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耳闻目睹的文革（下）
邓小平的专列58年到四平停留，主要是把刘邓的人马、时任省委副秘书长董玉坤亲自带到四平的“地头儿”，任命为四平地委第一书记，顺便搓一顿儿四平特产“李连贵熏肉大饼”。
文革前，邓小平等吃“李连贵熏肉大饼”照片是李连贵大饼店的“金字招牌”，文革时又变成了“吃货罪状”，当然，改开后又被“贡”出来。
董玉坤当四平地委第一书记3年左右，人前冠冕堂皇，私下强霸有夫之妇，被举报到中央，结果被撤职降级、开除党籍。
地委第二书记王静坚借势上下活动，被任命为四平地委第一书记，上任当天便到邓小平视察过的六马路小学校办工厂召开大会，以表衷心。
事实表明，董玉坤和王静坚都是刘邓的人马，从一个小四平反映了文革前刘邓对中共干部队伍的掌控力度。
我小时候没上幼儿园，4、5岁时总随着父或母到他们单位玩，所以对四平的社会日常变化很有“即时感”。一天， 仁兴街上出现了“红卫兵”“破四旧”，围观的人群中很多人还不明就里，非常好奇。
很快，“大字报”和高音大喇叭的广播就变成“新常态”了。
1966年10月1日早上7时左右，地委第一书记王静坚在办公室自缢身亡。夏天他跟随刘邓向四平师专派工作组，引致学生揪斗学生，试图扭转文革“打到走资派”的斗争大方向，是他“畏罪自杀”的原因之一。
“大串联”时，邻居一个大我3岁的姐姐领我去了人山人海的火车站，结果，不到10岁的她挤进月台，上了票车，去了北京，见到了毛主席。我虽然没去成，但去北京“朝圣”从此成为我的一个梦想。
很快，文革便由“文斗”向两派“武斗”转化了。 铁西成了“人民公社”的地盘，“红色造反兵团”控制着我们家居住的铁西大部，除了“人民公社”的3个“据点”：市人委、火车站、电业局大楼。
我们家住五马路，离电业大楼和市人委就300多米远，离火车站也只几条街的距离，所以有机会近距离感受“战况”的激烈。
一天半夜，枪声大作，火车站方向火光映天。“红色造反兵团”火烧车站，拔除了“公社”的一个据点。
“公社”主动放弃了市人委，人员撤守电业大楼，并做出了“固守”电业大楼的准备：1、加固了大门口的碉堡；2、在街上布置了地雷和炸药包等，防备“红色”从部队抢来的坦克进攻。
守电业大楼的“红色”里有一个原国民党军的神射手，打得“红色”伤兵不断，从我们家对面街的墙根儿往207医院运送伤员。
电业大楼的补给都是“人民公社”从铁东用大解放冒着枪林弹雨“闯运”过来的。我曾经趴在胡同口的墙角亲眼瞧到“大解放”来去如风的“雄姿”。
一个外地来的老头儿不知深浅，被打死在仁兴上，生了一身的蛆，也没人敢上前收尸。
一个大早儿，“红色”的高音大喇叭伴随猛烈的枪炮声开始广播：我“红色造反兵团”开始攻打电业大楼！
隔一会儿就播攻打二楼、三楼、四楼、平台，直到占领电业大楼。
铁西成了“红色”的“解放区”，邻里听了广播立即向电业大楼跑去看热闹，当然也少不了“近水楼台”的我。
近前一看，“红色”的坦克没有强攻正面，而是把电业大楼侧面的高墙给撞毁了，敢死队从墙豁口攻进大楼的。
据说，那个绰号“白毛”的神枪手被抓后很快被“红色”的人用手榴弹活活给敲死了。
我唯一的亲叔叔是砖瓦厂开矿山车的，被人叫去开大解放运“战友”，半路撞死了一个老农民，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押往北大荒的镇赉劳改。期间，我父母让我随前去探监的两个妇女给我叔叔捎去炒面等。我们一行坐完火车，换山区小火车，再换长途公共汽车，直到找到我叔劳改的监狱。见面那天刚好是八月十五，我叔身穿囚服，剃着秃头，瘦得已经脱像，可怜巴巴地央求我帮他买一块月饼。我一个小孩子真的是爱莫能助。叔叔刑满释放回来，把他的旧自行车收拾好，送给我，算是对我去镇赉看他的“表示”。
我唯一的亲舅舅，是公社助理员，在“大联合”的前一天被“红色”的人骗到公社中，乱棒打死，留下一个精神恍惚的舅母和5个表兄弟妹，时常需要我母亲的帮扶和接济。
1969年底，我父亲响应毛主席“干部走五七道路”的最高指示，带领我们全家下放到东丰县的一个小山沟儿，我有机会在广阔天地里度过了2年10个月。
1972年，我们一家回到四平，我就近入读了一个工农子弟学校，开始了两年越来越无法无天的荒唐岁月。
因为学校很乱，都是能打架的当班长，所以班风个个奇差无比，男生上完两节课都得集体逃学，经常跟着“流氓班长”去铁路上扒火车，偷东西，学铁道游击队，进山里“长征”什么的，直到有一天夜里警察找上门来。
警察夜里把门拍得山响，我父亲出去一看，是熟人。
警察意外地问：朱立平是你儿子啊?
我爸道：是啊，他咋的啦？
警察道：他们班长“挑杆儿”被抓了，把同学都供出来了，所以要你儿子到所里做个证。
到了派出所，我们几个同学见面了，狼狈不堪地分别写证词，然后加按手印，出了派出所分别被各自的家长“胖揍”一顿，一片鬼哭狼嚎。
“流氓班长”进了少管所，期间押回学校批斗，我和另一个“文笔”较好地同学被老师强令写批判稿到大会上揭批。45天后，“流氓班长”拿三角刮刀“杀”回来报仇，我和另个同学赶紧落荒而逃，不敢再上学了，央求爸妈帮忙转学。
新学校是地直机关和军分区子弟学校，条件当然不能同日而语。
第一天上班主任的语文课，挨个“接力”朗诵课文“春天永远在我的窗前”，我坐最后，念最后一段，结尾就是“春天，永远在我的窗前”。我的声音一落，教室里鸦雀无声，新同学们显然被新同学给“镇住”了片刻。下课后，班主任把我叫到办公室，让我担任年级诗朗诵的男领诵。领诵的任务圆满完成，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的老师马上把我调到文艺宣传队。
唐山大地震后，我们文艺队到207医院观摩慰问演出，突然有军队干部跑进礼堂，大喊：“不要演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了！”片刻之后，大礼堂一片世界末日景象，人们哭声震天，我们文艺队一个女队员哭晕了两次。回校之后，排练室安排成为吊唁的灵堂。我们一个月不能演唱，都去医院照顾唐山地震伤病员了。
不久，人们说要“高考”上大学了。
再不久，我们文艺队便解散了，真开始准备考大学的事情了。
78年高考，我考理科，得了295分，比大学录取线低5分，被四平师院中文系大专班录取。
当时，我最不愿意当中小学老师，因为中小学老师除了一天天变老，学生变来变去，就没有什么其它变化了。
报到的日子到了，老爸见我不去报到，一边数落师范生的好处，一边胖揍了我一顿。我生气之余，动了去北京“朝圣”的念头儿，便偷了家里10块钱和10斤全国粮票，扒车去北京了。
年底，7天7夜，历经千辛万苦，我完成了北京“朝圣之旅”。
当我真的站在宽阔的天安门广场和雄伟的天安门城楼前，我醉了，掏出随身携带的笔记本，诌了一首长诗。
在落日的金色余晖里，我站在景山公园的山上，定下了来年改文科，考北京来的志愿，然后下山，直奔北京站，踏上曲折不已的回程。
回到四平时，我已经两天两夜没吃饭，也没有饿的感觉，跳下车，一口气跑回家里。
家里人刚吃完饭，桌子上还剩一碗烧豆腐，我二话不说，恶狼般把家里的所有剩饭菜一扫而光。
我爸傻傻地看着我，早把要把我腿打折的恨意，变成了重逢的欣喜。
79年，因为报志愿没经验，我考上了吉大，开始离家乡越来越远了。
文革，我过得是穷欢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