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9月9日在北师大视察时所提出的一个问题:有医学家发现血型对人格会有影响，并问陪同他视察的校长董奇，其具体影响何在。 很欣喜注意到这一点，说明习总注意到了血型与人格相关的问题。
鲁迅学日本人骂中国人骂了很多，比较有典型的：“ 中国人对于羊显凶兽相，而对于凶兽则显羊相，所以即使显凶兽相，也还是卑怯的国民。”鲁迅骂得看似合理，其实是以偏概全，一杆子打了一船人。中国人里优秀的人很多，只是中国社会周期性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现象，在中国社会中如何可以鉴别出哪些是良币，哪些是劣币，如何能够终止这种现象从而使中国走向良性发展的轨道这对于中国的当政者来说是最重要的课题。
中国是个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已经高度融合，汉族有个内涵无限大的问题，很难说哪个人是纯种汉人，所以探讨民族性没有多大意义，不如探讨国民性来得实际。国民性属于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学范畴，然而在1952年，心理学被认为是“唯心主义”“资产阶级伪科学”，在同一时期，中国宣布人类学与社会学是资产阶级学科，相关科系均遭到裁撤直到1981才被恢复。马克思认为阶级斗争是人类进步的动力，马克思主义只承认人类有阶级性而否定民族性，中国那时用马克思列宁主义阶级斗争学说来指导心理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 而对血型的研究更是被认为是“形而上学”，不是科学。
对于血型的研究，我认为不论国外还是国内长期以来直至今日都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欧美国家人口主要是由A型和O 型人口构成，这两种血型约占总人口的90%左右，所以对于欧美国家，他们更关注种族和宗教的研究，另外欧美国家反对歧视，过多渲染血型的区别容易造成社会割裂因此也比较忌讳这类的话题。日本则非常重视对血型的研究，因为日本有22%的B型人口。
中国古代认为人的性情思想是由一定的器官承担的，并且其活动会在器官上反映出来，如“心之官则思”（《孟子》），“人精在脑”、“头者神之所居”（《春秋元命苞》）。“神形合一”、“形神相印”等思想在《黄帝内经》等涉及医学心理的著作中有很多阐述和应用。现代科学已经证明上述认识是不对的。我通过对血型的研究，我认为人的性情思想是由血型承担的，这直接表现在个体的伦理道德观念，而血型的分布则决定一个国家的国民性格。
以下斜体部分来自百度百科：
“血液有不同类型是奥国病理学家、免疫学家卡尔·兰德斯坦纳（一八六八~一九四三）在一九零二年提出的。他曾从自己和五位同事身上取得血液样本，合成三十个样本，进行观察研究。他发现有的样本成功混合，有的却发生凝结（黏在一起）。他于是领悟，每个样本的情况并不完全相同。有两人的样本，红血球上有一种称为「Anti-gen」（抗原）的物质，他于是以「A」作标记；另外两人的样本，另有一种「抗原」，他依字母顺序，以「B」作标记；只有一人的样本，A抗原和B抗原都没有，但血清中却有两种抗体，他自己的血液也是如此，他于是以「O」（表示无抗原）作标记。后来，他发现有一群人的血液，既有A抗原，也有B抗原，他便叫它做AB型。
成因推测
美国科学家皮特·达达莫博士认为，人类的血型是由进化决定的。
我们的4种血型——O型、A型、B型和AB型——并不是在所有的人身上同时出现，而是由于不断进化和人们在不同气候地区定居下来后逐渐形成。在寒冷的年代，由于草原上可供吃用的东西匮乏，游牧部落不得不去适应新地形所能提供的新食物。由于新的饮食结构出现，人的消化系统和免疫系统也会随之有所变化，紧接着血型也会有所变化。
O型血的历史最为悠久。它大约出现于公元前6万至4万年之间，当时的尼安德特人吃的是简单的饭食：野草、昆虫和从树上掉下来猛兽吃剩下的果实。而4万年前出现了克鲁马侬人，他们以狩猎为生。在猎光了所有的大野兽后，他们从非洲向欧洲和亚洲转移。
A型血出现在公元前2.5万年至1.5万年之间。当时，我们的以果实为生的祖先逐渐变成杂食。随着时间的推移，农耕成为住在现今欧洲土地上的人们的主要生产方式，野禽野兽开始接受驯养，人的饮食结构随之发生变化。就是现在，绝大多数A型血的人都居住在西欧和日本。
B型血出现在约公元前1.5万年至新纪元之间。当时东非的一部分人被迫从热带稀树干草原迁徙到寒冷而贫瘠的喜马拉雅山一带。气候的变化便成了催生B型血的主要因素。这种血型一开始出现在蒙古人种身上，随着他们后来不断向欧洲大陆迁徙，结果今天有很多东欧人都是这个血型。
人体的4种血型中最后出现的为AB型，它的出现还不到1000年的时间，是“携带”A型血的印欧语民族和“携带”B型血的蒙古人混杂在一起后的产物。AB血型的人继承了耐病的能力，他们的免疫系统更能抵抗细菌，但他们易患恶性肿瘤。
很快会出现第5种血型。完全有可能出现一种新血型，比如说C型。只有这种有新血型的人才能在人口过于稠密、自然资源所剩无几的严重污染世界上生存下来，因为这时原先那4种血型，也就是说，有好几十亿甚至上百亿的人将抵挡不住这种日益加剧的生态灾难，他们会很快消失.这就是皮特.达达莫博士得出的结论!”
我认为在群体中，个体的性格可以相互抵消，而由于血型造成的道德伦理观念却会显出一致性。如果我拿红豆，黑豆，黄豆，绿豆各一个给人看，所看到的是他们的个性。如果我把四种豆子一样一斗混在一起，所看到的只能是他们的共性。不同血型在血液成分上是有区别的，我不能肯定血型造成性情思想上的区别，但血型是个很重要的特征。比如黑人的智商不如白人或东亚人，智商不是黑色素造成的，但色素是一个重要特征。不同的血型的人，很难理解别的血型的人。因为他们是站在自己的角度看待对方，这四种血型的性情和思维方式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在《阿谅：四种血型与四种国家》 （游俄国杂感）中写道：
四种国家的形成取决于不同血型的主导：
1．自由法治国家， 如英，美和大多数欧洲发达国家，行为准则强调的是”一切都允许除非法律禁止“：O型略占上风的A+O型国家。
2．民主法治国家， 如日本，德国，新加坡，行为准则强调的是”一切都禁止除非法律允许：A型主导的A+O型国家。
3．法律溃败国家， 如印度，拉美国家，俄罗斯及一些东欧国家，行为准则强调的是“一切都允许包括法律禁止”：O型主导的B +O型国家或A型严重不足的O型国家。
4．集权专制国家，北韩，越南，古巴及一些阿拉伯国家，行为准则强调的是“一切都禁止包括法律允许”：B型主导的对A型和O型采取隐性异族统治的国家。
我认为A型是理性思维，O型是逻辑思维，B型是感性思维，AB型是混合思，然而文盲都是感性思维，所以各种思维方式也不是绝对不变的，教育会提升思维的水平，经验技术是感性的，科学是逻辑的，哲学和神学是理性的，通过学习真正的哲学和神学，任何血型的人都可以具备理性思维能力，除非异族统治采用愚民政策，输灌一些非理性极端思想。在极端意识形态或极端宗教理论的煽动下O型和A型也会做出一些极端行为，比如以严谨理性著称的德国人，在二战中犯下暴行。
现代伊斯兰国就是一个B型主导的国家，宋代以前中国是A型主导的国家。中国在宋以后就不再是一个以汉族为主导的民族国家，而是一个被游牧民族统治的殖民地国家（元朝和清朝）或异化的农耕民族国家如明朝。
优质的A型：
A型就是通常所说的右派，A型是荣誉驱动型。从世界范围来看，凡是A型血人口比例超过40%的国家都是目前人类社会发达的国家，或某一地区最发达国家， 如英格兰在英伦三岛，德国在欧洲大陆，日本在东亚，土耳其在中东地区， 美国在美洲。 所谓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富农，右派分子，走资派，反革命，反动学术权威，牛鬼蛇神，知识分子臭老九应该主要是A型构成， 如果有学术机构去做一个社会调查，历届高考的高分者，重点大学的学生中，现任政府高级官员中，专业人士中，实业家中，一定是A 型人口比例最高,其次是O型 。
A型的特性如果向良性发展，对于国家和民族的发展是最有利的。日本和德国之所以能迅速上升为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实力国家，大概与此不无关系。
如果A型掌握主导权，那么B型和AB 即使在同样的A型+O型的社会中，也会表现为强烈的集团归属感、重视原则、抑制个性、尊重规律、富于牺牲精神和坚持不懈等A型品质。 儒家学说就是A型的学说，儒家实际上是精英政治主张，国家主义。是A型的统治理论，像美国的共和党和英国的保守党属于右派，是A 型的党派。
A型的缺点是太保守和传统，凡事都从坏的的角度想，危机感特别强。有的A型刻薄冷酷，在接受极端思想以后，也会变得非常极端。
目前在中国A型血的人多消极被动、退缩保守，很多人成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对于中国来说，何时中国由A型主导，何时就是中国的强盛之时。
直白的O型:
O型就西方所说的左派，在中国则是中间派，O型是利益驱动型。
O型是自然人属性，O型普遍公平直白。O型崇尚自我意志、竞争和坦率等等。 军人，警察，工人，公务员中O型比例应该最高。O性的优点是乐观，勇敢，凡事都从好的方面考虑。O型的最大弱点是不抗诱惑，忍耐性和自律性差，我行我素，容易惹是生非，暴力犯罪中O型比例最高，但O性有强烈的是非观念，如果如果O做了坏事，他们一般不会花言巧语地文过饰非，而坦然接受由此导致的后果。
美国的民主党和英国的工党就是O型的党。
A型和O型是农耕民族的基本血型，这两种血型已经高度融合互相适应，所以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关系并不是像马克思说的那样你死我活地斗争，相反劳资双方的关系是相互促进和相互妥协的。
腐败的B型：
B形是游牧民族特有血型，如果我说游牧民族不讲究“礼义廉耻”应该不会有异议，如果我说蒙古人当年极端野蛮残暴应给不会有中国人对这一点有不同意见。
B型就是西方所说的极端分子，所谓的革命的左派，B型是欲望驱动型。从世界范围来看,以B型血为主的国家,没有一个是发达国家。在科技上取得成就的世界名人也没有B型血的人。
曾作为日本驻清朝公使助手的藤田剑峰在《太阳》四卷五号上写道：“支那人秉性之恶端业已为世人所知晓：过于自尊，过于保守，国家意识淡泊，自私自利，狡猾散漫，野卑吝啬，因循姑息，愚昧而不识趣，兼加注重虚礼，娴于辞令，且一般不厌脏乱。”这其实说的是中国人里的B型人群，那时中国处于社会崩溃状态，国家呈现Ｂ型特征。
B型最大的优点是能忍耐极端艰苦的生活，“且一般不厌脏乱”，“好死不如赖活着就是Ｂ型的人生哲学”。我之所以用腐败来形容B型，因为B型是以个人为中心，最不讲究原则的一类人。我特别强调：我只是说B型腐败，主要是指B 型的统治阶层，不是说普通人，特别不是说B型女人，因为对于普通人，如果不拥有权力，腐败也就无从说起。实际上B型普通人在B型统治下，在传统的A型和O型社会中处境最悲惨。他们生产干不过A，打仗打不过O，必沦落为最贫穷的一部分人，当年中国和俄国就是因为有巨大的B型人口，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才导致共产革命的成功。 但在A+O型这种发达社会中，B只是散漫不愿意受约束和不愿意从事生产性工作，他们还有别的出路，如经商从事服务业，现在的电子信息时代，B型从事演艺，艺术和创意类职业是很合适的。B型在A+O型社会中却很少闹事，如果闹事，O型就会和他们讲逻辑而不会去同他们讲“唯物主义辩证法”。所以B 型中的野心家在农耕民族中唯一的机会就是外敌入侵。当外敌入侵时，当A 型顾此失彼是，B型就会乘势而起（特别是在外部势力支持下），等到A 型和O型同外敌打得两败俱伤时，再夺取政权。
B型娴于辞令，最可怕的地方是把自己的所有行为都赋予崇高的色彩，而对别人在鸡蛋中都能挑出骨头。鲁迅很可能就是B型，如梁实秋所说：“鲁迅如果不赞成这个办法，也可以，如果以为这办法是消极的妥协的没出息的，也可以，但是你总得提出一个办法，不能单是谩骂，谩骂腐败的对象，谩骂别人的改良的主张，谩骂一切，而自己不提出正面的主张。而鲁迅的最严重的短处，即在于是。” B型只有当一切必须由他来领导，才是天经地义，他才会停止谩骂。B型是感性思维，其判断是建立在主观感受上的，不关心对错是非，只关心存在，“存在就合理的”。
《解放军报》曾刊发整版文章，剖析抗战期间的“汉奸现象”，文章指出，中国是唯一一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伪军数量超过侵略军队数量的国家，这确实是一个极其可悲的历史现象。这些伪军，我认为主要是由B 型构成，特备是冯玉祥的部队投降的最多(凤凰网：《国军投日将领调查：冯玉祥张学良旧部做汉奸最多》)。
B型的特征之一：一旦处于被动地位，就巧言令色，高举爱国，民主，自由，人权的旗帜，以无辜受害者的面目，争取广泛的同情， 而一旦处于主导地位就绝对不能允许任何不同意见，对反对派，甚至异议者一定取斩尽杀绝的办法， 结果是整个民族一起完蛋，比如现在的中东地区的某些国家。
B型的特征之二：思想极端绝对化，比如某些地区把某种宗教极端化，通过思想极端化来掌握解释权为个人欲望服务。对别人有极高的道德要求，而自己穷奢极欲，却心安理得地自认为道德高尚。
B型的特征之三：激进盲动 － 在战争时为了加官进爵则轻启战端，无限扩大事态。 在经济建设上只要对自己有利可图，就大干快上，但弊端呢？利弊相较哪怕利益微不足道也照干不误，反正升官发财是自己的，损失则由政府和国家来扛，至于造成的灾难，“我死后哪管它洪水滔天！”
日本军国主义的代表人物，第四十任日本首相（1941年－1944年），二战甲级战犯，侵略中国和发动太平洋战争的重要罪犯之一东条英机就是个非常好的例子：东条英机任内参与策划珍珠港事件，同时发动太平洋战争，造成了数以千万无辜人民的死亡。当一个日本军人感到自己有负于天皇赐予的责任，有损于天皇的神威时，只要他还是一个真正的大和人，他将毫不犹豫的挥刀于自己的腹腔。一代又一代的日本人都深深地相信，切腹自杀是最高贵的死亡方式，因此日本无条件投降后，大量的日本军人自杀，自杀日军仅将官就包括陆军25人、海军6人。其中海军大西泷治郎，军令部次长、中将，日本宣布投降次日即自杀，死时拒绝介错。他是海军空中特攻开创人，遗言“告特攻队的英灵……我将以一死酬谢旧部下的英灵及其家属”。
然而轻启战端，无限扩大事态的罪魁祸首东条英机，在日本投降以后，每天都有很多日本人打电话到他的家中，要求他自杀谢罪，因为他必须要为战争失败和７千多万日本人亡国的命运负责。当面对自己的「死所」时，东条英机竟然畏崽恋栈、迟滞不前，拖到被抓捕的最后一刻，用手枪射击心脏而自杀未遂；以致终於站在敌人的法庭上受审，然后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以发动战争，侵略别国等罪行判处死刑，这是他自己也知道，必然无法脱逃的结局。日本民众对自杀未遂的东条普遍持耻笑态度。山田风太郎说“他为何不像阿南惟幾（日本戰敗時任陸軍大臣，於日本投降時切腹自殺，死時拒絕介錯）一样用刀自杀，而去学外国人用手枪，还落得个自杀不成？对于曾经发布过“宁死也不当敌虏”战训的他，日本人只有抱以苦笑。”
中国历史上的暴君都应该是B型, 华夏民族是父系社会，在血统上不像其欧洲民族那样讲究，从春秋战国就应该有同胡人混血的可能， 那时的B型主要来自母系。而欧洲很少与异族或异教徒通婚。 俄国B型血多，主要是匈奴人，蒙古人强加给斯拉夫女人的， B型主要来自父系。 秦始皇，汉高祖，汉武帝，隋炀帝，明太祖等等应该是B型，元朝的蒙古皇帝基本可以断定是B 型 ，还有如黄巢，李自成，张献忠，洪秀全这种杀人魔王应当也是B型。 而开国明君则多是O型，如唐太宗，宋高祖 。爱民的君主如汉文帝，汉景帝，包括崇祯帝应该是A型，崇祯帝应该是极端的A 型。
马克思，列宁，斯大林都是B型。萨达姆，卡扎非也应该是B型，这两位都是可以自杀，但最终都是被对手处死。
AB型人口所占比例较小， AB型一般性情温和尤其擅长“和稀泥”，是A 型和B型都能接受的一种血型，但AB型不同于O型的直白，AB型是唯强者马首是瞻，原则性并不强。
B型主要分布在亚洲，如印度的B型比例非常高，有的地区甚至超过40%，但印度基本上是个正常的国家，我认为这要归功于西方社会广为病诟的印度种姓制度, 通过种姓把社会阶层固化了，各种性之间严禁通婚。受儒家文化影响，越南、朝鲜、日本、琉球等汉字文化圈国家，皆在不同程度上沿袭了中国的“士农工商”四民的划分，中国古代也讲究门当户对。但在日本封建制度中在“士农工商”的划分之外，另加入“贱民”类别，“士”则指武士。士农工商除了职业别之外，还有身份阶级之分。在朝鲜王朝时期，朝鲜朝廷使用良贱制度，将全国除了王族之外的人分为良民和贱民两种。其中，良民按身份高低分为两班、中人、常民、白丁四等，各等级之间严禁通婚。我认为通过上述制度确保社会由A型和O型主导，最好的官僚体系是：“A型为官，O型为吏”，次好是“O型为官A型为吏”（意大利希腊就属于这种情况）。如果是“B型为官，B型为吏”或“O型为官，B型为吏”，则贪污腐败将无法遏制，如元朝和清朝末期。
中国由于宋朝以后的异族入侵，周期性地打乱了中国的社会结构，满清时的西方列强对中国的掠夺和民国时的日本侵华把中国的社会推倒了崩溃的边缘，从而造成Ａ型丧失了对国家的主导权。
曾国藩说过的：社会大乱之前，必有三种前兆：
1．无论何事，均黑白不分。
2．善良的人，越来越谦虚客气； 无用之人，越来越猖狂胡为。
3．问题到了严重的程度之后，凡事皆被合理化，一切均被默认，不痛不痒，莫名其妙地虚应一番。
而当国家由A型主导时，如日本，德国，和北欧，社会风气就会变得令行禁止，善良的人们守礼重义，对国家有用的人自信谦和，国家治理清正廉洁，那么这个国家必然繁荣强盛。所以西方的自由平等理念是不能照搬到亚洲的，亚洲需要开明专制，最适合华人的制度是新加坡的模式，我认为李光耀先生一定A型。
正常社会的演变，最终掌握政权者，主要还得是靠实干上来的，慢慢国家的高层会最终被A型和O型把持，治国终究要靠仁政才能长治久安，靠欺骗和暴力是不能长久的，所以斯大林死后，苏共就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斯大林模式下的苏联解体只是早晚的事。苏联这种体制要想突破70年之痒，除非采取北韩式的权力世袭，但金家王朝还能走多远？为之捏把汗。
我们无法改变地理和历史，但我们可以改变政治，从而改变我们的文化，使中国成为一个高度文明的发达国家。现在对于中国，关键的是能否抛开意识形态，由哪种血型主导社会的问题。中国的民族融合已经是即成事实，不论什么民族，什么血型都应该和睦相处，中国人当以理性为共识，共同推动国家的进步。中国当以俄国为镜，吸取苏联的教训;以日本为师，学习日本保持文化的独立，恢复我华夏农耕民族的优良文化，中国有巨大的A和O型人口，中国的A型人口和O型人口是B型的两倍，如果能够形成以A型为主导的A+O型国家，中国一定可以在20-30年内成为高度文明的一流强国，而这符合每一个中国人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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