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大锤有一个梦想,那就是“升职加薪,当上总经理,出任CEO,迎娶白富美,走向人生巅峰”。每当想到这个梦想,他就会“有点儿小激动”——这是流传甚广的网络剧中的一个桥段。要是换更有逼格一点儿的话说,就是这个梦想“激活了他大脑里的奖赏系统,让他表现得格外愉悦”。
一群来自德国吕贝克大学的社会神经生物学家们对这样的过程来了劲。最近,他们用科学的手段探究了那些对升职加薪有利的信息是如何重塑人们大脑网络的——不过,他们的调查对象不是“王大锤”们,而是一群神经生物学家。
地位直逼银子的“影响因子”
索伦·卡赫(Sören Krach)教授和他的团队是这样开始他们的脑洞的:“科学家职业生涯的奖赏结构正在日渐效仿财经原则。尽管期刊的影响因子(Journal impact factor, JIF)一直受到强烈的诟病,但它在科学家心目中已经成为了一种新的货币。因此,要想在学术领域取得目标指向性的成功,对JIF的了解就必不可少。”
这三句话换成白话就是说:我们科学家当然是骨质清奇不屑于谈钱的,但是没有钱哪里来的经费搞科研,没有科研哪里有成果,没有成果哪里能评职称申请项目,没有职称和项目哪里来的钱——而在这个死循环里,占据关键地位的就是发表的文章数量以及质量。
数量倒还好办,会算术就能看懂;而质量就不好办了,毕竟科学门类繁多,有实用为主的也有理论为主的,有些有即时效应马上就能根据成果产出看出好坏, 有些却因为过于高大上需要时间来证明它的天才性,完全没办法以一个统一原则来评判。这时候,唯一的办法就只能看文章发表的期刊的被引用率多少,被引用得越 多说明在同行中认可度越高,杂志就越好。
学术期刊的影响因子(Impact factor,IF)是反映该期刊最近发表文章的平均被引用数量的方法,它最早由科学信息研究所(Institute for Scientific Information)的创始人尤金·加菲尔德(Eugene Garfield)发明。从1975年到现在,人们每年都会计算和公布收录进期刊引用报告(Journal Citation Reports,JCR)的期刊的年影响因子。
相信这样的见面打招呼场景大多数“研究僧”都并不陌生:
“文章发了没有?”
“发了!”
“(IF)多少分?”
“……今天天气真好!”
不了解JIF系统的人,大概会以为这几个人在对暗号呢。如果做个统计的话,“文章发了没有”这句魔咒对学术系统中人造成的心理阴影面积有可能更甚于“结婚了没有”。
随着IF在学术领域评估体系被广泛使用,在科学家心目中,这些期刊的名字和它们背后的IF数字也逐渐成为和货币同等重要的存在。
影响因子怎么影响研究者的奖赏系统?
奖赏机制带来行为学变化的例子,最经典的莫过于我们常说的“有钱能使鬼推磨”。在影响因子重要性不亚于金钱的领域,JIF机制是否也会影响科学家的 行为和大脑呢?卡赫在马尔堡大学的精神医学系、心理学系和神经学系召集了18名神经科学研究者参与实验,并精心设计了两个实验。
实验一包含两个任务。一是“金钱激励延迟”任务。在这个任务中,视觉提示(红色圆圈中有一条、两条或三条横线)对应的结果分别是低价值(5欧,10欧,20欧现金),中等价值(大量100欧和200欧现金),高价值(大量500欧现金)的金钱图片。
第二个任务则是“文章激励延迟”任务,红色方框中一条、两条或三条横线的暗示对应着其后出现的低、中、高IF文章首页。
为了尽可能模拟真实环境,这些文章首页是根据被试在实验前发来的和他们自己实验相关的关键词和共同作者名单而人工合成的——被试将能够亲眼“看”到 自己的名字和研究项目出现在诸如《神经报告》(Neuro Report)这样的低IF期刊上,或是诸如《神经成像》(NeuroImage)这样的中等IF期刊上,或是诸如《自然-神经科学》(Nature Neuroscience)这样的高IF期刊上。
至于实验二,科学家被试们就只用接受“文章激励延迟”任务,但是被试的名字在文章上的排列顺序是随机分布的,并不总是在第一作者位置。
实验结果显示,随着文章IF的增高,神经生物学家们的反应速度也显著增加,而期待带有自己名字的发表文章出现时,属于大脑奖赏系统关键区域的伏隔核(Neucleu Accumbens, NAcc)激活程度也显著增强。
不仅如此,和同等类型的“金钱刺激”相比,文章IF刺激所对应的伏隔核激活程度也相对较高——果然和文章的影响力比起来,科学家们真的是“视金钱如 粪土”了……值得一提的是,发表文章的排名顺序对伏隔核的影响也至关重要,比如同样是发表在《自然-神经科学》上的文章,自己的名字排在第一位会比其他名 次带来更加强烈的伏隔核激活。
这个研究最终发表在《公共科学图书馆-综合》(Plos One)上,该期刊的IF在2013年只有3.5分,按照作者的划分,它应该属于低IF期刊,因此有业内人士开玩笑地说,“原来这是一个伤感的故事……”。
而事实上,这个研究本身也的确存在一些疑问,比如神经科学家本身是否有资格成为被试,因为他们对实验的意图一清二楚,很有可能会主动的将实验结果带向实验设计者期望的方向。个人觉得,如果增加一组非科学背景的对照组会更好。
此外,这些参与实验的神经科学家从业时间从半年到12年不等,发表文章也集中在低IF和中等IF期刊,而有3名神经科学家尚未发表过文章,大约这也能解释所有被试对于高IF期刊的极度渴望了——当然,这又是另一个伤感的故事了……
“要么发高IF文章,要么出局”的困局
“要么发表,要么出局”(Publish or Perish)这个残酷的准则在竞争日益激烈资源日益稀缺的今天已经成为了笼罩在所有科学家(尤其是年轻科学家)头上的阴影。医学博士阿诺德·威尔曼 (Arnold S. Relman)在1977年发表的文章《发表或出局,要么两者都》(Publish or perish---or both)中就提到了这个现象。而经过近40年的发展,它终于演变成了 “要么发表高IF文章,要么出局”。
学术领域和其他所有领域一样,单纯有想法和行动力是不够的,还需要成果——而对于大部分学术研究来说,其最大的成果就是通过同行评议之后得到承认并 发表的论文。假如爱因斯坦没有在1916年发表那篇关于广义相对论的文章或者永远不发表,他的理论可能需要更多的时间或者永远不会得到科学界的注意和认 可。可是,发表文章本是旨在帮助科学传播和交流的工具,却在切身利益的驱动下逐渐变成了很多人科研的直接目的和动机,成为了“科学界的通用货币”,而钱币 的面值就是JIF,这也许是半个世纪前的科学家们所始料不及的吧。
个人认为,卡赫的实验高明之处就在于,他们用经验学的手段把“要么发表,要么出局”这样一个原本无解的现象重新呈现在了科学家们的面前,用研究数据告诉我们这个残酷的规则如何改变了科学家们的思维和认知。
对这些社会神经学家们来说,这个结果是喜忧参半的:一方面,对高质量期刊发表文章的追求代表着科学家们希望“发表得更好而不是更多”;另一方面,一旦金钱和发表文章成为科研的源动力,科学家们对科学的本能喜爱和好奇心驱动力就会大打折扣。
而JIF这类的期刊评分系统自身,其实也走入了一个误区:人们总是更关注如何找到更好的量化科学成果的方法,而不是如何科学合理的使用这些业已存在 的文献计量法。正如论文最后引用的德国汉诺威莱布尼茨大学教授莱因哈德·沃纳(Reinhard Werner)的评论:“文献测量学的许多负面效应并非来源于其本身,而是源于它将被如何使用的预期——假如我们预期自己的文章会经过愚蠢的标准进行审 议,那我们就会用这种愚蠢的标准来修改我们的研究从而使它们能够得以发表。”
正如很多教授曾对学生语重心长地说过:“科学和发表文章永远是两码事。”希望有一天,我们不用再这样对下一代年轻学者进行谆谆教诲。否则,我们永远都只是一个“幸福”的王大锤。转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