种作风一直延续到七十年代初期,笔者作为县里派出的农村工作队成员进生产队的时候,看到的还是这种运动方式。笔者一进生产队,生产队长就撩了挑子,要笔者这个“连麦子跟韮菜都分不清”的“份子”给社员分配生产任务。这样的“瞎指挥”,生产队还能够指望来年能够得到什么“好收成”!)?而笔者也忙于这种“瞎指挥”,连自己进生产队的根本任务都顾不上了!

   3、笔者有一个姐夫,四十年代末湖南大学在校生,长沙和平解放之后,响应号召,投笔从戎,参加了清匪反霸、土地改革运动,在剿匪中荣立一等功。

   到五十年代末,任县水电局局长,于是为解决本县建设的能源需求(当时尚无全省大电网),筹划、组织修建了县内当时最大的水电站。到六十年代中,电站完工,正值“四清运动”,经过反复“清理”,最后被“打”成“三反份子”(即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份子)。被撤职、降级,放到一个公社修另一个水电站去了。将他“打”成“三反份子”的罪行只有一条:修那么大一座水电站,就是“贪大求洋”!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因为其家庭出身地主,所以其子女在填写家庭成份的时候,被要求同样填写成地主,文化大革命中,享受“黑五类”(即地、富、反、坏、右)的“狗崽子”待遇!

   直到八十年代初,“三反份子”的冤案才得以平反。但是,在落实对他的知识份子政策的时候,要求他拿出湖南大学的毕业证书,由于他是在校读书时响应号召参加革命工作的,没有毕业证书。因而不能算是知识分子,不能落实政策。对此,有人还幸灾乐祸地说:“把你当知识分子整了几十年,结果你还不算是知识分子,这几十年算是白整你了!”

   4、到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笔者正在大学读书。文化大革命的动员报告是要求广大师生员工写大字报,向领导提意见。“提得好不好是水平问题,而提不提可就是思想问题!”于是大字报铺天盖地,好一番热闹景象。细观大字报,其内容正如作者所写的,还是揭发有关领导的腐败问题为多。

   但是运动开始仅一个月,给领导提的意见还刚触及皮毛。却风云突变,变成了在学生中“反右”。将运动的矛头一下从“批判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转向了“在学生中间抓右派”。

   所有这一切,都是为的什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是毛主席的《我的第一张大字报》,让我们顿开茅塞!原来,所有这些,都是因为有“两个司令部”存在!

   如果明确了“两个司令部”这条主线,一切问题就都明了了。

   五月十六日,特作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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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四清” (1962-1966)的时候,父亲正好是生产队队长.“四清”在当时是 一项全国性的政治运动”。“四清”工作组组长是邓质文,湖南双峰人。父亲他们在对家桥住了7天,封闭式开会,办学习班,家属送饭去吃。一天早晨,戴XX,戴顺X他们嚷着说“现在是贫下中农做主了,我们要杀猪打牙祭”。父亲说,现在工作组在这里,不能杀。可是他们坚持杀猪。父亲没有办法,只好杀了队里一头猪。父亲帮他们分了猪肉,自己一点也没有要。第二天一大早,父亲还在睡觉,邓质文让他的手下人来叫父亲去。一到他那里,他理也不理。父亲说,叫我有什么事?
__什么事?你自己还不明白吗?
__我不知道。
__谁让你杀猪的?
__贫下中农。
__贫下中农?你当队长,你还把责任推给贫下中农?
于是,他一巴掌拍在桌子上。说“你回去给我写检讨!”。父亲说还没有喊工呢。邓质文说你先去喊工,散了工再写。父亲说,我散了工还要吃饭呢。“啪”的又是一声,邓质文往桌子上又拍一巴掌。
__吃饭?你还要吃饭?!

(家父的一段回忆)
xiangpi 发表评论于
何止荒唐,就是恐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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