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取自网络（谢谢不知名的作者）
中国的竞争力报告
作者：万里风中虎
（一）诸神的黄昏
如果我们的寿命足够长，三十年以后我们会如何评价现在的中国和世界呢？会是一声叹息，还是一拍大腿：MD, 果然又上当了！毫无疑问，现在是个奇谈怪论甚嚣尘上的时候。首先是各种各样的末世预言的兴起，一个比一个荒谬和恐怖；然后是一个又一个的先知的崛起和消亡，他们会说弥赛亚在这里，弥赛亚在那里，或弥赛亚在天上。很少有预言是乐观的，因为乐观的预言很难卖钱。树先生不说你有血光之灾，你哪里舍得花钱去看个全相？对未来乐观的预言好像只有推背图，箴言说：“一人为大世界福，手执签筒拔去竹；红黄黑白不分明，东南西北尽和睦。”这分明是共产主义世界大同了，搞得2012要卖船票的人很不爽。
这些东西历朝历代都有，重点不在于他们能否真正实现，而在于他们可以影响你当时的情绪。他们也知道有人脆弱的小心灵需要这些麻醉剂。尽管人类的历史让这些末世预言一个一个地破产了。但是总有人会神秘兮兮地告诉你：这次绝对是真的，所以，请买我的《每周世界财经报道》。既然树先生算得这么准，还要俺们掏钱才能知道上帝的好消息啊！？再把何仙姑的树叶摘一片，轻轻地，扔下来。
这和五年前的乐观情绪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那个时候有人说这是最好的时代：低通货膨胀，高就业，高经济增长，高外贸盈余，高外国投资。朱镕基政府孜孜追求了十几年的最优的宏观经济形势，好像突然一下达到了。有人以为是自己道德的力量感动了天上的星辰，好人就是有好报。还有人以为是盛世到了，政府坐庄，中国持续增长。总之，资本盛宴在音乐中持续，情绪高涨，民众沸腾，中国之大，已经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
然后曲终人散，诸神的黄昏突然降临。充满科技神话的美国首当其冲，他倒下时随手拉垮了安逸富裕的欧洲，被阉割的日本早就步履维艰，到现在连金砖四国也黯然无光了。当我们面临危机时，不要听信巫术，要重新回到我们已经获得的知识上去。
这就好像当第四小冰河纪出现在14世纪并在18世纪中至19世纪中期达到高潮，异常的气候给人们带来的末世情绪，也给人类的末世传统添上了最浓烈的一笔。这段时间由于气候异常，是中世纪最黑暗的时代，食物匮乏，疾病流行，战争连绵，王朝频繁更替。人们因为对天气变化的恐惧，于是像希特勒对犹太人一样要找个富有的替罪羔羊。中世纪的人们为了哄抢孤儿寡妇的财产，就把这些没有保护人的弱势群体称为“女巫”和“灵童”。教会通过焚烧“女巫”、“灵童”和她们的猫，建立宗教异端裁判所，带领社会群体抢夺弱势群体的财富。狂喜和恐惧都会让人丧失智慧，变得既白痴又残暴。在这一点上，我们距离中世纪的人们有多少进步呢？看看那些要求别人去暴力革命，自己最后代表烈士们来谈判的阿扁们。第四小冰河纪既是对人类农牧业文明的一次沉重打击，也孕育了科学的诞生和发展。最终使人类通过三次产业革命走到了现在的信息时代，形成了新的工业文明方式。
现在当我们再次遇到危机时，我们的末日情绪就没那么严重了，被少数神棍吓得上当的可能性小多了。这几年我把主要的研究重点从欧洲转到了中国。以后会把80%以上的精力放在研究中国上，这不仅是学术兴趣的变化，也是一种责任。这个系列贴子，希望能从产业经济学和劳动力经济学的角度，来探讨中国经济的现状和未来，基本格调是积极，健康和乐观的。
这是近三年对中国经济的学习和工作总结，也是对股票投资贴理论背景的一种补充。
（二）三十年家国
既然要讲竞争力，就要先说明什么是竞争力了。在比较严肃的讨论中，我们一定要注意衡量的问题。如果一个理论不能用数学表达，就说明还不成熟。比如说，张五常刚出名的时候出去讲他的交易费用原理，神乎其神以为可以拥抱世界得瑟一下了。结果坐在下面的阿罗根据他讲的内容，临时就写了个数学模型。张五常讲完，模型也就写出来了。就是比张五常更优秀的制度经济学家，而且同样也不用数学写作的威廉姆森，他的模型也已经被数学化了。因为以后传世的不会是那些模棱两可的语言，而是一个简单的数学方程。
还有以前鼎革讨论过的ROY的工作分配理论。60年前，ROY在一个刚开始发行的小经济学杂志《OXFORDECONOMIC PAPER》上面又是兔子又是鱼地说了一堆，能看懂的没几个人（A.D. ROY; SOME THOUGHTS ON THE DISTRIBUTION OF EARNINGS Oxf. Econ. Pap. (1951) 3(2): 135-146），是后来HECKMAN，RUBIN等人用数学固本清源，我们才知道有这么个人，有这么回事。如果不用数学搞理论也可以，那么概念一定要说清楚。
什么事情都怕认真二字，陈岱孙教授一本教科书写了三十年才出版。巴菲特把炒股当终身职业来研究和体悟，才会获取知识和财富。现在有些人连基本概念ABC都没搞清楚，就学别人在网上乱喷，就去写地摊书。连概念都说不清的时候就要超越前人的成就，是不肯下功夫学习。你如果承认是在说书玩闹，也没人和你较真，可是向人家倒垃圾还要收费就有点太不厚道了。现在老百姓财务上都有些困难，赚这样的钱不觉得伤人品吗？
搞实证研究的更是如此，衡量你所说的概念是实证研究的第一步，概念衡量得越好，后面的计量模型选择就越简单。比如说，现在最流行的实验经济学的方法，如果在实验设计，概念选择，措施得当的情况下，最后数据出来只需要一个简单的OLS就完事了。GMM，SELECTION，ECM，MATCHING这些东西是我们对自己的数据衡量没有信心的时候才需要的。
好的，交代了几句方法论上的问题，我们开始聊中国的竞争力。首先，我们这里所说的竞争力是指经济上的竞争力。当我们在进行国际比较和中国内部各行业各地区比较时，我们通常从劳动力成本的角度来讨论中短期的经济竞争问题。可能有人会问，为何不讨论长期的经济竞争问题呢？一个是对于长期而言我们都是死人，管好自己管好现在这几十年就很好了，贪多嚼不烂。儿孙自有儿孙福，莫与儿孙作远忧。
第二个是，长期竞争力的问题主要讨论的是地理，制度，文化，宪政和宗教等问题，要面对中国为何在1500年以后会堕落到这种地步的原因。这会涉及到太多的敏感话题，比如说改革开放三十年经济总量上升了这么多，而政治体制却原地踏步，而且还有残渣余孽要复辟的可能，可见对利益集团来说三十年都太短，最好再活五百年。我活不了那么长时间，讨论长期竞争力问题，等我们的肠胃再强健一点的时候再说。所以，我们就只讨论中国短期（1-2年）和中期（10-20年）的经济竞争力的问题。
其次，我们的方法是衡量国家之间或行业、地区之间可以比较的单位劳动力成本。这个方法简单直观，大家都能在生活中观察到。众所周知，中国的制造业中的低劳动成本使得中国在90年代迅速成长，成为了世界工厂。而近年来由于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中国的竞争力在逐步减弱，这导致了出口下滑，就业下降，经济减速。而这里面起决定作用的三大因素：名义工资的上升，劳动生产率增速的下降和人民币汇率的大幅升值，其实都有政府在经济研究和政策制定上的重大失误。
这里面既有历史遗留问题，也有现阶段领导人的政策失误。而现在的失误，就是未来的历史遗留问题。所以，要面对现实，谦虚谨慎地处理现在的问题。而历史终究是人民来写的，即使在台上再位高权重，只要是对历史潮流的反动，下台了也不敢一个人出门的。
有人说统计数据就是谎言，或者是该死的谎言。但是，它却是谎言中最接近真理的。如果谁说自己讲的就是真理，让我们来油炸包龙星。所以除了上帝，谁想说服我们都要带数据来。而对数据的理解，控制和运用，才是一个经济学家的基本水平的表现。
（三）功名尘与土
我们衡量和比较各个国家制造业的单位劳动力成本，先要确立一个基准国，对于我们来说当然就是中国。所以，中国的制造业的单位劳动力成本就是这个行业以人民币计价的劳动力成本除以这个行业以人民币计价的附加值产出。是不是很简单，很容易理解？比如说中国机械制造行业的2011年的总劳动力成本是100元，附加值产出是200元，那么单位劳动力成本就是0.5。表示要得到一块钱的附加值产出（或者用会计上的利润）要付出5毛钱的劳工费。用劳动价值论来说就是，要得到一块钱的剩余价值，要付出5毛钱的工资。
先不说国内的各地区的比较，到了国际比较就没这么简单了。首先，劳动力报酬是由本国货币计量，要把比较国（比如说美国）的货币换成人民币，就是市场汇率；第二，产出是个物质概念，只是在中国用人民币计量，在美国用美元计量而已。所以比较国的产出要用购买力平价（PPP）换算成中国的产出。这个PPP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世界表（PWT)里有，有兴趣的童鞋可以去看。最后，把换算过的美国的单位劳动力成本和中国的同一行业的单位劳动力成本相除，得到一个相对指标。
这个相对单位劳动力成本是以中国为基准，所以值越大，表明中国的这个行业在成本上越有竞争力。我们先挑最厉害的两个英美模式的国家看看,第一是美国。
1978年到1995年期间，美国在食品烟酒行业（15T16)的生产成本是中国的8.63倍。中国竞争力最高的是电子产品（30T33）23.52倍，在纺织服装行业（17T19）是12.78倍。现在大家知道1995年以前的经济增长三驾马车中外贸是何等重要，而在外贸中纺织和电子又是何等重要！而优势最弱的是化工（24）和纸制品（21T22）。这也是我国在1995年以前的主要进口物品。其他行业的代码可以到网上查到。总之，我们对世界最强国的成本优势非常明显。
但是，正如我以前在讨论中国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时所说的，这个成本优势是建立在压榨农业的剪刀差和对城市工人低工资压迫的基础上的，也是建立在出口退税，压抑人民币汇率的基础上的。可以说，中国的成本优势整个是一个扭曲体制的结果。在改革开放的初期，这个扭曲体制为中国（尤其是地方）政府创造了巨大的贸易逆差和外汇储备，也就是国家财富，也使得这个国家的政府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政府。
在1995年后，这种相对美国的优势急剧滑坡，主要原因是美国的信息产业的生产力急剧上升，以及相关的技术渗透到各个行业导致的生产效率的大幅提高。中国在所有行业的成本优势都不再突出，尤其是在石油冶炼和核能（23）上，美国相对中国却是更便宜更有效率的。所以，中国在石油能源上的成本优势已经完全丧失，成为严重的进口依赖国。同时，在电子产品（30T33），化工（24）和非金属制造（26）上中国也已经守不住了。
在近年来中国得到大力发展，生产技术和效率的提高能赶得上成本上升的行业，也是对美还有战斗能力的行业是：机械制造（29），运输器械制造（34T35)和废物循环等其他制造业（36T37)。我们会在后面讨论造成制造业相对美国优势消退的种种原因，当然我们也看到了以前的巨大优势是制度扭曲的结果。但是，不论我们如何去解释这个巨大的变化，其结果是：中国制造业的幸福时光已经过去了。
美国会重新开始新一轮的工业化过程，主要是移民的劳动力成本在下降而制造业的效率在上升，所以重新开动机器生产又成为一种赚钱的生意，而最近的金融危机使得通过服务行业赚快钱成为一场灾难，那么资本重回制造业是美国的必然选择。
第二是英国。中英之间的比较也显示了同样的结果，除了现在中国的成本优势更为稳定一些，没有太多不同。现在中国对英国的优势集中在日用消费品，汽车制造和机械制造上。但是汽车是英国的传统优势行业，数据可能会变化，因为最近的消息是英国的汽车制造从去年的130万辆上升到了145万辆，英国制造业欢欣鼓舞，又在讨论二次工业革命的问题。
所以，对于资本主义领先国家而言，中国世界工厂的任务快完成了。以后能保持优势的可能还是重工业领域中的少数部门，以及日用消费的少数部门。受美英冲击最厉害的部门将是精细化工，电子高科技产品，纸制品和新能源行业。
对于投资而言，应该在中国有优势的行业投资，而规避劣势行业。要知道，英美的生产体系联盟在这些电子化工印刷品和石油核能源上几乎毫无疑问能压制住其他国家的发展。这也是我会持续投资三一（机械），药和酒（消费），煤炭（替代能源）的原因。
（四）挽弓当挽强
上文我们可以看到英美是当今世界极少数能称得上是全能冠军的两个国家，也就是说这是世界上仅有的两个在制造业上可以全面压制住中国的国家。更重要的是，我们只是提供了英美经济中比较虚弱的制造业的分析，而金融物流教育科研等服务业才是这两个国家的最强大的产业。以后随着研究的深入，我们有机会再比较各国服务行业的竞争力。但是，情况基本上就是如此。这种一边倒的情况使得我们的策略比较简单，就是跟随学习再想办法在少数产业中寻求优势。但是，对欧洲竞争力的分析远比美英复杂得多。
三十年前，大多数中国人认为欧洲国家都是富裕国家；随着开放的过程，在中欧之间人员和物资大量流动，我们对欧洲的理解比以前深刻得多。就中国经济的外贸导向而言，一个支柱在美国，另一个支柱就在欧洲。这两个消费和投资主体一旦停止对中国的消费和投资，中国的经济立刻就受到影响。中国在2007年以后就业和经济增长的长期萎靡不振，和欧美经济衰退有直接的关系。
我们可以把欧洲国家基本上分成4类：核心国（德法）；北欧集团（丹瑞挪芬）；地中海集团（意西葡希）；其他欧洲国家和新加入的东欧各国（荷奥比爱卢波匈等）。这样分类是按地理，历史和政治习惯划分的。我们只选取代表国家来看，首先是核心国中的德国：毫无疑问，德国是欧洲最强大的制造业国家。有人把欧盟看做是德意志第四帝国不无道理。所以，大多数人会认为德国的竞争优势太明显，以至于中国最好避免和它在制造业上进行竞争。
而实际情况是，德国就是我们要追赶的而且是有可能追赶得上的国家。主要原因是：
1.高度集中的工会和僵化的劳动力市场使得德国工人的名义工资过高，所以德国对中国的竞争力在多个部门并不像英美那么高。这是90年代德国自寻死路的结果，如果它现在的HARTZ改革一旦被其左派回潮杯葛，欧洲内乱渗入德国，我们的战略机会就来了；
2.德国的产业的阿格里斯脚踝就是能源和电子，这和我们产业缺陷几乎是一样的，而德国作为二战战败国没有政治实力参与世界石油大战，这将是德国永远的痛。而由于日本核泄漏事件使得德国全面放弃核能，这也使得其能源产业的问题会更加严重。而中国在这两方面的机会都更大些；
3.纺织品上中国占有世界市场的70%，而且对德国优势明显；金属，汽车和重工我们已经有产业升级的趋势，可以和德国较量；
4.德国军工科技发展是受到限制，但是常规武器技术上对中国互补性很强。
德国就是欧洲的王者，为了避免欧洲统一后过于强大的可能性，我们在欧洲主要竞争的对象就是德国。而欧洲市场正被德国视为禁脔，连苹果都被禁售。这也是他们建立欧盟内部大市场的目的：内部自由流动，对外搞贸易保护。我们的优势产业就是要打破这个格局，用自由贸易的名义冲进欧洲市场。
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
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
杀人亦有限，列国自有疆。
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
（五）众建诸侯而少其力
总把中国和美英德法俄这些人类社会近百年来的大而强的国家比，容易把自己搞得压力山大。其实每个国家有每个国家的活法，也有每个国家的价值，即使是从来没有“崛起”过的国家，也有其生存，发展和繁荣的理由。谁又知道谁是下一轮游戏的赢家呢？比如说欧洲的北欧集团，有悠久的历史，广大的领土（350万平方公里），丰富的资源（挪威石油出口世界第四），可是人口还不到中国的京津唐地区（大概2,500万）。这就注定在现阶段他们只是小而强的国家，根本不可能和中国争夺世界，而只能做中国的朋友。
那个挪威的变态杀人狂通过研究以后，非常清楚他们国家的状况，也是这些国家领导人的共识。我们选取其中的丹麦和瑞典来看一看：
我们可以看见，面对富得流油的丹麦，除了化工以外，我们在其他产业全部大有可为。即使是面对以科技立国的瑞典，除了能源，造纸，化工和电子这几个北欧老大的传统强项，在其他领域里面我们的竞争力也不是太弱。尤其是纺织和机械制造，完胜北欧是迟早的事情。
我们再来看另一块大肥肉，就是所谓的地中海集团。这是一个参差不齐的大杂烩，内部宗教民族地域问题多多，而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们以为自己和德国一样强大，欣然加入了欧元区。在强劲的欧元下，他们的货币相当于快速升值了，这让他们的消费能力非常旺盛可以来购买中国和德国的商品，也让他们拱手把市场让给了德国和中国这样的强大的生产国。而在新技术浪潮中的迟钝使得这些国家的生产力节节败退，劳动力成本居高不下，竞争优势只能龟缩在少数传统优势领域，比如说：西班牙的纺织，造纸和化工；希腊的木材加工；意大利的木材和能源；以及葡萄牙的化工和非金属。
尤其是这次欧债危机的导火线希腊，大家可以看到她的经济除了出卖自己的石油和美丽的森林以外可以说是一无是处。欧元是德法的欧元，是欧盟的问题。希腊在高盛的包装下加入欧元区后，强劲的欧元让这个国家在2008年以前大吃大喝好吃懒做。更大的危机则来源于这个民族完全丧失了国家精神。平时不努力，临时连佛脚都不抱，有钱人直接逃跑到英国美国和加拿大去了。连伟大的韩国人在有危机时都知道捐出黄金，保卫自己的国家，而希腊人却在逃离这艘下沉的船。
更需要注意的是，南欧地中海国家的数据造假比黑手党还严重。我们已经对南欧数据根据能得到的微观数据做了调整，但是其真实性还是有问题，可能还需要向上调升。一个简单的描述就是：意大利经济40%是灰色经济，不计入官方统计，南部经济的40%是靠北部输血的结果；而希腊人为了逃税有好几套帐（和中国一样），一个人报个人所得税能报三分之一就不错。以至于在希腊全国税务部门登记的亿万富翁才一名。而在英国，光是在伦敦地区税务部门登记的希腊籍的亿万富翁就有20多名。希腊税务部门不得不完全委托银行来纳税，就是你取钱时不问青红皂白先扣上一笔税以防万一。希腊政府决定对雅典市内有游泳池的住户征收“泳池税”，每户600欧元每年，要伸冤，等年终再说，还不知道能不能挺到年终。
这就使得官方的南欧的劳动力成本（工资和就业人数）数据偏小，显得很有竞争力的样子。千里之堤，溃于蚁穴，每个匹夫凡妇的堕落是国家的覆灭的开始。地中海这些国家才是列强要瓜分的肥肉。
其他欧洲国家就不谈论了，一是太小，强而小也是一种悲哀；二是东欧国家对中国的威胁主要是农业，以后再谈。欧洲的现状是二战强国的设计，也是德国战后的挣扎。也就是所有的国家都希望欧洲永远是分裂成无数小国的欧洲，然后列强各自寻找势力范围，如同鸦片战争后的中国。只有欧洲人想统一，但是大多数欧洲人都像希腊人一样是只想享受统一的好处，不想承受其代价的。
贾谊《治安策》说到：欲天下之治安，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力少则易使以义，国小则亡邪心。令海内之势，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从。诸侯之君，不敢有异心，辐射并进，而归命天子！用现代的策略论来说就是coordination，让小猪永远是小猪，跟随大猪来跑，这样就会产生战略性互补关系strategic complementarity，从而达到共赢。
美英德法俄中这些强国都知道欧洲养猪场的意义，所以都会让欧洲的小猪们长不大，这样他们才会跟着自己跑。从目前来看，德法在这个游戏里咬着牙遥遥领先。因为，对其他国家来说，输赢都可以接受；而德法必须赢。
如果不是欧债危机，德法的领导人哪有这么多机会出风头，早就被大家忘记了。而现在这两个人俨然已经是世界级的领导人了，一举一动备受关注。被这么多大猪爱心辅导的小猪们别无选择。
（六）卧榻之侧
有很多朋友觉得文中中国对欧美的竞争力比较还比较合理，但是对中国周边国家的比较应该更重要。这是非常合理的推论，因为我们在进行比较研究的时候应该遵循一定的方法，否则得出的结论其偏见不是深刻而是可笑了。周边国家的文化等因素和我们有相似之处，更适合做比较。
比如说对于中国1979年以后的经济奇迹的认识，如果就中国自己来对比，当然是前无古人的伟大成就。这是近百年来，中国第一次彻底摆脱了大饥荒的威胁。但是，如果和前面比较过的美英德等强国比，他们在历史上曾经达到的速度或高度都不是现在中国能超越的。如果和周边的国家来比，这种经济增长速度也并不是中国独有的，日本和韩国的经济起飞期的竞争力之强经济增长速度之快都超过现在的中国。在中国发生的经济奇迹并没有超越我们从市场经济数百年发展中所获得的知识和经验。
所以，当有人吹嘘中国模式或者是北京共识之类的东西时，都是意淫。这种意淫强国的方式是不得长久的。
因为数据的缺失，我们没办法比较印度或泰国等国家，而只能把注意力放在数据比较全的日本和韩国。如果我们追溯到二战以后的中日韩三国，我们会发现这三个国家几乎没有太多区别。最新的宾夕法尼亚世界表显示的可比价格的中国的GDP总量在1952年大概是211亿美元；日本大概是384亿美元；南韩大概是51亿美元。在2000年，中国超过日本；现在经济规模达到10万亿美元，是日本的两倍、韩国的10倍。而这种赶超的过程基本上都是1980年、尤其是1990年以后的事。
可是，如果我们考虑到经济竞争力和个人的福利收入等问题。我们的经济情况一点也不乐观。尤其是日本和南韩，那几乎就是中国卧榻之侧，有两个带刀的在窥探。
1952年可比价格的中国的人均GDP年大概是37美元；日本大概是458美元；南韩大概是243美元。中国和日本韩国的经济竞争力（人均劳动生产率）的差距不过数百美元。而现在，中国人均GDP是8000美元，日本人均GDP比中国高27000美元，而韩国比中国高16000美元，即使考虑通货膨胀的因素(按5%记，保持1952年的差距话，日本应该人均才12000美元，而韩国才10000美元，而实际上他们都比这个快得多），这个绝对的差距是在变大而不是变小！
玩弄数据的人会说以前日本是中国的10倍以上，现在只是4倍，韩国以前是7倍，现在是3倍，中国在变强大如何如何。这种看法有何意义？
中国的经济增长不是以生产力发展为基础的增长，也就是说经济增长不在于要素回报的上升，或者全要素生产力的上升，而在于生产要素的投入。这个在讨论国内各地区竞争优势时还会具体讨论。但是，我们只要看一看，三个国家的人口变化，以及我们所熟知的中国城镇化进程，就知道中国经济增长还停留在“大跃进”的要素数量投入的增长方式上。1950年时的中国人口是5亿6千万，现在是13亿；日本1950年时是8300万人口，现在是1亿2千万；南韩1950年时2100万现在4800万。
中国的人口只在59-63年大跃进期间有明显的下降，其他时候都是在上升，增速近年来由于计划生育政策有所减缓。用顾准的话说就是：若四年五年之内，农村人口减至三亿，再加上扎扎实实提高一些产量，大跃进就大功告成了。
所以，中国所有的经济问题都是这个人口问题。
从1980年以来，每年有2000万左右的新增（非熟练）劳动力在等待工作机会。这就注定了中国经济的第一要务是就业，而不是其他的三个问题（十六大提出了四大目标：增长，就业，通胀和平衡）。要求把均贫富当作政府或者国家的经济工作的主要目标的都是中产阶级和小知识分子，真正的无产阶级是中国高达20%以上的失业者，以及更为庞大的农村潜在的产业后备军。这些人要的是一份工作和基本的社会福利制度，同时他们没有发言权，是真正的沉默者。对于这些没有技能的产业工人，解决其就业问题要不就是大规模地实施教育培训医疗保障的普及和快速的经济增长，要不就是维持粗放的劳动力密集产业继续吃人口红利。显然后面一种方式已经走到了尽头。
我们再回到单位劳动力成本的国际比较上来。
除了炼油核能和化工，中国在全面和日本竞争。中国在各个行业的成本竞争上和南韩犬牙交错，而且现在几乎完全丧失了90年代的成本优势。也就是说，日韩在产业链上正是中国的低成本优势的克星。尤其是南韩的工资增长缓慢，但是劳动生产率上升非常快，以至于居然相对中国都有成本优势。而随着中国的工资上涨，汇率上升，生产率停滞，那些成本优势会更突出。
实际上，我们的劲敌就在我们身边。而解决问题的方法在国内，而不是国际。
（七）千里之堤
以上简单介绍了一下单位劳动力成本的国际比较。简单地说，就是1995年前的低成本扩张的年代已经过去了，靠量大挤占市场的方法可能不再适用了。到了现在，我们国家在生产上和英美德日北欧比是各有所长，和南欧比是略占优势，和韩国比有一定危险。
而我们仅存的人力成本优势，很可能在未来几年更快速地消失。其中危险的来源有以下几点：
1.人民币汇率升值过快。
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提到多高都是应该的。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在1979到1995年间其实是一个有计划的贬值过程。1979年1个美元大概是兑换1.5个人民币。在以出口为导向的政策逐步确立后，人民币逐渐贬值到1993年的1美元兑5.7个人民币。然后在1994-1995突然贬值到1美元兑换8.7个人民币。这一段时间中国非常明显的竞争优势，很多都来自于这个人为压低的人民币汇率，而持有美元外汇的公司和个人都发了大财。出口竞争力急剧上升使得我国经济繁荣和贸易顺差大增，一直到2004年。而后人民币开始升值直到现在是1个美元兑换6个人民币，升值的起点就是中国制造业开始不景气的2005-2006，然后就是经济危机。
如果说1995年的人民币突然贬值是建立在人们牺牲进口消费基础上的狠招，这招带来了旺盛的出口和加速的外国资本投资。但是，过度依赖这个低汇率制度，降低了创新的激励机制，使得我们过分依赖于低附加值，来料加工或者模仿的方式，对技术革新和管理制度非常不利。赚多了快钱，就是现在这个“一等二靠三要”的僵局。
2.出口退税政策难以为继
“等靠要”的重点就是这个出口退税政策。1994年税制改革以来，我国出口退税政策历经７次大幅调整：1995年和1996年进行了第一次大幅出口退税政策调整，由原来的对出口产品实行零税率调整为3％、6％和9％三档。这也是对应人民币大幅贬值，同时开始财政补贴出口。1998年为促进出口进行了第二次调整，提高了部分出口产品退税率至5％、13％、15％、17％四档。这是为了应对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外贸不畅的刺激措施。
此后，外贸出口连续三年大幅度、超计划增长带来了财政拖欠退税款的问题。2004年1月1日起国家第三次调整出口退税率为5％、8％、11％、13％和17％五档。这是减缓财政压力的微调，同时人民币开始升值。2005年进行了第四次调整，中国分期分批调低和取消了部分“高耗能、高污染、资源性”产品的出口退税率，同时适当降低了纺织品等容易引起贸易摩擦的出口退税率，提高重大技术装备、IT产品、生物医药产品的出口退税率。继续进行结构性调整，有保有压。
2007年7月1日执行了第五次调整的政策，调整共涉及2831项商品，约占海关税则中全部商品总数的37％。经过这次调整以后，出口退税率变成5％、9％、11％、13％和17％五档。2008年8月1日第六次出口退税政策调整后，部分纺织品、服装的出口退税率由11％提高到13％；部分竹制品的出口退税率提高到11％。
第七次调整就是从2008年11月1日实施的上调出口退税率政策。此次调整涉及3486项商品，约占海关税则中全部商品总数的25．8％。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适当提高纺织品、服装、玩具等劳动密集型商品出口退税率。二是提高抗艾滋病药物等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商品的出口退税率。届时，中国的出口退税率将分为5％、9％、11％、13％、14％和17％六档。面对复杂的外贸形势，继续结构调整。
所以，出口退税促进了出口，拉动经济增长，在抵御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上起了关键作用。尽管我国出口退税骗税现象严重，很多企业直接就干骗税的生意，出口退税也成了释放流动性的一种方法。但是，如果突然终止这个出口退税，出口企业可能全面亏损，大面积倒闭，影响就业。有出口退税时，每个出口企业都只有10%以内的利润，取消17%出口退税，这样每个企业都会亏本，破产。
所以，现在主要是有保有压，支持我们竞争力强的行业向外发展。刚刚结束的全国进出口工作会议就认为，面对严峻的外贸形势及国内企业资金紧张的现状，外贸支持政策可能侧重于金融和财税领域，建议出口退税率“有保有增”，适当提高高科技产品出口退税率；优化进口关税结构，鼓励先进技术设备等产品进口；利用好进出口信贷等工具，支持中小外贸企业融资。
3.沿海地区劳动生产率增长下降
除了外汇政策和财税政策的风险以外，就是这个技术风险。我国的创新机制是建立在对外开放和技术交流的前提下的。作为中国经济的龙头，沿海地区的劳动生产率在2006年开始减缓。而具有大工业基础的东北地区却迎头赶上，正在超过沿海地区。而内陆和西部向先进地区靠拢的速度也在近年来有所加速。
这就是说明中国经济已经发展到了一个资本密集，知识密集的技术时代。以前沿海地区通过内地和西部的非熟练工人的迁徙，以低工资，出口导向政策和劳动力密集技术在90年代超越了老工业基地东北。
可是，沿海地区（尤其是广东珠三角地区）没有借这个机会，迅猛地发展教育，并且通过兼并重组加快资本集中。而是根据其惯性，继续需求土地租金的回报，根本不知道对技术和人力资本投资。
结果现在出现技术逆转时，沿海地区薄弱的教育和重工业基础就阻止了其生产力的进一步提高。而沿海地区这一部分恰恰是中国对外出口的主要生产基地。而东北，甚至内地良好的教育和重工业基础，使得赶超速度越来越快。虽然现在还不能完全取代广东的外贸型经济，但是东北和内地内生性经济增长会越来越快。
而沿海地区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的下降，也拖累了整个国家的劳动生产率增长，使我们国家整体的竞争力下降。珠江三角区的衰落，将成为中国经济竞争力的一个巨大负担。汪洋所宣称的不和江苏比经济，只是说出了一个事实而已。
4.僵化的产业关系和公共部门名义工资的飙涨
2007年6月29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新的《劳动合同法》，给予工人议价中的权利和对就业进行保护。而对这些制度的研究中，越是对就业保护严格的国家，其失业率越高。这非常好理解，如果雇主很难解雇一个工人，那么最好就不雇佣“不合格”的工人。
这里不合格就意味着年轻，年老，女性，教育过低，教育过高，不是党员，没关系，不会来事等等中国式劳动市场歧视。工会制度都是保护内部人的，对于失业的人，工会制度并不保护。德国改革其劳动力市场时，他们成熟的工会在提高工资时还要顾虑就业，这是更高级的工会制度，我们暂时只能靠政府来实现这个功能。
人家刚认识到的错误，我们把错误当宝贝捡起来。本来随着劳动生产率提高，中国工人的工资应该提高。可是，问题是工资提高的不是地方。劳动法没有保护好工人，反而增加了工资制度的刚性。比如说，1989-2009年，国有企业和公务员的平均工资本来就比私人部门高9%（市区）和18%（郊区），而且国有企业和公务员还有分房等福利和灰色收入。更重要的是，国有企业和公务员的工资其增长速度比私人部门快，平均达到11%左右，而私人部门工资增长只有8.5%。
在如此不公平的情况下，工资增长主要体现在占中国60%以上雇佣工人的公共部门上了。私人部门收入上涨慢，想维权还会被开除，想组织工会罢工还违法。劳动法在保护公有制的就业，排斥私有部门的就业。在私有经济中工作的工人要面临低工资，高失业，低劳保的几重压迫，私有部门如何能吸引到人才呢？
同时名义工资增长，尤其是公共部门的人员数量和工资的快速增长，刺激了物价，提高了整个社会的生活成本和工资预期，也就提高了失业，降低了整体经济的竞争力。更重要的妨碍竞争力的社会成本负担，也就由此延伸：公权力寻租。
本文来自爱吱声杂志2012年第3期，作者万里风中虎。编辑好的PDF杂志在爱吱声论坛可以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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