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与不走，也许是命

夏韵按：这是去年我新浪博客的一篇文章。从今天起我将逐步把一些博文，转移到我每天必读的文学城。欢迎文学城网友拍砖。

 

      走与不走，也许是命     夏韵   2015年6月24日

 

昨天，收到交大校友会寄来的交大期刊（我先生交大造船系研究生毕业）。展读，一个大标题里的一个名字闪现在我眼前——周修典。百度后，知道他为交大先后捐赠2500万人民币。

 

  看到这个名字，如今从如此风光，我与他人生路上三年的交集，和因此延伸的后事，历历在目浮现在眼前。我想，冥冥中一定有法力无边的神，把每个人尘世里的林林总总穿针引线纠结在一起，凡事既是注定的必然，又是随机的偶然，又有谁能窥透。

 

   我文革遭难是因为一封信——夫妻私人信件。很多人不解，为什么要查你的信？连我先生也这么问我。我自己也纳闷，基层工厂里的一个小小技术员的日子就是长年与图纸为伴，不曾辉煌，不曾暗淡，没有偏移过时代大潮帷幄圈定的范围。我摸索着一步步走回过去，我隐隐约约触到了一个不协调的“扣”——那一年，有一次，我曾被保卫科传讯——事关周修典，真正确定这是个“扣”已是多年以后了。

 

   我1960年夏，北京进修两年毕业回到单位，厂里大跃进的余温还没散去，任务很重，我这个专业的技术人员只有我一人，需要加强力量。记不清是年底还是61年初，周修典从天津调入我们厂。他是1958年交大毕业的，后来又从北京调来一位1959年交大毕业的。

 

   大约是1963年，周去上海探亲未归。听说是去了香港，保卫科一个干事传讯我，问：“为什么对叛国的人不早点举报？”那翻着鱼肚白一样的眼睛注视着我，仿佛已认定我是叛国犯的同谋。刹那间我的心紧揪住，象是被铁丝紧绕，绷得透不过气来，我甚至不敢理直气壮地反驳他。甚至有点理亏，有点张口结舌。心在惊呼，天啊！能说清楚我们三人的关系么？

 

  我急切的申辩道：“怎么可能呢？他的东西都还在，是去探亲的呀。另外一位同事还送他去车站，他还说，他回来时只有晚班火车，希望去接他。”

 

  保卫干事拉长脸说：“他的箱子都是空的，早有预谋。”  

  我真的不知道，他回上海探亲怎么跑到香港去了，也不透点风，真是城府太深了——他能透风吗，那可是死罪啊。边埋怨边心里打鼓，深怕给我扣上知情不报的罪名。

 

我们三人同是技术科的同事，所学专业相同，工作中不能分离，上班一起切磋，去车间解决技术问题，也常常是牵涉着你连带着我，我们各自的工作合成了产品的整体，给人一种错觉——三人是“一伙”。

 

何况，我们又都住在集体宿舍，我与他两人是近邻。他们俩都毕业于上海交大和我丈夫是校友，其中一位我丈夫做研究生时曾辅导过他，他还调侃地称我为师母。我们的确病中互送过热汤问侯，假日共享过“美食”。一次我们一口气吃掉了3斤水焯菠菜。我们志趣相投，一起唱过苏联歌曲，谈过托尔斯泰、大仲马、妥斯托也夫斯基的作品。甚至还一起爬到大青山上去采过野菜，堪称过从甚密。

 

这一切经“左”的思维想象提炼，一个铁定的什么集团不是就轻而易举地诞生了吗？庆幸那个大饥饿年代，头头肚子里也空 ，也忙于觅食，放了我们一马。只是调动了我的工作岗位。“叛逃香港”的周仁兄很仗仪，走前守口如瓶，走后杳无音讯，也帮了我们的大忙。但是，潜意识里我总是感到，有个长长的阴影跟随着我、偷窥着我。

 

事过多年后，知情者告诉我，自周“叛逃”后，你们的信件一直被检查，你“中枪”了，是因为你得罪了办公室收发，她携私泄愤，在你的信里加了“料”，自己都没想到给你造成那么大的伤害。她不认账了，一口否认，说没有此事，你又没有你的原信证明清白。一笔糊涂账，算了，向前看。

 

有人问，假若周修典不走，会如何。记得当年探亲假我去上海，曾为他带过东西，到过愚园路他岳母家，（他爱人毕业于复旦大学），观家居当属上流人家，剥削阶级无疑。周家也应该是大户，他正学拉小提琴，厂里工人有骂他资产阶级少爷，你想文革里会有好果子吃吗。就内蒙那个极左环境里，不死也得脱层皮。如今，只不过像无数边疆工作一生、晚年拿两三千元退休金回上海的老人一样，惨谈度余生。

 

走与不走，天远之别，也许这就是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