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原谅用了这么一个标题！
包括华为人自己，已经没有多少人会再想起那么一段落魄、困顿而又不屈的岁月。
作者麦爷从客户角度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和见闻，轻松、诙谐地重现当年华为C&C08交换机进入市场的裸奔场面。这是一段难得的珍贵历史画面！
对华为来说，那真的是一段穿开裆裤的日子！不仅稚嫩，还无知无畏。“我算是看出来了，就是我说要造原子弹，你们华为也敢说给我造。”
当时的华为，在客户眼里：有点流氓，有点屌丝，有点背水一战，还有一点随机应变的客户服务意识。
如今，烽火已逝，横烟落照！
以下为麦爷的回忆文章：
伟大的作家契诃夫曾经说过：“别看你现在很牛B，老子记得你穿开裆裤时的样子。”
所以，今天麦爷要说说刚登基的全球通信制造商老大华为。
大约十五六年前，麦爷（当时还是麦小弟）在运营商中国电信混饭吃，尽管只是一个助工，但公司是牛B到家的独家垄断企业，走哪儿都是甲方。麦爷跟着当系统管理员的师父到处干活，也是抬头挺胸，牛得不得了。
要说我这个师父，那是一个神人：极聪明，维护设备、处理障碍很有一套，工作起来一丝不苟（老电信的很多人工作都一丝不苟，毕竟“电信级服务”不是靠吹的，有一整套制度管理你）。但他也有缺点：脾气火爆，擅豪饮，爱骂人，尤其喝了酒后谁都敢骂，还有英文很烂，连他考工程师资格证的开卷考试都是我去替他考的……
得，扯远了，下面说华为。
我对华为的第一印象，是“大忽悠”。
有一次，我们要建一个ABCD系统（其实该系统有一个很专业的名字，但不做技术好多年的麦爷给忘了，就叫ABCD吧，反正名字不重要），正在向领导汇报方案时，两华为的销售出现了：“这个工作交给我们吧，明天就可以开工，钱啥的都好说，干完了给个成本价就行。”
平时，这俩哥们天天泡在我们楼里，也没他们办公地儿，但他们整天就在楼里转悠，哪有事儿哪到。而我们这些运营商的人也不太待见他们，我们那时眼里靠得住的合作伙伴是思科、朗讯、北电、NEC，至少也得是BISC（北京西门子），上海贝尔之类的合资企业。华为？神马东西？顶多从支持国货的角度让你在乡镇安上一台。至于谁贵谁便宜，我们压根儿就没考虑过。
那一天，局领导可能有点忙，见这俩哥们儿这么积极，心一软：“行，你们干吧。”
就这个决定，之后几天我们肠子都悔青了。原来华为那俩销售连ABCD是个啥东西都不知道，就敢抢单。
不但如此，华为派来的项目工程师只有一个刚毕业的小眼镜，穿个工作服，背个笔记本，又瘦又小，那时要想描绘这种人还得费些笔墨，搁现在就有了专属名词——“屌丝”。要说当年的项目工程师，我们最推崇HP的，西装革履，干活时带上白手套，摆上一排专用工具，按部就班有条不紊，下午两点下飞机，到五点钟已经可以干完活走人了，衣服上连灰都不沾，当然要价也不便宜，那叫一个“高大上”。
而华为这个小眼镜一进机房，我和师父就傻眼了——这哥们儿连小型机都不认识，UNIX没用过，对整个通信机房更是样样新奇，还得我们告诉他网络是怎么连的，设备该怎么操作。他的全部后台支撑就是总部数据库中的一个操作指南和命令手册，实在不行了就打电话问同事。
于是，我们的机房内开始充斥着师父的“三字经”。不过，无论你怎么骂他损他，小眼镜倒也不生气，猫在机房里该干啥干啥，整天加班加点。
就这样，挺简单一个活儿，干了一星期。
项目结束，我们仨去饭馆喝个小酒，成天骂着也出了点感情，师父借着酒劲对小眼镜说：“我算是看出来了，就是我说要造原子弹，你们华为也敢说给我造，然后再去想法搞图纸。派个啥也不懂的人来，还得我们运营商给华为现场培训工程师。”
项目做完了，到了结算时，我们也终于领教了华为的“成本价”是怎么回事：不但每台电脑要十几万以上，连网线连接的“水晶头”都要二十块钱一个，那可是一碗冷面才两块钱的九十年代！（不过说句公道话，在当时所有跟电信合作的厂商中，华为报价算低调的）而我们精明干练的女局长也不含糊：“内什么，咱都这么熟了，别太黑，这个，这个和这个，就不给钱了啊，就这么定了，签字吧！”这里就显出了华为的灵活之处，要知道，那些跟外企的合作可是一码归一码，合同上的钱少一分都不行的。
从那以后，我就对华为有了一个深刻的印象：有点流氓，有点屌丝，有点背水一战（Xia JiBa Gao）的个人英雄主义，还有一点随机应变的客户服务意识。几年之后，所有这些特质有了一个听起来更好听的名字：“狼性”。
讲完了第一印象，再说说产品，说实话，华为的C&C08交换机刚进我们机房的时候，小伙伴们都惊呆了：这东西也太土了吧，界面竟然是中文的，而且不是像其他交换机的字符命令形式，是像WINDOWS一样的图形界面。要知道，当年谁要是能对几百页的交换机命令如数家珍，谁就被盖上了“技术大拿”的戳，而华为的傻瓜化等于剥夺了大家作一个大拿的快感。而且华为的东西动不动就升级，也让习惯了通信厂商风格的我们很不适应。
十几年后，当麦爷迷上了“互联网思维”，看到什么体验为先、快速迭代、跑马圈“粉”、让用户决定产品等等新理念时，脑袋里浮现出来的公司竟然是华为。有些人批评华为没有“互联网思维”，他们哪知道，其实华为早在十几年前就这么玩儿了，只不过竞争对手是另一拨人而已。
话说回来，在第一次接触后的几个月中，我和师父渐渐与小眼镜混熟了，他也越来越熟练，从开始的一点活儿就得干一个礼拜，发展到也能三下五除二，两点钟下飞机，五点钟下班了。
结果，没过多久，我们跟华为又合作了一个项目，当师父看到华为派来的工程师是另一个新毕业的小眼镜时，彻底疯了，打电话给之前那个小眼镜：“你快点过来吧，这儿你最熟。”结果他告诉我们，他已经升职了，到一个新的领域开拓。此时离他毕业刚刚一年。
后来，麦爷离开了中国电信，漂向北京，与华为还偶有接触，与师父还有时联系，但与小眼镜再无交集。
有一年春节回家，没有座票，挤在火车车厢的夹空中，遇到了一位中兴的员工，无事可做加上同出身于通信，我俩聊了一宿，聊到了中兴的包容和华为的变态，聊到了中兴领导的温良随和与华为员工的猝死，聊到了中兴的“国有民营”与华为的员工持股，聊到了中兴对华为的模仿和追随，也聊到了侯为贵与任正非。同样是成功的中国公司，在同一市场内，不同的企业文化走出了不同的道路。
2013年，华为超过了爱立信，中兴在忙着扭亏。
同样是那一年春节，师父家的“小灵通”已经能摆满半床，因为公司在推行全员营销，每个人每月要卖五个，卖不出去就自己留着，反正钱从你自己工资里出。那时，我的原单位名字变成了网通。
又过了几年，接到了师父的一个电话，他知道我在媒体混饭：“帮我发一篇稿子吧，我要晋高工时用。唉，这次没有你替我去考，不好混了。”我听说，由于师父喜欢喝酒骂人，又有点傲，在单位已经越来越混不开。彼时，尽管我一直在北京，但在填简历时，原工作单位已经变成了联通。
2013年，师父告诉我，他打算再混个三五年，等到四十七八也许就可以办预退了。
与此同时，华为一直在变大，当年跟它竞争的对手们多半都已经死了。我再也没见过小眼镜，只在几年前听说他似乎离开了华为，自己创业去了，走时的级别不低。
想到了师父和小眼镜，我的耳边回响起了两千多年前著名“京漂”，顶级打工仔李斯观察老鼠后的感悟：“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你的职业生涯能走多远，不在于你有多大能力和多高的起点，而在于你跟的是哪个老板。但有的时候，哪里是粮仓，哪里是厕所，还真的不太好判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