岂曰无衣：所谓普世价值隶属于中国文化 zt

撰文丨墨黑纸白

　　将民主、自由、人权等归属于美帝国的普世价值，这种认知绝不仅仅是一些五mao和自干五低劣、落后的意识认知，就连一些“赵家人”（其意可百度之）以前跟我聊天时都时常告诫我说：“要时刻提防普世价值，世界观不能由西方国家说的算。”我听了之后无不觉得这些“赵家人”竟然也和他们的奴才们一样可悲，他们不会知道中国文化早已经包含了所谓的民主、自由和人权等价值观。

　　如同清王朝的贵族们永远不会懂得中国文化的包容性，从而疯狂的采取闭关锁国的郑虎性策略，最终权贵们妄自尊大，而奴才们则坐着破落的大船等着一起集体撞冰山。如同一些人认为自己没有衣服，所以不必要廉耻，也不必要进步之可能，甚至阻碍有想要进步之可能的人，说他们背叛祖宗，其实这奴化之人根本早就忘了自己的祖宗到底有过哪些思想，自然更不必说发扬光大了。

　　相关事件

　　在哲学等人文科学上，普世价值（英语：universal value）泛指那些不分领域，超越宗教、国家、民族，出于人类的良知与理性之价值观念。普世价值与绝对真理是两个不同领域的概念，易被混淆。普适价值包括但不限于：民主、自由、法治、人权等等。国家有义务捍卫国民与生俱来的权利，如生存的权利、免于恐惧的权利、生育的权利、知的权利、免于匮乏的权利、思想的自由、表达的自由。普世价值既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也不是人类文明的最高成果，它只是人类道德的最低底线，是人性最后的那块遮羞布。

　　事件评论

　　我记得，当年清政府因为被西方的船坚炮利打开国门之后，两次国都失守，他们最终决定搞洋务运动，派官员前往西方走访学习，学习回来的官员们，无不认为西方无论是制度还是经济都要比“上国”好上很多，于是这群官员们都被清政府“法办”了。于是有人说：“过去几百年，中国人很执着地学习、接纳西方，走西方的路。中国人在过去几百年遇到过短暂的与西方文明的冲突，但总体来讲，从利玛窦开始一直到清代中早期，中国人对西方文明并没有完全拒绝。”

　　既然有人这么认为，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将西方文明视为洪水猛兽看做是两种不同的意识？一种来自学界，将人家先进的制度和先进的经济等文明当做复兴中华文明的一种思想来吸取？一种来自“郑界”，始终将那种制约权力，发展民生的西方文明视为洪水猛兽。所以不能说中国人对西方文明并没有完全拒绝，只是来自学界的接受和来自“郑界”的拒绝，谁更能影响中国未来的走向？无疑还是“郑界”，但偶有不同的是民间自发型的“郑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首先从学界的文化意识接纳中脱离出来，认为所谓之改良清郑虎是做不到根本改变的，所以孙中山以推翻清郑虎为己任，虽然一次次起义，一次次失败，最终还是在在武昌新军们的起义中打开了推翻清王朝的大门，更多人的觉醒，已经让无法自我进步的清郑虎不得不走向灭亡，这并不是当时的国人不给他们机会，他们落后的蛮夷民族思维决定了他们死亡的必然。

　　而今，生活刚刚有些起色的我们，就又开始了清王朝时代的妄自尊大，动辄东方大国，动辄拳打美帝，脚踢日邪的思想不断萦绕在民间，即便是一些军方的2缺代表还能恬不知耻的高呼：“以牺牲中国一半城市的代价，轰炸美国一半的领土。”竟然还有一群二笔们跟着叫好，这种狂热的战争分子，你真的不害怕吗？你知道损失中国一半的城市是怎样一种人间炼狱吗？倘若仅仅是这样一种无知的叫嚷也就作罢，但目前我们对民主、自由、法治、人权等价值观，竟然有意识的归类于西方帝国主义们的价值观，我们不但不能用，反而要积极反抗，民主写作是皿煮、自由认为是无组织无纪律，撕开法治的衣服看到的是赤裸裸的人治，人权认为是各国有各国的国情。知道我为什么不同情清王朝的覆灭吗？知道为什么有人会认为西方列强用船坚炮利为中国人打开了启蒙之路吗？其根源就在于清王朝的权贵和民间大多是这种落后的意识，只有当时学界和革命者们清醒的认识到清王朝的可耻在哪里。

　　胡适1929年在《我们要我们的自由》一文中谈到：“近两年来，国人都感觉舆论的不自由，在“训政”的旗帜之下，在“维持共信”的口号之下，一切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都得受种种钳制。异己便是反动，批评便是反革命……一个国家里没有纪实的新闻而只有快意的谣言，没有公正的批评而只有恶意的谩骂丑诋——这是一个民族的大耻辱，这是摧残言论出版自由的当然结果。我们是爱自由的人，我们要我们的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这几种自由是一国学术进步的必要条件，也是一国社会“郑智”改善的必要条件。”时常有人说：“鲁迅的批判到了现代依然管用。”而我更多的认为，胡适对当时社会温和的批判同样适用于当下的社会，尤其是关于当时他对他的社会舆论的看法，与我对现在社会舆论的看法，我完全认同于他当时的认知要高于现在包括赵家人在内的大多数国人，这不是一种胡适的思想竟然如此超前的光芒，而是一种社会的耻辱可以让故去多年的人当时的想法竟然可以重新印证现代社会，这太可耻了。

　　我在胡适的文集中还看到这样一句话：“对于西方之文明，有三种态度，一种是抗拒，一种是全盘接受，一种是选择性接受，既然今天没有人坚持抗拒，我的讨论将只限于后两种。”胡适的这段话完全可以作为当时知识界对中西方文明的共识，当然有人会骂胡适不过是帝国主义的走狗，这号人就不说了，习惯了做奴隶的人你是怎么也不会叫醒他的。也就是说，在当时的社会，当时的知识界明显能够感受到我们的社会和“郭嘉”面对自己落后的文化，面对西方强势的文化，他们知道应该从吸收中改造中国的文化，从而与世界的脚步不是离得太远。而今我们现在还在将一些价值观规划到西方人独有的层面，甚至还有要求抵制西方文化的主，认为中国文明已经被西方文化侵蚀太久了，大家崇洋媚外，大家认同西方文化高于中国文化，这种认知是有多么的浅薄？

　　中国的文化，只要我们自己不作践，不像某十年一样对自己的文化打砸抢，没有人能够断了我们中国的文化，你可以自己开私塾去教四书五经，我也可以在文字中倡导杨朱、墨翟之道，这都是中国文化。郭嘉先生一面抵制外来文化入侵，一面打着孔子的旗帜席卷全世界，谁敢说中国文化破灭了？我们不过是从选择性的抵制西方文明，和选择性的宣扬中国文明，这种做法我不谈对与错，我只想说的是，既然中国文化可以走向全世界，那么何必又畏惧再向民间输入民主、自由等观念？而去告诉民间普世价值是洪水猛兽呢？尤其是在目前反贪形成一种运动的同时，积极在中国实践反贪机制和权力制衡等机制，以及放开舆论监督和提高公民权利和社会福利等等，而今积攒下来的民心不要得之于反腐运动，又失之于反腐运动才好。

　　现在有人提出中国才是普世价值的最先倡导者，这个人是谁？名之曰马勇，职称是社科院近现代研究所研究员。但他的格调还是很低的，认为世界现在其实已经回到了周天子时代，马勇说：“中国文明有几个东西深刻影响了今天的世界。一是王道主义立场，美国人引导这个世界，实际上回到了中国古人所向往的周天子格局，“率有道伐无道”。从原来一个小中国撑起现在的一个大世界，这就是王道主义立场。还有一个“仁者爱人”的儒家人道主义，我们讲的普世价值，这些东西都是很重要的核心内容，而这些最初并不是西方的，而是中国的。”他的这句话我认同一些，譬如美帝率有道伐无道，但我们说它是在干预其他国家的内政，当然除了中国和曹县外，其他世界各国都知道美帝打击的无一不是残暴的独裁者。说实话我很乐于见美帝去打击这些独裁者，哪怕是收编了这个国家，你依然要按照美国的价值观给予人家选票。不过就儒家的仁者爱人这个理念，我不认为是中国文化中的普世价值。

　　有人可能又要说我见识浅薄，美帝是贼心不死之国，亡我中华久矣，狼子野心。这么说我的请随意。我只想说一点，为什么在目前这个世界格局中，我们不能去主导各国的价值观？我们为什么不能去率先打击独裁者，为小国国民的幸福创造空间？原因是你没有国力和经济吗？不仅仅如此，是因为你本身可能还遗传有这种独裁者的基因，你畏惧兔死狐悲，从东欧剧变，到苏联解体，我们是在惆怅他们被灭国了吗？不是，我们是在纠结他们的权威时代终结了。

　　中国的思想中，从先秦开始，杨朱倡个人之自由，墨翟倡兼爱之思想，这种自由和兼爱，我们看起来与现在所谓的普世价值中的民主和自由有什么区别吗？要知道墨翟可不仅仅提倡每个人都能够平等互爱，他可是也倡导选举权的？墨翟是不是中国人？如果是，那么他的思想是不是中国的传统思想？杨朱算不算中国人？如果是，那他的个人自由算不算中国传统文化的范畴之一？你要知道的是即便是孟腐子，大骂杨朱和墨翟是无父无君之徒，是禽兽之辈，他依然得低下头，黯然道：“杨墨之言盈天下。”中国人接受民主和自由的观念是从先秦就开始的，中国人被秦制一统天下之后，被孔孟之道拘束了思想，这才是可悲的根源所在。随后千百年来一次次朝代的灭亡，一次次的兴起，甚至是主体民族汉族的灭天下之悲，这都不能解释专制的可耻？而今还要为专制兜底，而且在民间有广泛山呼万岁的基础，到底我们可悲，还是西方人可恨？

　　中国的思想到了明末，中国再一次面临灭天下之时，黄宗羲作为汉人，率先提出了对专制主义的仇视，不仅仅认为“天下为主，君为客”，甚至还提出了民治、立公法，废私法，人权平等这些比杨朱和墨翟更近一步的思想，这种思想完全超越了所谓的《论语》、《尚书》以及《孟子》，同时也毫不为他增添光芒的说，他的思想也超越了杨朱和《墨子》一书。人家讲天下和朝廷分得很清楚，中国最大的问题不是朝廷腐败，而是制度落后，所有的专制制度必然不能长久，故而中国每逢若干年必然兴起农民起义。

　　其思想的光芒最为重要的还不是反对专制，黄宗羲的民主思想最为突出地表现在其伸张民权，倡导主权在民，表现在主张人民有议政权和监督权方面。他把这两项权利归之于学校，在他看来，学校既是培养知识分子的基地，也是评议朝政、实施舆论监督的场所。当然我们也能看到黄宗羲思想的局限性，他也没能将这种民主思想有意识的扩张到“郑智”上，譬如开设专门的议论朝政和舆论监督的场所，如参议院、众议院等等，而这些到了清末穷途末路之时，才开设了咨议局。这是中国近代以来第一个省级民意机构的设立，中国人第一次可以感受到自己与国家同在，也是中国第一次民意代表选举。至此，中国文化中的所包含的普世价值，第一次在中国开花，但可悲的是，清王朝扭扭捏捏的小女子状，最终还是死于专制。

　　顾炎武是黄宗羲同时代的人，他所提出的观念虽然没有黄宗羲那么深刻，但却从底层开始倡导“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与中国传统中在儒家文化里那些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有了本质的区别。也与旧国人意识观中的“平时袖手谈心性，临事一死报君王”的落后意识观念有了本质的启蒙。但可悲的是，这种思想提出在明末，到了清末大多数中国人还是一种效忠君王的落后思维，国家的意识从未上升到我要生活的一个美好、民主的、自由的的地方。即便是现在，你问一些中国人，什么是国家？他们还会是会认为，赵家人的国就是国家。对于不能将国家从民间开始认为是每一个人的国家，落后的家天下意识永远会折磨着中国人无法走向公天下。

　　咱们很乐于去问，谁是世界上最早记载“哈雷彗星”的国家呀？咱们的历史学者们肯定会倍儿骄傲的说：“前613《春秋》载有世界对哈雷慧星的最早记录.星的出现有详细记载.论记录时间之早，首推《春秋》。”你真的很骄傲吗？那为什么它叫“哈雷卫星”而不叫“鲁国彗星?”我们古代国人生活习惯讲求实用主义，实用于服务君王，实用于服务农业，唯独不实用于深入研究和启迪民智，这既是秦制主义之罪恶，又是国人在权威统治下的自我阉割之祸。

　　即便如此，而今的国人，远远还不如古代的国人，古代的国人好歹还是有些人愿意坐下来跟你说，什么是自由，什么是民主，什么是主权在民，什么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而今的我们，也许是权威有意识的诱导，所谓自由、民主是西方的价值观，我们中国万不可用之，研究之，民更不可知之。这是多么的无耻？寡廉鲜耻的很。以前的国人好歹还能够创造出不亚于现在所谓的普世价值的思想，而今的国人却一味的认为是洪水猛兽，并且将这些思想，无知地或者选择性地从中华文明中摘出，这是赤裸裸的对中华文明的蔑视，甚至是断送。

　　我所希望的，不是只有战乱的时候，我们民族的思想可以发挥精粹，可以创造不亚于西方文明的思想，所以我不希望我们只有在春秋战国的时候可以出杨朱和墨子，也不是只有在民国纷乱的年代可以出胡适、鲁迅、徐光启、李之藻、严复、辜鸿铭、林纾、林语堂、傅雷、朱生豪、杨宪益等。我希望我们在和平的年代就可以思想多元化，民众主权化，公民意识普及化，中国在未来的竞争中在不至于遭受太大的灾难，这最关键的不在于权贵们如何诱导你不关心国家命运，而在于你到底有没有意识到国家的兴衰与你个人的意识息息相关？你本可以有资格、有权利去参与到国家的发展中，你与历史同在并不是一种奢望。与诸君共勉，不要再傻呵呵的说自己是没有衣服而裸奔的古人了，一些古人的意识可能都比你的意识强上很多。

　　2015—12—29落笔于墨辩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