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协委员
1968年2月，县委统战部的官员打电话来，声称“你换防了”。随即又接到通知，去政协办公室报到开七天会。现任政协余主席，是上一届的人大副主任，同他一道开了四年的会。第五年调整领导班子时，本应接替周主任。但政协没有“搞头”，拟从副县长退居二线的现任人大主任不愿去。只好把余换到政协。余在讨论换届的会上，坚持要他。有领导说：“也好，让他到政协去啕（方言骂的意思）”。他这把年纪，不啕白不啕。该啕不啕，不如草包。早就听说政协人材荟萃，然而会议稀稀拉拉，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他所在的第七小组，叫做“民族联谊组”。有彝族上层，有宗教、侨联、台属、文化、体育界的，应该说可以交流的信息不少。发言虽然踊跃，无非老生常谈，人云亦云，发发牢骚，倒倒苦水。县域的政治、经济、民生，没人说出个名堂。声讨腐败总是泛泛，没有人敢指名道姓。他连话也插不上，更别说啕了。财政预算报告中，当年的党代、人代、政协三会列支90万。纳税人的钱，花得不值。自然，比起官们花钱买醉，也无所谓值与不值。会议选举，组织上提名他当常委，虽然有差额，他的姓氏不会列在选票的后面，委员们顺手画圈，也就当选。
县政协十届三次常委会协商的三个议题是发展非公有制经济，蚕桑生产，国有企业转制及下岗职工生活费问题。他被分在后一问题的调查小组，由一个副主席带领到县印刷厂开座谈会。这本是一个可以经营得很好的企业。由于前年发生的凶杀案，从经济上和职工心理上伤了元气，加上县内外私营印刷单位的竞争，抢占了份额，造成亏损。去年的所谓“改制”，安上股份公司的名称，实际经营管理依旧，职工不买帐，董事长也不“懂事”，“不知道一天在干啥子”。职工凭本事拉来业务，组织几个人就干，总还厂里的机器哪个都可以开。“有的人整肥了”。没有社交关系的干瞪眼。问职工们对前途的打算。多数人表示宁愿把厂子卖了，“迟卖不如早卖”。县上的意思，还是要维护公有制经济。他在会上发表中小国有企业必然垮完，下一步垮银行的观点，似乎为当局者讳。连一向开明的余主席在总结中也要求大家发言要“讲政治”。
政协任命他为“提案委员会“的副主任。有次提案委全体成员乘三辆小车到云甸乡“视察”蚕桑生产。他与另一个委员的吉普车先到，等后面的人，在乡政府的院里闲逛。见墙上贴的红纸，标题是“检讨书”。内容是一罗姓村民将自家的桑树从承包田里移到自留地中，“违反了国家的法规”（是否有这样的法规？），深刻认识错误，马上把树根栽回田里，并“自愿接受”领导的处罚3600元。与他同行的委员疑是36元没打小数点。他说不会，等座谈时问问。谁知乡人大主席在汇报狠抓蚕桑生产取得成绩的措施中，已将此事件作为“狠”的例子举了出来。是乡上发现该农户移树后，马上扣留了那家的摩托车。直到桑树全部移回，检查无误，并按要求四处张贴检讨，交清三千六百元后才让领回摩托。他想起罗隆基曾说过“智者作法，愚者守法，是中国过去的历史；强者立法，弱者服法，是中国近来的现状”，而那是写在七十年前呀！
在经历了九五、九六两年的丰收之后，九七年会理县的农业生产很不理想。尤其是烤烟受灾，产量从年初预计的六十万担，缩减为四十万担；成色不好，收购单位压级压价。农民叫苦不迭。这是一个有耕地四十多万亩的农业大县，农民主要靠田土里觅食和养殖业卖钱。九八年同样不乐观，生猪价格每斤跌了一两元，算下来全是亏本。年终的政协十届四次常委会上，县委书记作报告，预计全县国内生产总值将增长百分之十二以上，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加150元。书记走了以后他发言：中国的统计数字大家都心知肚明，基层官员早就说上面要多少我们报多少，但以今年的农产品价格计算，仅仅烤烟和生猪两项农民人均纯收入减少150元还差不多，哪能增加？更奇怪的是，县供销社主任作的烟叶供销及资金使用情况报告，被发言者交口称赞。供销社在改革开放的商品大潮下，濒临解体。这个作报告的主任很有活动能力，在其半哀求半要挟的“勾兑”下，县委抛开卷烟专卖政策，准许供销系统收购烟叶。报告中把上年烟叶收购亏损四千八百多万元的原因吹得头头是道，像是替农民做了天大的好事。先说收购均价省上定的每斤只有3.80元，县上要求5元，结果收成4.87元，而调拨价是按3.80元计算的，由此亏损1400多万元。后面又说为了完成县上的要求，提高等级收购，导致降等降级又损失1400多万元。明明说的是一回事，前者是结果，后者是手段。下来以后他就给主任指出来，主任没法解释，只是说地税局一张一张翻单据都承认其报的亏损。怪不得该主任是有名的“出手大方”。有一次他同信贷股的股长并州分行下来的人，一行好几个去供销社了解资金需求情况。杀伙食不算，一人还被奉上500现大洋。
政协十届二次会议开了五天。同上次会议一样，城河污染，红旗水库水质，北关十字路口交通拥塞依然是热门话题。也是委员联名最多的“重点提案”。这些提案年年叫，官员的耳朵都起了老茧，委员们领五天补助，不提又不好意思。有个老革命在会上愤怒地指责南街办事处向菜农收取“卫生费”，说一个小女孩一篮子野菜只卖了六毛钱，估倒收了人家五毛。他当着城关镇书记的面，也说这样的做法不妥。书记很不高兴，称每年收取的卫生费仅十多万元，而开支须三十多万，“我们也不想收。巴不得委员们写个提案，取消收费”。开头都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啥案也不提的了，经书记一激，他便写了个提案，论述此项收费的五大危害：1，中央规定行政事业性收费须经省级人民政府批准，不知此费由哪一文件批准？2，目前农产品价格下降，农民增收困难，此费最高达菜农收入的百分之八十三，加重了农民负担，有违中央精神；3，有的农民为了逃避收费，挑担满街转，造成沿街叫卖，影响市容；4，据反映基层将收来的钱充作小金库，用于公款消费，形同勒索，严重影响党和政府形象；5，若默认此项收费，无异于鼓励下面巧立名目乱来。提案要求县政府明令废止！
年底提案委员会开会，他才看到县政府办公室给他年初提案的答复，日期签在六月二十五。他说自己当个副主任，提案都要半年以后才看到答复，其他委员的恐怕更是积压有时了。政协管提案的工作人员，可能丈夫是个什么官，听后马下脸来，虽然没有理由发作，此后再也不理他。答复完全肯定他的意见，声称已通知城关镇人民政府，停止向菜农收取卫生费。这次会议本是评选办理得好的提案，以资鼓励。他提议将此答复列入。但下来一问，哪里停止，照收不误。只好在下午的常委会上又撤下来。
他感到自己被愚弄，要么是城关镇根本不打你政府办的钱，要么是政府办诓人，决心根究到底。因县长到省农业厅挂职，黄副县长主持政府工作，来列席政协常委会。他用实例述说农民挣钱之艰辛，不要小看南街办事处收菜农几毛钱的问题，上面若纵容下面乱来，就会如张献忠所言“朝廷之官坏朝廷之事，献忠不反岂可得乎？”他历来脆弱，说着说着不免眶泪，全场鸦雀无声。政协苏副主席是无党派人士，县审计局局长，支持他的意见，表明局里正在审计卫生费的收取使用情况，“我可以负责任地说，卫生费的使用并不卫生，相当比例用于吃喝和发奖金了”。下午黄副县长专门到会，说中午找城关镇的书记、镇长做了工作，答应下午即到南街办事处制止其乱收费。但又表示有些关乎利益分配的事，办起来很难。的确，该提案断了南街办事处的财路，能不受到抵制？提案委员会主任是县纪委副书记，表示过对他的提案的支持，“本来我们纪委也可以过问”。他不知道主任过没过问，只是散会后走在一起，说“政协要多有点刘委员这样的就好了”。
在领导们的重视下，此项收费终于停止，且没有卷土重来。庆麟在西昌和华阳都买了房子，每年像候鸟一样几处住住。据说“哪里的农民卖菜都要交费，只有会理不交”。言下之意是他的功劳。他纠正，多亏了黄副县长。
一次与提案委员会的同仁到会东政协“取经”。大约是地处偏僻，客人不多的原故，主人打破规格迎接。行前联系后又多次打电话询问动身了没有，多少人，男的几个女的几个。他们的两部小车开到会东政协门口，出来的人说主席已经驱车到半路迎接了。因为那时还用不起手机，未随同前往的两位老年副主席把他们候进会议室的同时，不得不派会理的车去把主人“迎回来”。宾主一一握手寒暄、介绍，才晓得五位主席副主席全部出马，而他们一行中只有一名常务副主席。
由于改造后路况不错，他们乘坐的又是几十万一部的日本车，七十多公里个多小时，十点钟就到了。热情的主人却安排他们到宾馆住下，中午休息，下午再谈。会东宾馆刚刚落成，已算当地最豪华的建筑，标准间120元。他们为了替主人节约一行十人只要了三个三人间。中饭在宾馆餐厅。多为工艺菜，色香味俱全。只是份量太少，去的人大概坐了一会儿车，有的根本就没吃早餐，好几道菜一上桌就拈空，以至陪同的主人不好动筷子。下午的座谈会依始，主人就表示气愤，说客人肯定没吃饱，这县委的宾馆太敲棒棒了，“今后再也不听他的”。在座都是吃过官饭的人，哪会让自己的肚子在公款面前委屈呢。晚餐安排到一家私人火锅店，堆了一桌子的菜，转盘都车不动，对面的菜远了不好意思站起来伸手，味都没尝到。大家酒足饭饱之后，满桌子的菜还剩一大半。本来午休前在主人一再动员，近乎生气的情况下，又多开一个房间，准备住一夜的。但晚饭后，同行的办公室主任接电话称老公出差，孩子没人照顾，必须马上回去，获主人谅解。主人又坐上车，送出十多公里，直到带队的副主席招呼驾驶员超车到其前面挡住，才依依不舍地把主人劝返。据说会东就兴这样的迎来送往。那几年先后出了州委组织部长、州委副书记、书记、州上XX、XX、会理县委书记、县长等等，不说与此无关。只是后来，至少有两个升自会东的州官在反腐中落马，涉案金额不小。
县级领导班子“三讲”，据说州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来督阵。通知人大常委、政协常委和副局级以上干部开动员大会。他认为与己无关，又不会点名，便没有去。改天政协的工作人员给他送来四本征求意见表，要他两天内送回去。他问一位要好的副主席，能不能不填。副主席说大家都填了，几乎全是“无意见”，本来也不起作用。他考虑再三，都写“无意见”，虽然显示了对运动的漠视，但同时漠视了自我的存在，写几句带刺的玩笑可以吧。
“对县委领导班子的意见”栏，他填了：在“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执行够好的同时，一部分人的生活水平仍停留在二十甚至五十年前，那些纸醉金迷中的人清醒后能安生吗？
“对县政府领导班子的意见”栏：在全社会都心知肚明数字的来历，而选拔干部另有蹊径的今天，高指标既不利己还可能害人。真不明白是什么思想观念。
“对县人大领导班子意见”栏：人大与政府是兄弟姊妹关系，应该不分彼此，每年聚聚餐、游游玩就行了，不必开会。
“对县政协领导班子意见”栏：“歪歪斜斜到政协”，既然是将倒之人，该说不说怕啥？
四大班子成员，除政协的两位党外副主席知心知底外，其余都不熟识。绝大部分填写“无意见”。只对一名县委常委，“三讲”中有人问她多处房产的来源，回说“已经向组织交待清楚了”便一句带过。他写道：搞那么多钱财干啥？
人大的一名党外副主任，入民主同盟不久，盟员们都没有讨论过推荐她当官（他的妻子就是盟员），人大任职后即把丈夫从集体所有制工人转为公务员。他填道：借民主谋私利，又是同盟的一大景观。
不久，政协又打来电话，称领导班子开民主生活会，邀请他参加。与会者有专职常委及专门委员会主任副主任。余主席的自我批评深刻细致，洋洋洒洒，把平常对马列毛邓“实用主义地学习”，“政治思想不坚定”，“正气不理直气壮”等上纲上线地声讨一通。他身旁的党外副主席悄悄说“简直是抓屎擦脸”。恐怕实在是找不到材料而剖析。有的提法是正话反说。大家心知肚明像余主席这样为人正派，羞于搞斜门歪道的人，在官场已是凤毛麟角，哪里还有更多的“帮助”。赞美、肯定之后，批评皆不过性情软弱，过份谦虚，不敢大胆抓对部下的管理等。他说“像政协这样的摆设岗位，你要腐败也搞不起来，谁打你的钱？”其它两位党员副主席也像余主席那样故意找些私心杂念之类来提高认识。由于时间关系，人们的批评也简单得多。
政协会议的分组并不固定。第一次会议他在“民族联谊组”，第二次在有许多离退休老干部的组，与会者发言都很积极，时间大都能占满。第三次以后在大部分是官员的组就水得多。不是男官员针对女官员开玩笑，就是“启发”哪家做东到山庄“讨论”。有个“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办”的主任，长像不错。官们缠住她，问什么时候把自己调去“射精办”同她共事。第四次会议安排的讨论只有三个整天。就有两天招呼去山庄。他知道人家是“开四大班子会”，他又不懂“麻经”，去了也碍事，一次也没参加。免不了办招待的官员还另眼看他，说他不给面子。按例，政协与人大套着开，称为“两会”，要列席人大全体会。他懒得去听。说白了，像许多人一样为了领取每天30元，加会餐费、文娱费合计260元的外快而出席的。
县城东北方向的红旗水库是居民饮水的主要来源。一次常委会例会提出其水质污染问题。第二天环保局长就包了两辆中巴把大家拉去视察水库和邻近的二水厂。一番介绍后，下得山来，进餐馆品尝丰盛的午餐，嘴巴也就堵上了。自然，比起其它地方，尤其是大城市，会理的自来水纯净得多。
又一次例会，政府办报告提案办理情况。其中一个提案要求公布历年群众救灾捐款如何使用。报告说过去的使用的确存在问题，与那时的民政局长和分管副县长有关，不便公布，“公布后可能影响今后群众捐款的积极性”。大家听了十分气愤。余主席说：“为尊者讳延续到现在”。他说，你们再发怒也没有用，在政协和这名领导（已经调到州上）的利害权衡中，绝对是领导占上风。
十届十四次例会用一半的时间视察。第一天下午到红旗水库。桌子上摆满了香烟、瓜子、香蕉和梨。大家边嚼着，边听取水电局副局长兼管理处主任介绍建库历史和整治扩容的需要，申请的工程概算数目不小，希望各位领导帮忙呼吁。说完引领众人到大坝溜了一圈，小车开道，进“鑫龙渡假村”，享用甲鱼和田鸡在内的美餐。政协的年轻工作人员和爱好杜康的几个委员，喝光了主人家的几瓶梅子酒还不尽兴，主席只好同大家一道坐大客车返城，而让小车留下。第二天安排整天视察。中午十二点不到就从通安的“退耕还林”现场返回。林业部门做东，仍在“鑫龙渡假村”。按山庄的惯例，中午吃米粉或饵快。他和三个委员在歌厅乘凉，见已经端了不少米粉进餐厅，怕苍蝇光顾，站起来说“先去吃吧！”进去才发觉已经坐了两桌，每人一碗正吃得香，也不招呼他们。四人在靠里的空桌坐下。服务员不断地一人端两碗进来，经过坐满人的两桌时，那些吃得吭哧吭哧的人示意把米粉留下，等完成第一碗后好添。服务员以为四人不是与贵宾同伙，竟然让他们空坐把玩木筷。都是些当过乡、镇、科、局长的委员呀！“吃着自己碗里，盯着别人锅里”不当回事。下午会议内容可想而知，“四大班子”早就投入酣战。部分老坎回家休息，声称晚饭再来。只有他和无党派人士医生副主席坐三轮车回家，下午也没去。第二天一个贪杯的年轻人倒处找手机，说是头天喝麻了丢的。
闭会那天安排讨论。发言人总是那么几个，有委员恐怕五年下来从没开过腔。一个民企老闆开了两次例会，再没露过面。他说了三点。一是好些水利设施有赖于文革期间修建，放到八十年代后无人过问，恐怕再也修不起。二是垄断行业与当官的勾结掠夺百姓的危害（退耕还林中欺上瞒下，骗取钱财）。三是红旗水库整治的前期设计费区区二三十万元，县上叫穷拿不出，但领导的坐骑动辄四五十万；县领导轮流出国考察，欧美一趟至少五万，拿一年不安排，设计费就出来了，何劳老百姓捐款（一委员建议向受益农民摊派设计费）。
第十五次常委会按年初规划议程应是视察烤烟生产，但七月一日江总在纪念建党八十周年庆典发表了重要讲话，上上下下都在认真学习，主席会议决定改成学习贯彻讲话的特殊例会。读完讲话，发言不大踊跃。一再冷场后，主持人点名请刘委员谈点看法，并示意工作人员把麦克风送到他面前。盛情难却，他先是颂扬江总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如果全党各级干部都能言行一致，身体力行当好三个代表，国家幸莫大焉，百姓幸莫大焉。然而，说来容易做起难。比如此前的世界三大男高音紫禁城演唱会，最高票价一万三千多元，一个政治局常委，一个委员为首的衮衮诸公端坐贵宾席，是他们自己出钱买的吗？若是国家付账，中纪委关于领导干部不准用公款从事营业性消费的禁令又是怎么回事？（与会的人笑出声来）电视上可容纳三万人的场子坐无虚席，绝大部分是黑眼珠黄皮肤的同胞。国家扶贫办公布，截止2000年末，我国尚有3000万年收入低于625元的贫困人口。按演出的最低票价，也就是说这些人劳苦一年，要六口不吃不喝，才能坐在最后两排的矮凳上观赏个半小时。还有花数十上百亿修建国家大剧院等等，究竟代表谁的利益？
他女儿考了奖学金在美国念书，这年回来探亲，回去后告诉他“发了笔小财”。原来是回国之前把车停在丈夫住的公寓里。回去后发现车门有擦伤，既是千多美元买的二手车，又不影响开行，便没在意，直接开了二百多迈回学校。一天突然收到一张九百余元的支票，是保险公司给她的车辆事故赔款。他谈到“讲话”中指出提高全民族道德素质的问题，无疑是十分重要和紧迫的。介绍上述事例，说在中国根本不可思议。必须改造目前坑蒙拐骗的制度环境。
有一次两天视察一天协商的例会，头天几辆轿车和一辆大巴到南阁乡看蚕桑。不知是当地官员反感（政协决定不了其升迁）还是天公不作美。带路的把一手拎一瓶矿泉水的老头老太领上又湿又滑的田间小路直爬山坡。他走在靠前的行列，裤脚都扫满泥浆，更别说一高一矮的皮鞋遭殃。好几处多亏身后的小伙扶了一下，否则滚成泥人。殿后的余主席见状，宣布“老同志们去不起，不要上了”。才将后军调头。整坡的桑田据说有几百亩。映入眼帘的全是比人还高的玉米，要透过玉米杆的间隙，低头搜寻方能找到齐腰齐膝的桑苗。向导说等包谷收了，桑树便会成片。但见桑叶不是被虫子咬得缺缺丫丫，就是斑斑点点的病毒状，天晓得会长成啥样。何况既有多年的老树圪兜，又有刚插的苗苗，这就是哄他爹的“桑园”。蚕桑被县官们立为“四大支柱”，一度征地、贷款、招工建了1800绪的“缫丝厂”。不知道真正的丝缫没缫出来厂就垮掉，农行的千多万贷款打倒。恐怕就是这些辉煌业绩的桑园造成的。
第二天看“两改一同价”，是朱镕基的“总理工程”。由国家出巨资改造农村电力供应体制，改造农村电网，使城乡居民用电同网同价。这确实是造福农民的大好事。只可惜全县一年不到，花了三千万，装表到户为总农户的四十分之一。概算下来，每户一万二，要十二亿才能完成。委员们忧心忡忡。
两个上半天坐车兜圈子，中午到山庄小吃，下午摆开“方阵”。自然分别是蚕桑局和电力公司做东。他不愿当“首犯”（守饭），无限风光的晚餐就免了。
代表、委员在一起，可以听到不少内部消息。比如有次小偷洗劫了县委的办公大楼，包括县委书记在内的四个常委，以及宣传部、统战部、组织部老干局等的办公室都被撬门扭锁。但除了宣传部被盗一本公家的存折，统战部一副部长头天领的五百多元工资不见外，书记和常委们竟然都有险无惊。或者真的为人小心，办公室不放钱物，或者有口难言，大家都这么认为。还说可以写篇稿子表扬小偷，因为连财务室的门都没有撬，而专指有身份的，分享那不义之财，应该应该。
锌矿的朱书记也是州七届人大代表，原先在天宝山跟他就很熟。知道这层关系，每次代表会，会理团的工作人员都把他俩分在一个标准间。二人无话不谈。朱说最操心的是每年春节，要花一两百万拜年。从省冶金厅、州、县，到区乡，哪尊佛都不敢得罪。矿长、书记分别带队，忙都忙不过来。有一年从上到下拜到矿山所在地的白果乡，离年关不远。乡领导说，我还以为你们把我们忘了，脸色很不好看。官阶高出两级的矿领导只好一个劲地道歉。又说年前自己率人到会理县委，拜完年后，一个县委副书记悄悄地说：“朱书记，过年了，是不是弄点这个使使！”右手拇指跟中、食指搓了两下。朱书记只好从随同人员那里又拿一个红包奉上。还说检察院的反贪局长到锌矿查案，虚晃一枪，目的是要钱。
十三年的众议院到参议院，他博得个“敢言”的臭名。有人说，他之所以敢，是因为一不在会理的财政舀饭，二是女儿投奔美帝，他无求于人。他承认，尤其是后者。女儿高考得了会理县分数第一，凉山州第二，别人要他介绍教育经验。他说从小就告诉女儿，妈老汉无能，一切只有你自己靠自己。女儿造就了他的名声不是。
李鸿章说过：“世间最容易的事情就是做官”。算是其亲身体验，话到点子上。当今考公务员如此火爆，还不是冲着这“容易”两字而来。他在日记本上写下：
山光物态日依旧，总把风情看不够。记忆才从襁褓来，语音已带嘶哑后。
方言鱼鸟尽翱翔，预报水天充尘垢。何苦周遭经此劫，浑然一梦不觉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