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知周小燕先生去世的消息，并没有太大的震惊，毕竟是年近百岁的老人，近年更是一直在与病患作斗争，只是有一丝淡淡的哀愁：又一个认识的人去世了！
我得有机会认识周先生是在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那时，我的妹妹在香港跟随周先生的学生，男高音歌唱家林祥园老师学习声乐。有一年，林老师要带领包括我妹妹在内的几个学生到中国游历，一来想让他们亲睹神州大地的壮丽河山，二来也让他们有机会到上海拜见他们的师祖周先生。那时国内的旅游业还不成熟，交通和住宿都要自己规划、安排。考虑到我对国内情况比较熟悉，也有一些人脉，林老师建议我和他们一起出行，我欣然领命，当了一次导游。
我们那次的“神州行”历时二十多天，所到的地方包括了北京、南京、苏州、无锡、杭州、上海。上海放在最后一站是为了让那几个利用业余时间学习声乐的学生有机会到“上海音乐学院”参观、感受专业学府的气氛，更是为了让他们有机会亲聆周先生的教导和鼓励。除了在学院里旁听了某位教授的授课，周先生还在家里安排了两次聚会，让沪、港两地的后进们有交流的机会。我这个门外汉虽然看不出什么门道，总归是趁了几回热闹。
由于工作的性质，八十年代我每年都要到上海。既然已经认了周先生的门，我也就每次都上门拜访周先生，其中有两次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次我到周先生家的时候，周先生家中已经有一位客人，是“上海交响乐团”的指挥之一。两位前辈让我这个“圈外人”参与他们的话题，我记得当时主要谈的是“文化大革命”造成古典音乐听众产生了断层的现象。另外一次，我参加晚宴之后才登门拜访周先生，恰逢中国女排在打一场重要的比赛，周小燕先生和张骏祥先生正在聚精会神地看球赛。周先生叫我先坐下来看球赛，看完再聊天。两位老人全神贯注地看球，我却在旁边悄悄观察两位艺术家。他们像当时大部分中国人一样，看电视的时候不开灯，宽敞的客厅里只有电视机荧幕发着亮，还有从过道传过来的昏黄灯光。张先生比较含蓄，看到好球往往展颜一笑，周先生却像个孩子一样鼓掌叫好；当中国女排出现一次失误，周先生又会发出重重的叹息，百分百的投入。最后，中国女排打赢了那场比赛，两位先生都很兴奋，因为中国女排离另一次“连冠”又近了一步。
回想起每次与周先生的交谈，总是环绕着声乐教育的话题以及对香港音乐界和音乐人的关心。那些年，林老师的“林祥园学生合唱团”在香港相当活跃，从七十年代的“民歌聚唱”音乐会到八十年代的歌剧演出，在香港音乐界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周先生对这个以业余爱好者为主体的“徒孙”团体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对于他们的演出多有点评，客观上也提高了我的欣赏水平。
周先生七十岁那年，作为“上海音乐学院”学报的《音乐艺术》期刊，出版了一本附刊以庆贺周先生的寿辰以及执教四十年。当编辑人员为这本书册题名之前征求周先生的意见时，周先生提出来，就叫“我是幸运的”。书册出版之后，周先生送了我一本签名本，三十年来，我多次翻阅，细味周先生关于声乐训练的心得和对声乐发展趋势的启示，还有关于演唱风格的观点，得益良多。“我是幸运的”这本书的副题是：周小燕演唱教学生活四十年。副题标示的不是周先生教学生涯的休止符，只不过是一个小结。作为上海音乐学院的“终身教授”，周先生的诠释是“终身教授干终身”。她是那样想的，同时也身体力行，先生的名言就是“盖棺之日，休息之时”。
先生累了！该休息了。“中国之莺”的灵魂飞向广袤的天空，她美妙的歌声和对于声乐教育的理念永远留存在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