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贤许之衡(守自)是近代关注康熙“中和堂”款瓷器第一人，其《饮流斋说瓷》在论及“中和堂款书‘康熙辛亥中和堂制’八字带干支者亦属瓷话一种故实”时云： 有清仁庙、纯庙两代君主，好讲理学，故所命堂名多理学语。康熙则有乾惕斋、中和堂，乾隆则有静镜、养和、敬慎诸堂，皆内府堂名也。 “故实”何来?《饮流漫稿·书成自题六十韵》有介绍： 结习痂成癖，婴呜道不孤。近邻寂园叟，时过斗杯庐。日下多廛市，昌南富埴垆。海王村屡过，内史墓频趋。 《饮流斋说瓷》刊行于民初，所记前清藏事屈指已过百年。当时古玩行口耳相传的廛市瓷话原是守白翁漫兴随录，不意竟成金科玉律，公私鉴藏无不以为准则。且踵事增华者代不乏人，进而派生出“时间(干支)定位”与“空间(堂名)定位”两个学术群落。因此，本文讨论范围便不仅是饮流斋旧话，也包括上世纪末叶以来文博界的新论。 民窑误为官窑，鉴藏界轰动一时的一桩百年积案！ 一、从时空定位理论说起 “中和堂”款器时下仍多见，不过珍品仅于故宫博物院与上海博物馆等处可睹。笔者因曾与署该款器有过一面之缘，所以常留意这方面的研究动态。 中国古陶瓷学会会长、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常务委员、故宫博物院研究员耿宝昌先生198l-1985年为中国文物商店总店举办的南京陶瓷鉴定学习班所编教材《明清瓷器鉴定》(上下册)，是《饮流斋说瓷》问世后首次公布清宫旧藏康熙“中和堂”款器情况者。此讲稿曾分别有标“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与“台北学苑文化事业出版社”刊本行世，后修订成专著，1993年由紫禁城出版社和两木出版社联合出版。下面是第九章《顺治、康熙时期瓷器》中一段大家耳熟能详的话： 署“中和堂”款的，是康熙早期器物，“辛亥”、“壬子”或“癸丑”干支纪年的，分别为康熙十年、十一年和十二年所制。……“中和堂”是圆明园中康熙皇帝所居的殿堂。这些署干支纪年款的中和堂器，就其制作精细的程度，结合康熙初“不尚尊号”的时代背景来鉴别，当非一般的堂名款器，而应为康熙早期的官窑产品。 鉴于謍謍一器之辨虽未够上学派，却也已在相应群体中形成共识，我们称之为“空间定位论”。在第十三章《明清瓷器款识》中耿先生进一步阐释了这种“空间定位”理论，并顺笔对各种“中和堂”款从字形到格式都作了考订： 据文献记载，康熙十九年九月，才正式于景德镇御窑厂烧制御用器，所以早期器物多是民窑所烧，俗称“客货，但可能有一些是官窑器。……最为常见的款识，有：“康熙辛亥中和堂制”、“康熙壬予中和堂制”、“康熙癸丑中和堂制”等，分别为康熙十年、十一年、十二年时的器物。这些器物具有早期风格：器型笨拙，青花色调浓重，字形较大，但有些精细的小件杯、碟，也署“中和堂制”款。据查，北京圆明园中的“中和堂”，曾是康熙皇帝居住之所，因此，这些署“中和堂制”款的器物，有可能是康熙初期官窑烧制的御用器，这同后来“慎德堂”款器物是道光官窑所烧制的情况一样。 作为一代宗师，耿宝昌先生立论向来审慎。如无绝对把握，会尽量使用“可能有一些是官窑器”或“有可能是康熙初期官窑烧制的御用器”一类客观性言辞。但是，饮流斋“内府堂名”的先导和故宫同仁对“‘中和堂’是圆明园中康熙皇帝所居的殿堂”判断的认可，看来明显左右了这位严谨学者曾反复斟酌的观点。所以，书后《明清瓷器堂名款一览表》之表二《明清瓷器堂名(家藏)款一览表》中，所列“中和堂制”款“青花釉里红碗、盘、盆、碟”备注栏下最终还是加上了一行定论性文字：康熙御用。 上海博物馆是于故宫博物院外收藏研究“中和堂”款器的又一珍宝宏库与理论重镇，当故宫学者考察结果公布不久，上海文博界精英立即协力开展了旨在从另一角度证实“中和堂”款器官窑属性的工作。领军人物乃前中国古陶瓷学会会长、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上海博物馆副馆长汪庆正先生，一代翘楚。其率沪上俊彦编著的《简明陶瓷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年版)便有“中和堂”条： 清宫内府的堂名。传世有“康熙辛亥中和堂制”(1671)及“壬予”(1672)“癸丑”(1673)三种八字款的青花釉里红盘，均属康熙时宫廷用器。 未几，冯先铭先生主编的《中国陶瓷》(上海古籍出版社，l994年版)也对康熙“中和堂”款器作了探讨。《中国陶瓷》系国家文物局指定的文物教材，第五编《元明清时期陶瓷》由汪庆正先生执笔。冯先铭先生时任中国古陶瓷研究会(中国古陶瓷学会前称)会长、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故宫博物院研究员，以学界泰斗而兼全书统稿者，且又有著作等身的汪庆正诸先生加盟，影响力之大可想。书中有关“中和堂”款器的论述，至今仍被文博界奉为圭臬： 青花釉里红器与釉里红一样，主要是官窑产品，传世有中和堂款辛亥(康熙十年)、壬子(康熙十一年)、癸丑(康熙十二年)纪年的青花釉里红山水人物诗意图小盘。 《元明清时期陶瓷》在论证“中和堂”款器为官窑时还有一个突出的地方，就是于《饮流斋说瓷》“内府堂名”的说法外，增加了堂名前“康熙辛亥”及“康熙壬子”等是“官窑年款”的新观点： 康熙朝的官窑瓷器，并不一定书写康熙朝代年款，因此不能把没有年款的瓷器都看作民窑瓷。上面已经提过的“康熙辛亥中和堂制”和“康熙壬子中和堂制”款，是目前已发现可确认的康熙最早的官窑年款。 接下来一部涉及“中和堂”款器的专著是《上海博物馆藏康熙瓷》(两木出版社，1998年版)，虽署“上海博物馆主编”，导论《景德镇康熙瓷》撰写者还是汪庆正先生。如果说，前面考虑到《简明陶瓷词典》和《中国陶瓷》的工具书与教科书性质不便张军竖旗，《景德镇康熙瓷》一文便公开亮出了与故宫学者论证方式的相殊之处：即不从空间角度，而是从时间角度来证实中和堂款器的官窑身份。为便于梳理，我们称之为“时间定位论”。在《关于康熙官窑的历史情况》一节中，这种另辟蹊径的“时间定位”思路基本形成： 清乾隆《浮梁县志：“康熙十年烧造祭器等项。”说明已有官窑器的烧造，传世有中和堂辛亥、壬子、癸丑，即康熙十年(1671年)、十一年、十二年的青花釉里红及颜色釉器。 民窑误为官窑，鉴藏界轰动一时的一桩百年积案！ 有基于以上著述在清瓷研究领域的影响和上海文博单位清瓷庋藏的出类拔萃，被誉为中国美术百科全书的《中国美术分类全集》(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9年版)之《中国陶瓷全集》“第14卷·清上”与“第15卷·清下”均由汪庆正先生主笔政。于是，以烧造时间来确定“中和堂”款器窑口的又一理论前沿阵地在第l4卷导言《清代瓷器(上)》中正式吹响集结号，成为与耿先生“空间定位”视角相对应的新聚焦点： 顺治十七年(1660)至康熙初，官窑曾一度停止，据乾隆《浮梁县志》的记载：康熙十年(1671)“烧造祭器等项……陶成分限解京”。“康熙辛亥中和堂制”的青花釉里红楼阁图盘应该正是康熙十年的官窑器。“壬子”及“癸丑”的青花釉里红盘则说明了康熙十一年和十二年都有烧造。 此外，上海博物馆周丽丽研究员的《中国名瓷欣赏与收藏》(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8年版)亦与饮流斋及汪庆正先生一脉相承。作者在介绍馆藏“康熙癸丑中和堂制”款青花釉里红楼阁图盘时写道： 中和堂是清宫内府的堂名，书有中和堂款的器皿，当是内府特制的专用器皿。从传世实物看，中和堂款的器皿多为清代早期的官窑制品，除此件书癸丑(康熙十二年)年号外，尚有较之早的辛亥(康熙十年)、壬子(康熙十一年)纪年的中和堂款器。其形除盘外，尚有洗、碗等。此类盘的形制、尺寸乃至纹样大致相同，足多为双圈足，纹样旁均有五言题句、诗句，内容根据画面的些许变化也有所变动，由于器底多有绝对纪年，故成为目前鉴定康熙早期官窑制品的标准器。 与号称拥有收藏界半壁江山的上海相比，早晚进出紫禁城的位置优势使得故宫学者在对饮流斋所言“内府堂名”如何理解这点上似乎更自信。二十多年前有耿宝昌先生以教学讲义形式发布研究结果，二十多年后又有陈润民先生负责主编的《故宫博物院藏清代瓷器类选第一卷·清顺治康熙朝青花瓷》(紫禁城出版社，2005年版)克绍箕裘。这部于主编姓名前郑重冠以“故宫博物院编”的皇家藏瓷集萃，特就“中和堂”与康熙皇帝的关系及其处所再度阐明了他们“空间定位”的观点： 康熙青花器的款识，多种多样，在清代一朝最为丰富。早期青花一般不书帝王年号款，偶见宫延中的斋堂落款，不带双圈，如“中和堂制、“康熙辛亥中和堂制”(康熙十年)、“康熙壬子中和堂制”(康熙十一年)、“康熙癸丑中和堂制”(康熙十二年)等，中和堂是康熙皇帝在圆明园中的住所。 然而，无论燕山学人还是沪渎学人，双方对器物窑口的看法始终是一致的。故宫图录在点评“康熙辛亥中和堂制”款青花釉里红山水人物图盘时同样肯定： 此盘从用色、画风和款识上看均为康熙官窑的早期作品。从传世品看，这种风格的青花釉里红小盘，主要集中在康熙十年(辛亥)、十一年(壬子)、十二年(癸丑)这三年时间烧造，均写中和堂款。它对研究早期官窑瓷器的发展，具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 民窑误为官窑，鉴藏界轰动一时的一桩百年积案！ 在专业文博工作者所撰鉴定书籍中，黄卫文与蔡毅二位合著的《青花釉里红瓷识真》(江西美术出版社，2009年版)收集“中和堂”器最为集中。这是故宫博物院单国强研究员与中央美术学院薛永年教授联袂主编的《中国文物识真丛书》之一，编撰者观点亦极明朗。如介绍“清康熙辛亥青花釉里红楼阁图盘”的文字： 盘为康熙早期官窑制品，足内有青花“康熙辛亥中和堂制”楷书款，辛亥为康熙十年(1671年)。盘心饰青花釉里红山水诗句纹，纹中以青花为主色调，绘画山石、树木、楼阁和人物，以釉里红点缀树叶，并书“帝城双凤阙，春树万人家”五言绝句，落“漱玉亭”款和篆书“瞻公”方章一枚。 京沪两地素以馆藏文物之丰富和专家阵容之强大分执学术牛耳。现经三位陶瓷学界耆宿相继肯定和多部专著分别从“空间”与“时间”两个维度阐扬，饮流斋关于康熙“中和堂”款器是景德镇御窑厂为好讲理学的皇上所居殿堂特制说法几成不刊之论。 民窑误为官窑，鉴藏界轰动一时的一桩百年积案！ 二，由干支堂名考证所示 拜读南北名家巨擘述器文字及论款华章，确实受益匪浅。但也毋庸讳言，有些问题仍需商榷。闲观旧史，静辨新声，窃以为诸家所言普遍未跳出《饮流斋说瓷》以堂名判窑口作法之藩篱。 (一)对干支，定官器与园史不符 “中和堂”款器的烧造贯穿康熙早、中、晚期，带干支者则相对集中于辛亥、壬子、癸丑三年。一些精心绘制器物如中央电视台《国宝档案》介绍的英国巴特勒家族所藏“康熙壬子中和堂制”款青花釉里红童子戏莲纹碗，上海博物馆曾与之联展的“康熙壬子中和堂制”款青花釉里红山水图盘和“康熙癸丑中和堂制”款青花釉里红楼阁的地方，故署“中和堂制”的瓷器可能为御用品。 发表于2001年第4期《收藏家》的故宫博物院古器物部刘伟先生《清帝王堂名款瓷器》一文也说： 帝王的堂名款往往与帝王的活动范围有关，其中大部分应在紫禁城宫中或圆明园、承德避暑山庄等地行宫内，目前能够确切查出出处的帝王堂名款瓷器有以下几种： “中和堂”款瓷器：中和堂为圆明园内建筑，康熙皇帝曾在此居住，传世品中书“中和堂”款器物，主要为青花釉里红器，有盘、碗、碟、盆等，纹饰多为山水人物图。“中和堂”款中又有“康熙辛亥中和堂制”(康熙十年，公元1672年)、“康熙壬子中和堂制”(康熙十一年，公元1673年)、“康熙癸丑中和堂制”(康熙十二年，公元1674年)等不同款识，分别代表不同时期“中和堂制”器物。 但是，持此论者有个大疏忽。康熙皇帝乃八岁登基，既然“辛亥”、“壬子”、“癸丑”分别为康熙十年、十一年、十二年，亦即公元l67lfg、1672年、1673年(刘伟先生笔误为1672年、1673年、l674年)，那么，器上这三种纪年便与圆明园全然无关。因为包括相邻的畅春园在内，这一带康熙十年前后尚是归奉宸院管辖的明戚废墅，其时年方弱冠的爱新觉罗·玄烨连造园意向都还没有。 能确证此事的是乾隆《钦定日下旧闻考》。圆明园虽于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被英法联军纵火焚毁，所幸者一些重要史料都已被这部开笔于乾隆三十九年的清代皇城第一志辑录。该书是状元出身的大学士于敏中奉旨与同僚英廉、窦光鼐、朱筠及和砷、刘墉等在康熙年间刊刻的朱彝尊《日下旧闻》基础上删繁补缺、援古证今、逐一考据而成。从光绪《顺天府志》记述乾隆五十三年书已刊行和书中有乾隆五十年的诗看，竣稿当在乾隆五十一年至五十二年之间。儒臣们在编纂时将明戚废墅沧桑，藩园构筑经过，潜邸升宫始末，御苑初时风物，三朝殿堂概况，甚至弘历丹墀人琴感怀均以纪实形式一一记载。作为皇家园林的官修史，其卷八十《国朝苑囿·圆明园一》对造园年份言之凿凿： 圆明园为世宗宪皇帝藩邸赐园，康熙四十八年所建。 民窑误为官窑，鉴藏界轰动一时的一桩百年积案！ 由于“所建”一词用在这里易生歧义，可说“所始建”，也可理解为“所建成”，故见仁见智者均有。旅法学者端木泓先生介绍北京故宫图书馆编号为1704的圆明园地盘图之专论《圆明园新证——乾隆朝圆明园全图的发现与研究》(载《故宫博物院院刊》2009年1期)即认为：“圆明园创建于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康熙四十八年蒙玄烨赐名，原本是皇四子胤祯的私邸。”一些园林史、建筑史方面知名人士参与编写的大型工具书经反复论证，则仍遵乾隆《钦定日下旧闻考》之说。如上海辞书出版社编纂的《辞海》(1979年版)“圆明园”条：始建于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 商务印书馆《辞源》(1979年版)“圆明园”条：始建于康熙四十八年，初为胤祯(雍正)藩邸。试想，带康熙辛亥干支纪年的“中和堂”款器烧造时间是1671年(康熙十年)，比清皇室正式营建圆明园的1709年(康熙四十八年)早38年，比端木泓先生提出的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说亦要早36年，而壬子、癸丑仅一年两年之差，以行宫名义说这些“中和堂”器是官窑为圆明园特制又怎能成立呢? 民窑误为官窑，鉴藏界轰动一时的一桩百年积案！ (二)查纪年，定官造与厂史不符 多年来，与“中和堂”为圆明园内建筑说法一道引领鉴藏界步调的是“康熙辛亥”、“壬子”、“癸丑”为御窑厂烧造纪年说法，前揭汪庆正先生《清代瓷器(上)》中一段话首倡此说。 汪庆正先生引文出自《浮梁县志》卷五《物产志》之《国朝御窑厂恭纪》，所言“烧造”二字原为“奉造”。恢复其省略部分后的全文是：《国朝御窑厂恭纪》：国朝建厂造陶始于顺治十一年奉造龙缸，面径三尺五寸，墙厚三寸，底厚五寸，高二尺五寸。至十四年中，经饶守道董显忠、王天眷、王镁、巡南道安世鼎、巡抚郎廷极、张朝磷督造未成。十六年，奉旨烧造栏板，阔二尺五寸、高三尺、厚如龙缸，经守道张思明、工部理事官噶巴、工部郎中王日藻督造，亦未成。十七年，巡抚张朝磷疏请停止。康熙十年奉造祭器等项，俱估值销笄正项钱粮，并未派征，陶成分限解京。十九年九月内奉旨烧造御器，差广储司郎中徐廷掰、主事李延禧、工部虞衡司郎中臧应选、笔帖式车尔德于二十年二月驻厂督造。每制成之器，实估价值，陆续进呈。凡工匠、物料动支正项钱粮，按项给发。至于运费等项，毫不遗累地方，官民称便。 可以看出，汪先生在这里只注重“康熙辛亥中和堂制”款与“康熙十年奉造祭器等项”语在时间上的关系，即“康熙辛亥”正是“康熙十年”，并未考虑到立论时是随便用“烧造”还是遵古用“奉造”虽只一字之差，却涉及到两个验证该纪年款属性所必须廓清的深层问题。 问题之一：“中和堂”器是否系御窑厂“奉造祭器”。 “康熙辛亥中和堂制”款器既然“正是康熙十年的官窑器”，首先就应是“奉造”项目内的“祭器”。据文献记载，清朝祭礼主要分“国家诸祀”与“内廷诸祀”两大类。《清史稿》卷八二《礼志一》： 凡国家诸祀，皆属于太常、光禄、鸿胪三寺，而综于礼部。惟堂子元日谒拜、立杆致祭与内廷诸祀，并内务府司之。 先说国家诸祀。所谓国家诸祀即国之公祭，以关内中原古礼为主，原则上是袭前明旧制。乾隆《大清会典事例》卷四五0“礼部·祭器”条： 乾隆十二年谕：国家敬天尊祖，礼备乐和，品物其陈，告丰告洁，所以将诚敬、昭典则也。考之前古，笾、豆、篮、簋诸祭器，或用金玉以示贵重，或用陶匏以崇质素，各有精义存乎其间。历代相承，去古浸远。至明洪武时更定旧章，祭器祭品悉遵古，而祭器以瓷代之，惟存其名。我朝坛庙陈设祭品，器亦用瓷，盖前明之旧。 民窑误为官窑，鉴藏界轰动一时的一桩百年积案！ 《清史稿》亦云： 初沿明旧，坛庙祭品遵古制，惟器用瓷。 明之旧制，体现在祭器上则如万历《明会典》卷二0一“器用”条所言： 嘉靖九年定四郊、各陵瓷器：圜丘青色，方丘黄色，日坛赤色，月坛白色，行江西饶州府如式烧解。 而查《清史稿》，国家诸祀用器釉色亦与万历《明会典》记载嘉靖九年所定祭器釉色相同。其《礼志一》云： 凡陶必辨色，圜丘、祈谷、常雩青，方泽、社稷、先农黄，日坛赤，月坛白。 《钦定皇朝礼器图式》文字也一致： 天坛用青色，地坛及社稷坛用黄色，朝日坛用红色，夕月坛用白色。 以此衡之，汪庆正先生主编的《中国陶瓷全集》第14卷所举“中和堂”器施釉不辨四方之色，形制更不遵笾豆之制，根本没考虑坛庙祭器的规格，可断定不是“康熙十年奉造”的“国家诸祀”之“祭器”。 再看内廷诸祀。此种仪礼主要是关外满族旧礼，举行场地是坤宁宫。其祭器也有讲究，请读《清史稿》卷八二《礼志四》之“坤宁宫祀神”条： 坤宁宫祀神防自盛京，既设堂子祭天，复设神位清宁宫正寝。世祖定燕京，率循旧制，定坤宁宫祀神礼。……顺治初定：大内日祭，朝以丑寅，夕以未辛。朝祭，司香豫悬黄幔，奉菩萨关帝像东向。左右炕上置低桌二，陈炉、盏各三，时果九，糕十。炕前置献案，黄磁碗二，虚其一，以一实酒。案下列樽酒，前设采毡。 索检文献资料，清宫恰有“大清宣统年制”底款黄釉大碗，碗内心以青花铭“坤宁宫祭器”。另有“大清宣统年制”底款青花缠枝莲纹盖罐，颈亦铭“坤宁宫祭器”，正合典制。缠枝莲纹盖罐应即史籍所说坤宁宫行祭时用的酒樽王光尧《清代瓷质祭礼器略论》，原载《故宫博物院院刊》2003年第2期)。上下印证，可知康熙“内廷诸祀”瓷质祭器亦多是酒碗和酒樽。这种竖杆代林、以酒致祭的仪轨，实源于满族统治者未进关前居逐水草、呼啸山林、俯仰鞍马的游牧狩猎史，可能还兼有萨满教“通天树”的神秘影子。验之实物，故宫博物院与上海博物馆所藏“中和堂”款器中均未发现可被爱新觉罗氏用来作缅怀先祖开基立国伟业及发扬蹈厉剽悍勇武精神的祭器。何况，宫史也无以“中和堂”为内廷诸祀场地的记载。 问题之二：“中和堂”器是否属御窑厂所“奉造祭器”外的“等项”。 虽然“中和堂”器不是皇家祭器，但《国朝御窑厂恭纪》所载“康熙十年奉造”的并非仅“祭器”，完整地说是“祭器等项”，即包括“祭器”外的其它宫廷用器烧造事项，符否也不容忽视。 1．御用 供御是官窑的首要任务。当然，御用器不一定全是官窑，也可以是民窑，承德避暑山庄慈禧寝宫内与“大雅斋”、“储秀宫”、“体和殿”款器一样被看重的便有民窑烧造的装“益母膏”青花小罐。但御窑厂奉造的御用器则不仅应是官窑，还当是官窑中的极品一一御窑。这是由于皇权至高无上，即使宫廷用器也得官窑、御窑同厂分理。寂园叟《匀雅》就说过： 官窑之尤精者，命日御窑。御窑也者，至尊之所御也。官窑也者，妃嫔以下之得用者也。 许之衡《饮流斋说瓷》亦强调了这点： 清代于官窑之中更有御窑，专备御用，而下不敢僭。若官窑则达官亦得用之。 照此，则御窑厂奉造的御用器当“尤精”。然“中和堂”款器却是精粗兼容，且宫外常见者多为大路货。一些为切合粗笔画风而特意选用的器型正如耿先生《明清瓷器鉴定》所言：“笨拙”。 所以说，即或这些器物曾为“康熙御用”也不是工部预先颁额，不属《国朝御窑厂恭纪》中的“康熙十年奉造祭器等项”。 2．铺宫 所谓“铺宫”，即后妃、贵人、女官等居处日常用器铺设。作为“铺宫”项目之一的瓷器虽也含各种途径进宫的民窑器，但实以官窑器为主。清《国朝宫史》卷十七“经费一·铺宫”条记有从皇太后到皇子侧福晋每年日常所用瓷器釉色、纹饰及数量，如： 皇后 黄瓷盘二百二十，各色瓷盘八十；黄瓷碟四十，各色瓷碟五十；黄瓷碗百，各色瓷碗五十；黄瓷锺三百、各色瓷锺七十；各色瓷杯一百，瓷渣斗四。 贵妃 黄地绿龙瓷盘四，各色瓷盘三十；黄地绿龙瓷碟四，各色瓷碟三十；黄地绿龙瓷碗四、各色瓷碗四十；黄地绿龙瓷锺二，各色瓷锺十五，瓷缸一。 士己 黄地绿龙瓷盘二，各色瓷盘二十；黄地绿龙瓷碟四，各色瓷碟八；黄地绿龙瓷碗四，各色瓷碗三十；黄地绿龙瓷锺二，各色瓷锺十二，瓷缸一。 然而，“中和堂”款器从未见以象征皇权的各色龙纹作装饰，纵曾炫目于后妃椒房也不可能是出自御窑厂的“铺宫”瓷。 3．宴赏 赐宴随赏，亦是官窑器用途之一，孙承泽《春明梦余录》有专门介绍。有关宫内宴赏的是卷二十七《光禄寺》中一段文字： 朝廷每赐臣下筵宴，其器皿俱各领回珍贮，以为传家祭器。 记录这方面情况的另有乾隆《钦定日下旧闻考》： 向例元旦宴请诸王于乾清宫，次日宴群臣，自乾隆二十四年以后，皆于上元后一日赐群臣宴于圆明园，惟诸王仍筵宴于乾清宫，如旧仪。 据此，则康雍之际宴赏器有款也应是乾清宫，且多绘一束莲，寓意“一品清廉”，不会像“中和堂”款器纹饰那样去演绎“少妇曾攀折，将归扫镜台”一类绮语丽句。 如此看来，沪贤文章欲以《浮梁县志》中有“康熙十年奉造祭器等项”记载证明“中和堂”款器为官窑，同样难经推敲。“康熙辛亥中和堂制”款器与“康熙十年奉造祭器等项”语只是时间上的同一，并非烧造上的同一。易言之，两者只是同一年份，不指同一事物。 (三)核堂名，定官款与宫史不符 各用一“园”(皇家圆明园)一“志”(官修《浮梁县志》)分别拟从“空间”与“时间”角度证实“中和堂”款器是官窑的文博专家，都把他们的理论支撑点搭建在《饮流斋说瓷》那则将“中和堂”定为“内府堂名”的“瓷话”上。可是，查阅文献却令人震惊。 检索清代官修《国朝宫史》，被称为大内的宸垣帝阙并未见“中和堂”。此书系乾隆七年清高宗弘历命内廷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等编撰，乾隆二十四年复令蒋溥等详细校正，重加编辑。乾隆二十六年又派于敏中等帮同校录。乾隆三十四年十二月全书告成，收入《四库全书》史部。这部专著以辑存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有关宫廷史料为宗旨，其第十一卷至第十六卷《宫殿》门类中，罗列了从紫禁城到西苑乃至雍正潜邸雍和宫的所有宫、殿、轩、堂，诸如乾清宫、坤宁宫、储秀宫，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文华殿……举凡宫匾殿额轩号堂名无一遗漏。甚至匾额何人所书，楹联什么内容，殿堂居者为谁，都有翔实记录。以“堂”冠名者计有浴德堂、搞藻堂、乐善堂、凝晖堂、三希堂、萱寿堂、韵古堂、鉴古堂、悖叙堂、澄怀堂、敬跻堂、古籁堂、漪澜堂、澄观堂、五福堂，缺的就是中和堂。 对此故宫学者虽未道破，实际上通过踏勘早已知紫禁城及周边的皇殿御苑无“中和堂，他们一而再地将器上堂名界定在圆明园就是证明。作为清朝帝王最大的行宫，圆明园在概念外延上的确也是“内府”，但笔者在核对相关史料时却同样找不到宫内专家们说的“中和堂”。 乾隆《钦定日下旧闻考》是全面介绍圆明园早期情况的官修志书，其卷八十《圆明园一》、卷八十一《圆明园二》、卷八十二《圆明园三》详记该园门、坞、池、榭、楼、堂、轩、馆、殿、庑、书房、梵室及其由来，所录堂名有洞明堂、茹古堂、纪恩堂、五福堂、翠微堂、素心堂、含碧堂、旷然堂、全璧堂、品诗堂、乐善堂、横云堂、贵织山堂、耕云堂、涵秋堂、澄景堂、深柳读书堂、绮吟堂、永日堂、抱朴草堂，惟独没有中和堂。 由于从紫禁城到圆明园亦即整个“内府”均无“中和堂”，以“康熙辛亥中和堂制”款器“应该正是康熙十年的官窑器”推论切入的“时间定位”方式，乃至以“有清仁庙、纯庙两代君主，好讲理学，故所命堂名多理学语”为凭臆测“中和堂”系“内府堂名”的瓷话，统统失去了前提。 三、循匠师画坊款识察微 阅“中和堂”器，既有八字款、四字款之分，还有带面款、不带面款之别。目前所见带面款的仅部分八字款器，多署“漱玉亭”和“瞻公”。与纸绢画落款格式相仿，“漱玉亭”三字均于题句后另起一行，“瞻公”则为签名式押印。 《中国名瓷欣赏与收藏》介绍的上海博物馆藏“康熙癸丑中和堂制”青花釉里红楼阁图盘保存了不少这方面信息： 此盘敞口，浅腹，平底，双圈足，形制精巧，胎体匀厚。通体除双圈足处无釉外，余皆施透明釉，釉色白中微闪青。盘内以青花釉里红绘楼阁人物图，画面以青花为主要呈色，只在树叶、彩云、花丛处点缀釉里红。左侧有青花五言题句：“少妇曾攀折，将归扫镜台”。下落：“漱玉亭”楷款和“瞻公”篆书方框章。内口沿绘卷枝纹一周。青花鲜艳明快，釉里红明快有胎点。器底以青花书“康熙癸丑中和堂制”四直行八字楷款。 北京故宫博物院也藏有署“瞻公”和“漱玉亭”面款的“康熙辛亥中和堂制”器为青花釉里红寻梅图盘。请看藏品简介： 盘敞口微撇，浅腹，双圈足，里圈矮，外圈高，双圈间无釉，足内有青花“康熙辛亥中和堂制”八字楷书款。辛亥即康熙十年(1671年)，盘内以青花釉里红描绘了文人相送的惜别场面，画面以青花为主色，釉里红仅用于树叶的点缀。盘心空白处写有五言诗两句，诗尾有“漱玉亭”楷款和一个篆书方印(笔者按：即“瞻公”)。 民窑误为官窑，鉴藏界轰动一时的一桩百年积案！ “瞻公”名号和“漱玉亭”画坊款识的出现，使“中和堂”器窑口之辨由深宫大内的堂名考证和御窑奉造的时间核查转移到了器面。因为这种官窑器不可能有任由匠师自书名字斋号现象，已清楚表明了“中和堂”器绘制者的民间艺人身份。而在景德镇匠师画室就是彩绘作坊，所以画师斋堂款实为彩绘作坊款。换句话说， 此乃标准的民窑元素。上博专家和故宫学者虽然都已看到，却共同漏考。 无独有偶，对照清宫旧藏，“漱玉亭”面款在器底署“球琳珍玩”的青花釉里红山水图盘上亦见，藉之正可多方确认“中和堂”款器的窑口。从院方介绍文字和实物看，此“球琳珍玩”款盘不仅釉色、胎骨、造型与上举诸器无异，“漱玉亭”字体风格、书写习惯、题款章法亦绝似“中和堂”器。请注意馆藏著录之说明： 盘敞口微撇，浅腹，双圈足，里圈浅，外圈高，两圈间无釉露胎，底心白釉青花“球琳珍玩”四字楷书款。以青花釉里红为饰，内沿绘卷草纹，盘心绘洞石山水翠竹纹，空白处书五言诗两句“高树临溪艳，低枝隔竹系”，诗尾写有“漱玉亭”。 耿宝昌先生《明清瓷器鉴定》同样谈到了“球琳珍玩”款器，并准确指出： 另有署“球琳珍玩”款的器物，造型和纹饰画意均与“中和堂”款器物相近，其制作时代亦应为康熙早期。 有趣的是，对“珍玩”款《饮流斋说瓷》早已定论。原文是： 称堂称斋者，帝王亲贵、达官名匠皆有之。若称书屋、山厉者，称珍藏、珍玩、雅制、雅玩者，亲贵达官有之，而帝王无是也。故此类款概谓之私家款。 据此，则“球琳珍玩”当属“私家款”，署该款者应是民窑器。《故宫博物院藏清代瓷器类选第一卷·清顺治康熙朝青花瓷》即是依《饮流斋说瓷》中“此类款概谓之私家款”一语将之定为民窑款的。由于“漱玉亭”是绘制民窑“球琳珍玩”款器的画坊，所以，上博专家披露“中和堂”款器上有“漱玉亭”面款虽属无心，却无异于在昭示“中和堂”款器出自民窑。故宫学者已确认“球琳珍玩”款器和“中和堂”款器上都有“漱玉亭”画坊标识，又以民窑、官窑分论之，则明显自相抵牾。 尤能说明问题的是，“球琳珍玩”款器与“中和堂”款器精品绘制者往往系一人。如故宫所藏“球琳珍玩”款器与裴光辉先生所编《康雍乾青花瓷》(福建美术出版社，2004年版)中“康熙辛亥中和堂制”青花釉里红山水图碟的纹饰、题句、画坊款即完全相同：取境均是翠竹红树及幽谷云崖，景语俱为“高树临溪艳，低枝隔竹繁”(笔者按：由于繁体“系”字与“繁”字形近，不少版本将“繁”误读为“系”，借此机会一并订正)，绘器场地都在“漱玉亭”。只是底款一书“球琳珍玩”，一铭“康熙辛亥中和堂制”。两器书风画格毫无二致，百分之百为一人手笔。既然前者是民窑，后者无疑也应是民窑。 行文至此，鉴藏史上这桩民窑误为官窑的百年积案形成过程已历历在目：最先是廛市“瓷话”传讹，为始作俑者。接下来饮流斋以“内府堂名”演绎季清瓷话实望阙断事，误步后尘。然沪上才俊由于述古时未考镜源流而重蹈覆辙，亦令人扼腕。长年工作在紫禁城的故宫学者发现身边无饮流斋所言“中和堂”，欲从圆明园角度来笺疏《饮流斋说瓷》中“内府堂名”之语，却在忽略对造园时间稽核的同时也疏略了对圆明园被英法联军焚毁前是否会有“中和堂”的考订，以致郢书燕说。加上双方在构筑“时间定位”和“空问定位”理论框架时只注意底款，都未考虑面款，从而使旧说陈陈相因，沿袭至今。 四、结论 综上所述，可知由饮流斋考释、诸多权威人士阐发、现被当作官窑于故宫博物院及上海博物馆等处陈列展出的康熙“中和堂”款器，并非官窑生产的宫廷专用瓷，乃是以画坊署“漱玉亭”号“瞻公”者为代表的雅匠良工分头绘制的民窑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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