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辛为帝的前两年没发生什么不好的事，舞照跳马照跑。第三年，据《竹书》发生了一件匪夷所思的怪事，这件事其实跟帝辛半毛钱关系都没有：一只麻雀生出了一只老鹰！（”三年，有雀生鹯（念沾，指鹰类）。”）不知道是哪位动物爱好者观察到如此有违生物学遗传规律的奇观，可怜法布尔看了一辈子昆虫，也没看到屎壳郎生出螳螂，商朝那位观察者如果不是个骗子就是个稀里马虎的人，他可能偶然在麻雀的窝里发现了一只雏鹰，于是就大呼小叫起来：快来看，快来看，麻雀生老鹰了！老鹰一时住房周转不便，借用一下麻雀窝那是给麻雀面子，那位观察者要是能在老鹰窝里发现一只活麻雀算他本事！因为麻雀吃不了老鹰，老鹰却可以吃掉麻雀。
这位观察者把他的”发现”告诉了没电视可看、没电脑可玩、没手机可打的左邻右舍，于是大伙都沸腾了。一传十，十传百，很快变成了新闻联播。谁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群众是最容易盲从的。不信你没事站在街角，什么话都不用说，就抬头看着天空，要不了多久，你的周围就聚集起一帮人以同样的姿势呆呆地望天。如果你嘴很欠说你看见了一闪而过的UFO，那么全城人很快奔走相告UFO某年某月某日某时于某个角落出现，说得有鼻子有眼。
几百年后，《竹书》的作者不动声色地把它记录下来，作为商朝崩盘的凶兆。那位观察者如果是歧周人氏，那么他的”发现”将成为周兴起的祥瑞。征兆很多时候其实是中性的，取决于如何解读，黄帝时蚂蚁大如羊、蚯蚓粗大如虹，这难道不可怕吗？可它偏偏是吉兆，因为黄帝伟大、光荣而正确。
帝辛四年，”大蒐于黎。”，蒐念搜，打猎的意思，有人想当然地把大蒐理解成大肆征税是错误的，黎是东夷范围内的一国。《竹书》写得过于简略了，只说帝辛在黎国玩完祖先”网开一面”的游戏，却没提后果。《左传·昭公四年》里说得明白：”商纣为黎之蒐，东夷叛之。”，帝辛在黎国畋猎的后果很严重，导致东夷反叛而去，听起来好像糟糕透了。
其实东夷在商末从来就不是个”安”的地方，蚩尤的后人们不可能对”熊市”的商朝俯首帖耳，其实无论帝辛去不去打猎，东夷都会叛，迟早的事。要让他们安定下来，只有两个办法，要么像武丁那样用武力征服；要么像太戊那样，以繁荣昌盛的大国风范镇住他们，让他们自惭形秽乖乖来宾。帝辛即位之初，这两样都没有，东夷不叛才怪。
从打猎造成的后果来看，帝辛可能把看不顺眼的诸侯当作猎物给打了，以他的性格完全干得出这种事来。东夷的大佬们看到鬼侯、鄂侯都捞到高官厚禄，他们也产生了上进心：学习鬼侯、鄂侯好榜样！鬼侯和鄂侯，还有周侯的地位都是打出来的，不是装孙子装出来的。于是他们趁帝辛来打猎时，软硬兼施想要得到点什么，奈何帝辛软硬不吃，一张空头支票都懒得给，给那些讨赏的大佬们每人赏了一耳刮子，一边打一边骂，发克他的油，俺子受德能被尔等要挟吗？！那些羞辱难当的诸侯们只有一叛了之，否则就成了入网的”猪”侯。
帝辛从反叛的重灾区全身而退，说明他本事确实不小，九夷愣是奈何不得他分毫，但反叛这事本身让刚上台的帝辛觉得很没面子。东夷反叛一事《殷本纪》里没有记载，只是说”百姓怨望而诸侯有畔者”，于是乎恼羞成怒的帝辛开始实施重刑，这一点《竹书》也提到了。帝辛的工作作风和祖甲颇为相像，后者急了”重做汤刑”，帝辛的”重刑”不知道是继承于”汤刑”，还是自主研发的，其招牌就是”炮烙之刑”。
战国的书生们认为是夏桀开发了”炮烙之刑”，司马迁不予采信，把发明权送给商纣。热衷于为帝辛翻案的人认为”炮烙”根本不是刑法，而是一种先进的测量技术，这个实在是有点”翻案”过头了。举个例子，传说夏桀对关龙逢先生施以”炮烙之刑”，甭管此事是否属实，但”炮烙之刑”一定不是指夏桀用炮烙”测量”关先生的身高、体重、血压或者胆固醇。
《竹书》载：”五年夏，筑南单之台。”，南单之台是什么？它的另一个名字大家都知道，叫鹿台，那是帝辛同志的娱乐中心和葬身之地。鹿台因为《封神演义》的推介，成为历史上最为著名的旅游景点之一，唯其如此，我没兴趣去描述它的”俏模样”。《封神演义》甚至有的史书上都声称鹿台是帝辛为了取悦妲己而建，可帝辛五年鹿台就完工了，而妲己还要再过四年才出现。《殷本纪》里也是先有妲己，后有鹿台。
那年又发生了件怪事，这件怪事同样与帝辛无关。商的故都亳下起了土（”雨土于亳。”），此事可能性极大，肯定比麻雀生老鹰靠谱。其实这没什么大惊小怪的，完全可以解释，泥沙被龙卷风吸走，某一天龙卷风觉得泥土味道不好又吐出来，于是下土了。世界各地还发生过多起下鱼事件呢。
帝辛六年，姬昌跑到毕国举行祭祀。（”六年，西伯初礿于毕。”）礿念月，是一种在夏商两代春天举行的祭祀，周朝时，这种祭祀仍在，不过改在夏天举行。朝代更替，新朝总要玩点新花样，说得好听点叫新气象，其实换汤不换药，就像成汤立商后改了夏朝的正朔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