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张成觉：我的“右派自供状”及其他
珍贵资料
最近难友J君征集当年我辈在交大被划右的获罪及判罚资料。由于相隔52载，虽然当局于定案前曾出示一份整理过的材料，让我确认后签字，但其时木已成舟，根本无容置辩，只匆匆浏览一遍随即画押。故自己到底犯了哪些天条全无印象。
事有凑巧，1979年哈尔滨当局为我大哥平反（他于1969年因“特嫌”案在该市监狱中病逝），发还的遗物中有我50、60年代写给他的信。由此获得一份极其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大哥：
收到1月16日汇款30元，遂覆此信。因我心绪甚乱，本不欲执笔，且亦不能执笔。
1958年1月15日经过班上同学批驳后，一致认为我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苏崇美之右派分子，我毫无异议。自己一贯坚持反动阶级立场，发展复辟及个人主义思想，卒至堕入鸿沟。今日为人民所挽救，只有切实批判既往罪行，从新做人。
从1951年土改以来，迭经各项运动，但在初中阶段，我加入了一个落后小集团，专事打击班干部、团员，为反党集团之雏型，亦由是于斯时不能明确认识土改，反积下对党之仇恨。高中以后，小集团分散了，但我的思想并无改造，自高一起我对寻找女朋友挖空心思，故于社会主义改造胜利之际毫无兴奋之感，与此同时，发展着崇拜美国、反对苏联之感情，对香港之资本主义世界亦万分向往。干部政策关系到我，对留苏学生等选拔制度深为不满，入大学后亦然如是，去年5、6月右派之全面进攻为我全面响应。我激烈赞赏储安平党天下之说，其余平反委员会、教授治校、取消党委制等等，总之，无一不热衷并积极宣扬，对社会主义建设成就亦加以敌视贬低，对各项政策加以攻击，肃反更是不满之极。吹嘘美国、香港，竭力压低苏联。在政治学习中乘隙破坏。凡此种种皆出于阶级立场，均说明我自己与人民无共同感情，并于反党反社会主义反苏崇美各项有言有行，铁证如山。
过去一直不注意立场问题，亦未自觉到已经在进行反党活动，只知自己对苏、美看法不对，对一些政策不满，于是去年6月放出了许多毒箭，犯下了弥天大罪。今天正是‘早知当日，何必当初。’
6月之后反右开始，自己不觉察到已经暴露，反倒认为没什么，一直心安理得，今日认清问题之严重性。如何被处理尚待今后方得知晓。我已尽力切实交代，认真批判。
同学皆与我划清思想界线。由于过去在班中‘群众关系好’ ，他们要克服温情主义。但与我较接近的几个一直不能很好地斗争我，受到别人严词指斥。
如属可能，仍拟于寒假北上，不知准否离校。我校2月14——28放寒假，29至3月9日考本学期科目。(改成考查，即两级记分)。
对于来信简述我见。你之生活习惯需要改变，我之手于上海电疗12次毫无起色。身体甚佳，但上半学期参加锻炼极少。我之体育运动基础良好，游泳、田径、器械操、球类均有一定水平。对老师我尊敬，但十分少接近，多是独立钻研。外国语竭力加油，勿念。
我拟于日内订出思想、学习、工作、体育运动之个人规划，赶上时代步伐，当前革命高潮到来，全国上下一股革命干劲，促进事业进步。自己沦为右派，务须急起直追，我之上进心尚能鼓起。 望多来信。
祝
好
劣弟 成觉 58. 1. 28
日内我将写信给二哥，希你转告我况于大姐”
此一52年前写的家信，已全文收入拙作《六十余年家国——我的右派心路历程》（科华图书公司，2006年）。它无疑可视为我的“右派自供状”。
“十宗罪”
据此，我将自己确实犯的天条罗列如下：
1）狂热附和与极力宣扬储安平“党天下”说；
2）赞同罗隆基“平反委员会”说，并以中学老师黄端枢（杨振宁考入西南联大时的同班同学）及在北京当医生的三哥挨整为例，声称肃反错案不少；
3）赞同章伯钧“政治设计院”说；
4）附和龙云反苏言论（抗美援朝军费要还债给苏联），不满中学教科书上将蒸汽机、飞机、电灯、电话、电报等许多发明都归之于俄国人，又说赫鲁晓夫答外国记者问“狡猾”；
5）赞成教授治校及取消党委制；
6）不满“成绩是主要的”说法；
7）认为农民生活很苦，统购统销不好；
8）不满学生档案制度及留苏预备生选拔方法；
9）宣扬香港及英美生活方式，以之为天堂；
10）以赴市内医院理疗为由逃避政治学习。
以上除最末一宗之外，其余多为57年春整风鸣放时期，我在小组讨论中或班会上之发言，也有的是平日的闲谈，均属并无违宪的言论。但却违背了毛所提区分香花与毒草的“六条政治标准”。
至于理疗，乃上海第一医学院某附属医院所嘱，每周抽一个下午前往，以便医治中学时期伤残的右手。该下午正好是政治学习时间。交大“反右补课”前我向班里请假并获批准。可是后来这也成了我的“一宗罪”。
负隅顽抗
回想起来，即使我在大鸣大放中一言不发，也是在劫难逃。关键在于我父亲在土改中被镇压，当局认定“杀父之仇”必然使我怀恨在心，故必须给我戴上紧箍咒。
不过，在具体部署方面却颇为严谨。交大党委宣布停课搞运动后，次日本班竟然全体前往邻班，旁听其批斗会。过了一天，才“言归正传”，并由班里一位平日有点吊儿郎当、兼且与我关系不错的“群众”（非党团员）C君率先发言，点了我的名。
这是1958年1月15日上午发生的事。地点在中院二楼某教室。
发难者话音刚落，十几只手臂几乎同时举起。主持会议的是空降来我班的学生党员K君（原来班中仅有的一位调干党员学生因病休学），他胸有成竹地让几名团员和“群众”交叉发言。所谓“班三角”，即学校行政指定的班长、团委下辖的团支书和全班“一人一票”选举产生的班主席，都没有抢着亮相。
早有不祥预感的我一边洗耳恭听，一边心中扑扑乱跳。听了一阵，硬着头皮举手要求发言。身穿草绿色旧军装的C君（他并非部队转业，何故穿此服装？费解）望了我一眼，点头应允。
我强压惊恐，针对若干指控逐一反驳，强调自己的言论乃出于帮助当局整风，并无反党反社会主义意图。但未说完即遭“群众”打断，十几只手臂纷纷举起，人们七嘴八舌地斥责我“狡辩”、“不老实”、“想蒙混过关”。
C君指挥若定地做了个手势，让大家静一静。然后转向我下令道：“根据群众要求，你马上回寝室去，好好检查一下自己的态度，然后作出老实交代！”
我明白自己已经陷入没顶之灾，此刻任何滔滔雄辩都毫无作用，也绝无可能。于是依言退出会场，走过空荡荡的走廊，茕茕孑立、形影相吊地踏着暗红色的木楼梯和地板步出中院。
从那一刻起，我被逐出“人民”的行列，成为毛王朝的“贱民”。
非法判罚
此后，在未经公、检、法任何正式程序，亦被剥夺一切自辩权利的情况下，我先后经历：1）本班数次批斗，所幸者均为文斗，并美其名曰“摆事实，讲道理”；2）学校徐家汇本部主干道上大字报专张批判（58年1月下旬）；3）校报公布列入右派名单（约在2月份）；4）交大党委作出“划为右派，保留学籍，劳动察看”的处分（58年5月？），由于当时我已因病休学回广州，故未下乡劳动；5）1960年9月27日“自愿支援”边疆建设，当天离沪集体前往乌鲁木齐，向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报到。后被分配农七师七一机械厂劳动。
灵魂扭曲
在批斗过程中，我被C君循循善诱地引导挖掘“堕入右派泥潭”的阶级根源、历史根源、思想根源、社会根源。除了痛骂自己的生身父亲，诅咒个人主义这个“万恶之源”，还主动交代中学时期搞“小集团”，“举报”该“集团”的首要分子；并坦白在西安时，曾与几个广东籍同学在学生宿舍收听“美国之音”有关反右的报导。此外又应其要求“揭发”几位平日与我来往较多的室友之“错误言论”。
也许是“坦白从宽”，偷听“敌台”没列入我的罪状中。而被我“举报”及“揭发”者在反右和之后历次政治运动中，全都安然无恙。
但我不能原谅自己的怯懦和卑鄙。我实际上可耻地出卖了知己朋友，包括上面那封信中提到的几位被指“温情主义”的同学。后者列作反右后期班会上“帮助”的对象，虽然会场上改挂了“团结—批评—团结”的横幅，意味着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气氛不再那么肃杀。但恐怕他们本人总会感到压力吧。无论如何，他们始终对我“讲义气”，我却把他们拉下水！在此，我诚挚地向一切被我伤害过的朋友致歉！
由此联想起宋永毅批评57年一些知名文化人互相咬啮，形象尽毁；章诒和揭露冯亦代、黄苗子曾经告密。不管其中部分事实有无出入，我以自身经历判断：此皆源自横暴强权下知识分子灵魂的扭曲。别忘了，他们本身也是受害者。回首往事，是否主要着重从中吸取教训，把矛头对准毛及其忠实鹰爪，而对受害者则多几分宽厚为宜？
摘帽与改正
1961年10月3日获通知经农七师党委批准摘去“右派分子”帽子。俗称“摘帽右派”。理论上不再是专政对象，重返“人民”行列。实际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
又过了约18年，1979年5月23日上海交大党委作出《关于张XX同志错划为右派的改正结论》（沪交委（79）字480号）。由此变为“改正右派”。据说一度是受人尊敬的一族。
关于前者，有我当年的家信为证；后者更是红头文件。我延续20多个春秋的“贱民”身份似乎总算最后得脱。毛曾将“右派”形象地命名为“牛鬼蛇神”，与“地、富、反、坏”并列。我辈终于出离“鬼”籍，开始重新做人了。
歌剧《白毛女》有云：“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那只是当局的宣传伎俩。实情为：“毛王朝把人变成虫——害人虫、应声虫或可怜虫”，就是不把人当人。
香港把“鬼”变成人
笔者真正被当成人，是在1988年10月29日起。当天我重回自己的出生地香港，也就是从此回归“人间”。自1949年10月14日广州易帜以来，39年的噩梦至此彻底终结，我感谢上帝！
庆幸之余，还望大陆在生的57难友善自珍摄。有志如北大诸位学长一样维权索偿的朋友，不妨据理力争，讲究策略，争取同情；有心无力者，亦不必勉强，不妨尽可能开心地活好每一天，多活一天是一天；无意又无力者，就按自己选择的适当方式尽其天年吧。我由衷祝福你们！
（2010-6-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