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庆幸自已选对铁路这一行，与铁路结缘。 我对铁路的热爱， 坚持30多年拍摄铁轨上奔腾的蒸汽机车，内燃机车，电力机车，动车高铁。记录绿皮车，蓝皮车，红皮车，白皮车的演变。是中国人的变化，铁路的变化，也是国家的变化。”
临近春节，返乡高峰，旅客列车这流动的小社会里，演绎着一幕幕人间百态。王福春老师拍摄的《火车上的中国人》已成为经典作品，很多读者朋友都应看过吧。主页君回老家的路上，随身携带着《火车上的中国人》一书，一是因为做这期微信，需参考，多翻翻，寻找感觉，二是确实喜欢这本作品，带着正合时宜。搜集整理照片时，有无法确定的，几次问王福春老师，他总是很快回答出这是哪年哪趟列车上的拍摄。
重温这些照片吧，你能从中看到社会和历史的变迁，列车上的人不断在变，但那些表情仿佛是永恒的，或许也能映照出某一瞬间的你。
火车上的中国人
1.
1977年文革一结束，我（王福春）在三棵树车辆段工会当干事，写写画画搞宣传。工会主席让我拍劳模照上光荣榜，当时工会没有相机，我到技术室借了一台海鸥120相机，一拿起相机再沒有放下。我形容自己一台海鸥相机起飞，一直飞到今天。
那时每天坐火车通勤上下班，拍列车员为旅客服务，拍车站服务员扶老携幼，端茶倒水等好人好事，单位开始技术大练兵，大比武，大会小会全拍，有典型的投哈铁前进列车报和人民铁道报发稿。 我到今天还珍藏当年发的照片报纸，说心里话，摄影起步，还真的感谢前进列车报和人民铁道报对我的支持。
1984年为了摄影，我从三辆调到哈铁路局科研所，任专职摄影师，享受职工免票，为我拍铁路提供了方便。我先后跑遍哈局管辖内的所有火车，后来我又跑遍全国铁路线，利用坐火车的机会，发现了火车里好多有趣的故事，我就顺手拍下来，从无意识到有意识当专题拍，我的镜头一直没有离开过铁路线，一拍就30多年。
30多年来，我北上漠河，南下广州，西奔格尔木，东至上海......乘坐列车几千次，行程20几万公里，拍摄近10万张底片，留下了人生旅途的印记。
火车是一个流动的小社会，临时大家庭。中国人出行首选坐火车，80年代初期民工潮开始涌进车厢，人满为患，乘车难，买票难。就在那时我在火车上拍片，遇到很多困难和危险，可以这么说，我的摄影作品是用生命代价换来的。我这人活的比较简单，头脑也简单，除了摄影以外什么都不想， 所以摄影成了我一生的致爱，付出代价也大。我的肋骨曾两次骨折，左腿胫骨骨折，三九天掉进松花江，掉进镜泊湖，坐汽车掉进兴凯湖，几次大难不死。
1986年，从哈尔滨开往北京的18次特快列车上第一次出现电视机，全车厢的人都抬头聚精会神地看电视。80年代中期，电视机在百姓家中还很少见。
1987年，双峰—长汀。
1989年，从北京开往广州的列车上，旅客自带收录机在车厢里收听邓丽君的歌曲。80年代，邓丽君风靡全国，她是20世纪歌坛中一颗璀璨的巨星，赢得了“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邓丽君的歌声”的美誉，她甜美的声音打动了整整一个时代。
1989年，双峰—长汀。
1990年，哈尔滨—上海。
1990年，哈尔冰—上海，他们的梦也许不是很甜，他的梦也许很苦......
1991年，从上海开往重庆的列车上，挤在过道的一个狭小空间里的一家四口。
1991年，从绥芬河开往哈尔滨的列车上，在拥挤的车厢内，一位抱孩子的父亲脸上显露出困倦的神情，但依然紧抱孩子。
1991年，哈尔滨—上海。
1992年，成都—上海。其实旅途并不都是温馨惬意的，劳顿和艰辛也会相伴左右，那直立的梦，那拥挤的车，都印证着人生的曲折。
1992年，从黑龙江省加格达奇开往古莲的列车上，各自占了一张长椅睡觉的男女青年。
1992年，从南宁开往北京的列车上，由于车厢太拥挤，这位年轻的妈妈想出了用八宝粥的铁罐来当作“临时厕所”，以解决儿子的内急。
1993年，成都—重庆。
1993年，从北京开往乌鲁木齐的列车上，站在车厢过道对镜剃须的老人。
1993年，从兰州开往乌鲁木齐的列车上，开怀大笑的祖孙俩。
1993年，昆明—北京。
1994年，北京—哈尔滨。一个渴望的吻痕，一个挤得很近的梦......
1994年，北京—沈阳。列车上相互依偎的情侣。
1994年，从北京开往沈阳的列车上，打麻将的旅客。
1994年，哈尔滨站蜂拥上车的旅客。
1994年，沈阳—大连。1987年“大哥大”进入中国，成为加速人们信息沟通和社会交往的重要工具。在那个年代，它是身份、地位和财富的象征，它的出现也意味着中国步入了移动通讯时代。
1995年，从哈尔滨开往五常的列车上，座位上的旅客饶有兴趣地看着鸟笼里的两只小鸟。
1995年，从齐齐哈尔开往北京的列车上，在宠物狗旁吃方便面的女青年。
1995年，从武汉开往长沙的列车上，车厢太拥挤了，一位光膀子的男子竟然躺在了硬座座椅靠背上，为防止自己摔倒，他不得不用手抓住上面的行李架。
1995年，兰州—北京。
1995年，武汉—南宁。“站着的孩提的梦是我不忍看到的，就在按快门的一瞬，刺痛了我的心。”
1995年。西安—西宁。一位年轻的父亲抱着他的孩子站在车厢过道内。也许由于他的孩子太饿了，他临时充当了“母亲”的角色，让孩子满足地在他的怀里睡着了。
1996年，从北京开往呼和浩特的列车上，空调开得太大了，乘客都钻到座椅套下去睡觉。
1996年，从成都开往北京的列车上，一位母亲慈爱地护着躺在座位中间的桌子上的儿子。
1996年，从广州开往成都的列车上，卧铺车厢内一位女青年坐在中铺拉起了二胡，她的自娱自乐吸引了上铺和下铺的青年男女的关注。
1996年，从广州开往成都的列车上，一位母亲小心地护着放在背篓里的孩子。
1996年，从广州开往成都的列车上，一卧铺车厢内对镜化妆的女青年和用电动剃须刀剃须的男子。
1996年，广州—成都。挤在一个下铺上的情侣，享受着片刻的甜蜜。
1997年，从牡丹江开往长汀的列车上，一位列车员高举一块印有放像车厢几个字的牌子走过，放像车厢即电视车厢。那时电视机还没普及，为增加铁路收入而专设放像车厢。这一年是中国铁路客运史上特别值得记忆的一年。从那年的春运开始，铁路取消“以棚代客”的做法，也就是说中国铁路从此结束了用“闷罐子车”运载旅客的历史。“以棚代客”在中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解放前，将用于装货物、牲畜的棚车用来运送旅客，棚车上无厕所、无水、无窗户。
1998年，从北京开往哈尔滨的列车上，车窗旁抽烟的女青年。
1998年，从齐齐哈尔开往北京的列车上，卧铺车厢内一位92岁的老方丈戴着白手套帮女青年把脉。
1998年，哈尔滨—吉林。
1998年，哈尔冰—齐齐哈尔。过年回家，把新拍的结婚照也搬上了火车。
1999年，北京—广州。
1999年，北京—绥化。
1999年，从北京开往哈尔滨的列车上，一个年轻人在餐车里用磁卡打电话。磁卡电话是中国原邮电部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从日本引进的一种公用通信手段，曾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中国打电话难的问题。随着通讯设备的发展，不久，它便被手机取代了。
1999年，从北京开往乌鲁木齐的列车上，卧铺车厢的过道里站满了做运动锻炼身体的人们。
1999年，从香港九龙开往上海的列车上，卧铺车厢内手捧哈达的年轻喇嘛，他们来自甘南拉卜楞寺。
1999年，哈尔滨—牡丹江。一方荧屏，展示了前进的轨迹。
2。
2001年我的《火车上的中国人》画册出版了，我松了一口气。这么多年在火车上从没老老实实地休息过。心想，这次坐火车好好当回旅客，享受旅客待遇。可躺在卧铺上不到一个小时，心里像长草似的翻腾着，沒办法，又拎着相机到车厢里串了。这种感情欲罢不能，我真的患上了职业病，上瘾了。
过去拍片叫潜心摄影，现在叫潜伏摄影，就是不能公开拍，像特工人员。因为人们防范意识提高，什么肖像权隐私权都上来了，给拍片带来难度。让你删掉是客气的，给你一拳，踢你两脚，骂你几句是正常的。另外我也形容自己是职业“小偷”，我在火车上拍片两眼到处乱看，在车厢来回走，多次被旅客通报乘警，说我是小偷，乘警审讯查我证件，弄得我哭笑不得。这些年在车上拍片，练就了一双贼眼，列车到什么地段小偷多，小偷什么时候出场，我非常清楚。有时与小偷不期而遇，小偷以为我是小偷，其实他是小偷。
今天我再次踏上高铁列车时，让我不敢相信我的眼睛，列车全变了，变成了陆地航班，流动的豪华宾馆。北京至上海不到5个小时，真是千里一日还。北京至广州不到8个小时，朝发夕至，给人民出行带来方便快捷。你再看满车厢人玩笔记本电脑、iPad、手机。上网聊天的、打游戏的、看电影的、听音乐的、炒股的、打手机的，玩微信的, 化妆的，美容的，车厢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2007年，北京—哈尔滨。
2008年，北京开往柳州的列车上，父子欢乐的一幕。
2008年，上海—北京。
2009年，广州—北京。
2010年，从北京开往上海的动车上，抬头就能观赏车厢电视里放映的节目，每个人却都低头玩自已的笔记本电脑。如今，手机、电脑等电子产品已成为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同时，我们也成为今天社会的“低头族”。
2010年，上海到哈尔滨的列车上，上铺的母亲一边看书一边拉着女儿的手。
2011年，从北京开往哈尔滨的列车，由于列车全封闭，车内外的乘客无法交流，一位送亲友的乘客在手机屏幕上输入想说的话给对方看。
2013年，从北京开往上海的高铁上，乘客舒适地躺在商务座上休息。
2014年，从重庆开往北京的列车上，一名旅客躺在卧铺上，用手机看电影。随着电子设备的发展，用手机看视频已成为人们的习惯。列车上的乘客无需再专门走到放像车厢观看电视，乘客在列车上的娱乐方式和地点都在发生变化。
2015年，上海—杭州高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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