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行中作为过客的印象自然都是斑驳芜杂的。我不可避免地会有比较，只是我希望我的比较是尽可能冷静的，而且只代表我个人的感受。2009年和2011年的夏天，我都在北京小住。我曾经最熟悉的五道口一带，现在已经和大多数发展起来的商业区没有两样，我也很高兴这样的变化，毕竟这是谁也无法阻挡的，但只是从情感上来说，仍然非常怀念在1991年1995年之间的那个我记忆中的五道口。那时常常骑着车，从我们的语言学院西门出来去五道口。那时连老式的“五道口商场”都还在， 里边的售货员永远是冷冰冰的， 新华书店和外文书店的外面有各式各样的小吃摊，小书店，小服装铺，还有一个菜市场。在1991年左右，我们还使用着全国粮票，有的同学用多余的全国粮票跟菜市场里的小贩换鸡蛋。唯一健在的，竟然是五道口工人俱乐部，看到它，我想起曾经和同学一起看过三部电影的通宵连场。2009年的夏天，我在“万圣书园”里喝咖啡，发现这里的墙上竟然有一个图片展览， 标题好象叫“五道口的前世今生”，当时心里一动： 原来怀念老的五道口的还不只我一个人。
在去过每一座城市，不论是西安还是苏州，我都喜欢独自一人走街窜巷，但这种快乐，似乎只有中国的城市才有。在美国的那些我所去过的城市里，大城市的中心一般就是高楼，公园，餐馆和时常可见的无家可归者，小点的城市或者大城市的郊区，到处都是住宅，花园，它们干净整齐， 但并不允许你随意靠近，它们的主人也一般都关着门呆在家里。但中国城市的小街小巷，即便是在今天，仍然充满韵味和活力。在南锣鼓巷，虽然明显是有诸多以游客为目标人群的商店，但你只要稍稍拐弯，就会走到一两条很安静的胡同里，左右两边紧闭的四合院门锁着无穷的过往，居民仍旧过着自己的日子。
去年，我专程去了建国门附近的鲁迅博物馆，鲁博门口也是一个寻常的胡同，有着几个小店，和多数公共文化设施一样，鲁博现在是免费的。这是鲁大先生被鲁二先生因了一桩众说纷纭的家庭内部纷争，而被鲁二夫妇扫地出门以后购置的。时近下午闭馆时分，进得院内，游人寥寥，我倒觉得符合鲁迅先生生前那种冷峻犀利的气质，如果他的故居里终日人潮汹涌，大呼小叫，怕是会令这老头子的倔强的灵魂不得安宁。展馆内主要是图片和精致的铭文，刻着先生的警句。先生的警句多矣，不过我很喜欢鲁博的选择， 比如：
“老调子将中国唱完，完了好几次，而它却仍然可以唱下去。中国的文化，都是侍奉主子的文化，是用很多的人的痛苦换来的。无论中国人，外国人，凡是称赞中国文化的，都只是以主子自居的一部份。保存旧文化，是要中国人永远做侍奉主子的材料，苦下去，苦下去。”
唯一的问题是，这三句话分属鲁迅《老调子已经唱完》演讲词中三处不同地方， 鲁博的做法，会让人误以为这是一个完整和连贯的段落。院里鲁迅卧室门前有一株鲁大先生“1925年4月5日”手植的“白丁香树”——树身上悬挂着木牌明示，否则我是不可能知道的。我的一个朋友提醒过我， 鲁博里有一间小书店，值得一看。我便拐进去，书店空间逼仄，好在我是唯一的看客，慢慢地观赏各类鲁迅研究图书和纪念品，可能各路神仙见得太多，守书店的女士态度极为淡定，很平静地问候了一下，然后自己看书了。
北京鲁迅故居里鲁迅手植的“白丁香树”，摄于2011年夏。
从鲁博不收门票的做法，我想到2009年夏天我去武汉期间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的经历。这也是一座免费的公共文化设施，在入口处排着一队参观者，秩序井然，每人从原先卖票的地方领取免费的小册子，然后进去参观， 博物馆大门外有标准的无障碍设施，内部有打着领带的工作人员值班，看起来都很专业和礼貌。我觉得博物馆和图书馆走向全面免费开放应该是这几年的一项很大的进步。 就我自己在贵州省图书馆和档案馆查阅资料的经历来看， 这些机构都在逐步走向开放和提供更好的服务。在贵州省图书馆，很容易阅读到民国时期的报刊和一些港澳台期刊，复印也比较简便，办理借书证的“押金”很快就要取消，上网所收取的费用也在酝酿取消。图书馆在公众生活中的作用将会越来越大。另一方面，图书馆管理人员似乎仍然存在不够专业化的一面，对一些旧报刊检索时，我又遇到多年前常见的那种推诿和一问三不知的情况。
旅行中的“行” 是个很重要的部分。我没有尝试过动车，但几次坐一般火车的体验觉得和多年前的印象有同有异。2009年夏天，我从成都坐火车去武汉，火车还在成都就未能准时发车，晚了四个小时，上车以后，停停走走，晚点成了恶性循环。和过去不同，现在的站台似乎是不让周围村民来叫卖的，所以显得有秩序，只有几台各站自己的食品推车，但同时也比过去冷清了很多，车上的盒饭，要价二十元，但分量少得可怜，正犹豫间，对面卧铺的人说，再晚一点，就会降价了。火车的一再延误，引得乘客十分烦闷，几个对面的中年男子就开始询问列车员，女列车员早已见惯不怪，一边扫地一边随便应付着。女列车员一走，男子们就开始咒骂“铁老大”的垄断，断断续续，一直骂到武汉，顺带着挖苦列车员没有好好扫地，讽刺说晚点正好方便火车卖高价盒饭。从武汉到长沙的车没有晚点，也很快捷，但有一个暇疵：在上火车到火车开车之间的十分钟左右时间里， 这个全封闭的空调车竟然不开启空调，整个车厢憋闷异常，但这倒也提供了一点“商机”，车厢里的流动商贩正好借着这个机会，兜售报纸，聊充纸扇。车一启动，冷气才慢慢地出来了，但是我总觉得，让乘客在武汉夏天的封闭车厢里坐等到开车才能享受冷气，如果只是为了节省的话，还不如恢复过去的电扇和随意开窗的自由。
我坐飞机的经历值得和在美国的体验比较一下。我对国内的机场和航空公司的服务通常都比较满意，尤其一些以省市冠名的地方航空公司，在我的印象中服务得更好。其实，从航班延误和取消这个全球常见的问题中，我觉得很能看出制度和文化的一些差异。在美国， 国内航班的延误和取消极为常见，我从2011年到现在在美国国内所乘坐的好几次航班中，几乎百分之八十都是延误的，原因包括机械故障，甚至有飞机在，但机组成员还没有到的情况。美国的航空公司对被延误乘客的处理， 也未见得高明。通常，如果乘客需要转机，那么航空公司会优先把这部分乘客转签到其他公司航班，但如果你只是到最终目的地，那就只能死等。我有一次需转机几次去夏威夷开会，第一段从匹兹堡到孟菲斯的飞机首先延误，我下飞机一路狂奔到了登机口，却被告知孟菲斯飞往洛杉矶的飞机因为故障需要延误大约六个小时，航空公司可以在我到洛杉矶后安排我乘坐第二天飞往夏威夷檀香山的飞机。但如此一来，我的会议就已经耽误了。我决定返回。航空公司对于这次延误的处理是，每位旅客补偿7美元的餐券在机场内消费， 7美元是根本不够在美国任何机场吃一餐饭的，但是航空公司并不在意，职员也没有义务过多解释。
2010年夏天，我从北京飞贵阳，就遇到一次长达7小时的延误。但是美国乘客和中国乘客对于航班延误的反应截然不同。在美国，无论怎样延误，取消，或者我经历的这种吝啬的赔偿，或者几乎无休止地等待，几乎都不会引起乘客的情绪冲动。美国人的反应通常是苦笑，询问，等待，会有一种在中国人看起来几乎是麻木不仁的耐心。中国机场里的乘客遇到延误，情绪则要愤怒和偏激得多。我曾经在2011年的一次飞行中，看见年轻的“空少”在飞机上反复向一个喋喋不休抱怨的乘客道歉，解释说自己也是延误的受害者。2010年在北京机场，我看到大批的乘客围着航空公司地面经理不断质询，大声喊叫，有一位中年男士甚至差点动手殴打地面经理。多年前令龙应台女士困惑的“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现在仿佛完全颠倒过来。中国的这家大型航空公司的总体回应在我看起来是很不错的。首先，公司专门送来了免费的晚餐和饮料—这在美国是不可能的；其次，公司的值班经理协助转签的同时承诺，按该公司的规定，每延误4小时，赔偿人民币100元，最后，当我精疲力竭地在深夜登上飞机的时候，手上确实纂着航空公司分两次赔偿的200 元钱。
客观地看， 中国的航空公司的服务并不差，甚至让我觉得超过美国。但乘客和公司和冲突似乎体现了一些深层次的文化和制度差异：首先，中国人对于航空公司（或者医院和任何机构）对于一个问题的解释都首先持怀疑态度，也就是说，如同日裔美国政治学者福山在《信任》中指出的，中国和多数亚洲社会一样，是一个低社会信任度的国家。我在候机的全过程中，不停地听到焦躁的旅客指责航空公司的经理的解释在说假话和忽悠大家。被认为是假话的内容包括：延误的原因，何时才能修好飞机的预测，是否真的在向另一家公司借零配件，承诺的钱能不能到手，等等。这种严重的不信任比起外露的“戾气”似乎更为可怕。美国的旅客则很少去追究和议论航班延误的原因和细节，而宁愿相信航空公司提出（也可能编造出来）的任何理由。第二，即使美国人对航空公司不满或者缺少信任，也通常不会当面冲突。美国人很注重在公共场合的仪态，认为这是一个成年人的基本素质，所以幼儿园的孩子从小就被教育要“制怒”（control your anger） 和学会理智地解决矛盾冲突， 当然我在这里并不是说美国文化让人更“高尚”和更有道德， 而是说，它让人更注重外表的稳重，和谐以及在解决冲突时运用理性和制度，或者就是运用成年人的忍耐，克制和等待去化解。美国的银行和航空公司雇员完全有权拒绝和一个丧失理性的顾客对话，从法律上说，他们甚至可以报警来对待使用攻击性语言和动作的顾客。或许和大多数人的理解相反，我自己在美国大学执教六年的经历让我相信，在法律诉讼和辞职以外的大多数情境中，隐忍和顺从是美国人在职场生存的重要法则。中国文化中制度的缺少造成了一种“闹”的传统，它使得人们下意识地相信，只有“闹”才会有结果，或者相对的公正对待，不“闹”你就什么也得不到。我周围等待这个航班的人中就有人最后总结：“不闹，他不会给你那两百的。”中国古代文化中的“喊冤”和当代政治文化中的“诉苦”也加强了一种印象：当众发泄和倾诉会因诉诸情感而产生效果。第三， 我怀疑很多公共场所的类似冲突，源于另一些事情。也就是说， 闹得最厉害，甚至要动手打人的乘客很可能是把自己在其他方面积累的怨气借机发泄在航空公司职员的身上。怨恨积累，在每一个社会中都会存在，在美国这样的社会，外表的克制和理性也并不代表日常冲突或不公造成的怨恨和不满就不存在，相反很可能把一部分人逼成外表沉默的抑郁症患者或者反社会的犯罪分子。在中国，人们更倾向于选择公开的大闹，在某种程度上说，也可能成了一种释放情绪的方式，但航空公司的职员因此承受了不该承受的压力。第四，这就涉及到了另一个问题，既提供服务的人员在潜意识中似乎被顾客看成是发泄怒气的对象。平心而论，不论飞机本身发生任何问题，或者遇到“飞行管制”，和地面以及空中服务人员都没有任何关系，关于飞机故障和维修的技术问题，也绝不是他们能真正回答，因此，服务人员仅仅是因为处在第一线而成为替罪羊。
如果我对比我所经历的火车晚点和飞机航班延误时乘客的反应，那么我会推测可能还有一个原因，是乘坐飞机的旅客通常更有钱和地位，对服务的期待更高，因而语言和行为更加激进和放纵，而航空公司之间的竞争又造成航空公司必须在顾客面前放下身段，迁就和纵容顾客，但这部分顾客，常常确实没有表现出和自己的地位相匹配的克制和素养。反过来，普通列车的旅客对于服务的期待本来不高，而长期垄断的“铁老大”又从来毋须顾及顾客的感受，火车旅客也就得过且过了。如果说，“闹”对于航空公司尚有点作用， 则对于铁路则完全失效。这就造成了一种比“闹”还要糟糕的现象：几近绝望的颓废心态。而这有很可能回到了龙应台多年前在同为中国人社会的台湾警告过的那种消极的“不生气”的状态。
在过去将近二百年的长时段中，中国的土地上见证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持续冲突和震荡，灾难和创痛，裂变和进取，个体命运的曲折，人心的浮动，可能超过任何其他国家，过去十年，是其余波所及。事实上，这种规模符合中国历史的绵长和现实的复杂。过去十年，对我个人来说是一个“寻找他乡的故事”，也是一个内心的故土日渐清晰和坚实的十年。我希望这个社会在不断进步的过程中，在“生气”和“不生气”，激情和麻木两个极端之间有更多的缓冲空间，在其间重建信任和理性。
写于2012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