斜白眼老师讲的话虽然难听，但是有道理的话，还是要听的。从上海回来，我就想给狗狗换老师了，然而合适的老师真不容易找。有一个中国来的老师，上海音乐学院毕业后到朱丽亚音乐学院读硕士，现在拉着纽约的交响乐团，业余时间收学生。这种老师的简历真是完美的，只是路实在太远了，单程就要一个半小时。我们带了狗狗去朝拜了两次，感觉也不是太舒服。老师因为水平高，学生实在太多了，家门口乌鸦鸦停满了车，象集市一样。学生们等在门口，每30分钟或45分钟就轮到下一个，快到点时老师频频看钟，象律师一样掐着时间。从这位老师那里学技巧大概是没问题的，可是小朋友能从这走马灯似的形式里得到足够的关注，培养对音乐的热爱么，我有一点疑心。
在怀疑里还是让他跟着凯特玲老师继续学吧，她要人情味得多。然而狗狗实在是没什么进步，拍子都打不对，更何况其他的。他把贝多芬的小步舞曲拉得难听死了，我听见琴房里凯特玲老师批评说，“呱呱叫地怎么象青蛙在跳舞”。可不是吗，这青蛙还是个翘脚呢。可是怎么才能让这支舞让青蛙喜欢的公主跳而不是青蛙自己抢着头里跳呢，我们就是等老师指点的呀。我带了上海老师推荐买的节拍器去，希望凯特玲老师能用得上，可是每次上课时还是听到她在琴房里对着狗狗叫“short,short,long,long”，而青蛙的脚疾一直没大好。
这样下去，实在是浪费时间和精力。我跟小狗狗说，我们就坚持拉到明年五月的汇报演出吧，在找到新老师之前不用拉了。暑假里，我是小狗狗的车夫、厨师、老师、教练和陪玩。有时候他埋头在一堆玩具车、乐高或者游戏机里的时候，会突然抬起头来问我，“妈妈，我什么时候再去拉琴啊？”
我摸摸他的头，“妈妈在帮你找老师呢。”
我来到这个镇上时间不长，人生地不熟的。我卖力地在网络、同事、邻居那里找老师，最终还是在从来不怎么在意的本镇报纸上找到了。其实那个音乐学校就在家门口，镇政府边上的拐角处，是夹在咖啡馆和剃头店之间的一个小门面。因为那个地方太黑咕咙咚不起眼了，多少次路过，我都没有留意。
新的老师叫约翰，他留着象渥伦斯基那样的小胡子，长着温和的灰蓝眼睛，举止非常孺雅，完全不同于惯常美国式的夸张或老魁。这样的老师，看着就让人喜欢了。约翰是一个社区乐团里的艺术指导，在几个邻里的音乐学校里教小提琴、中提琴和大提琴。虽没有朱丽亚的光环，但是教教小狗狗，应该很好了。
见了新老师，总归是先要拉段来听听的。和上海的斜白眼老师刚好相反，狗狗刚刚把背驼了一驼，小肚子突出来的时候，我看到约翰已经满面笑容，做好了要大力表扬的姿态了。
一曲拉完，狗狗的弓还没放下，“哇，太了不起了，你怎么这么棒啊，太出色了！”这些通常表扬小孩子的话啪啦啪啦就从约翰的嘴里往外冒。
狗狗听了一卡车的表扬，开心地朝我挤眉弄眼。而我想起了上海的老师瞪着墙角说狗狗是“rubbish”的情形，有点想笑。
“你学了多久了？”表扬完了，老师问。
“嗯，学了一年半吧，不过他有几个月没有摸琴了。”我代小狗狗答道，因为几个月来没有带他学琴，下意识里有点自我检讨的意思。
“我有点好奇，”老师又问，“狗狗每天练多久呢？”
“大概二十分钟吧，周末就不练了。”
“唔，”老师迷起眼睛笑嘻嘻地看着狗狗，“看起来，我给我们的乐团找到了一个潜在的提琴手了。”
我和狗狗相视了一下，这次，我也对狗狗挤眉弄眼了。
再试拉了两曲，老师又停下来。“我看啊，我不仅找到了一个提琴手，好象还找到了一个独奏者呢。”
这次狗狗倒没有挤眉弄眼，他很认真地看住老师，伸出手来擦了一下鼻涕，说，“我做人要低调。”
不晓得他怎么会说出这种话来，我们两个大人听了大笑起来。
那一次，30分钟的课，老师拖了30分钟。我不停地看钟，后面还有学生等着呢。我们走的时候，老师一本正经跟狗狗握了握手，他说，“我很高兴在你学琴的路上陪你走一程（I am so glad to be part of your violin journey）。”
Journey这个词我喜欢。我抓紧了狗狗的手走去停车场。他的手软乎乎、粘答答的，上面除了鼻涕之外还有许多可疑的脏东西。这只小手落到我的手里来，是我们各自生命的journey里的一场缘分。爱护他、培养他、教导他是我的责任。说不上来我对这个孩子有多么宏大的期许，如果不是特别倒霉或者特别走运的话，他长大了，会和大多数到美国来留学的中国人一样，成为中产阶级里的一份子，无论是去读常青藤还是州立大学，他所归属的阶层差不多就是在那里了。我只是希望，在谋生的技能之外，我还能培养他对艺术、对文学、对美的热爱。有了这些，他生命的journey才完整。
狗狗和约翰老师以及乐团指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