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村是冀南平原无数个村落中很不起眼的一个。连村名也毫无特色,只是以村中人口最多的姓氏命名为X庄。 村中人口最多的姓氏,据说大都是600年前从山西来此落户的同一老祖宗的后代。 从没有出过高官显宦,所以祖宗也就没有留下什么值得后代夸耀的资本。但当初祖宗选的这块地方,还算不错,土地还算肥沃。 因此,过去曾经是县里几个比较富裕的村子之一。这个从过去村里临大街的房子就能看出。在这一带农村中,过去大多以土坯房为主,零星可能有几家表砖房。但从我们村街上走过,就会发现,临街的房子几乎都是砖房和表砖房,看不到土坯房。
村子比较富裕应该归功于祖宗选了这块地方。 村子所在的这一地区虽然是平原,但自然条件很差。有一句顺口溜:xx县八大洼,七十二个沙疙瘩。 因为历史上黄河和漳河从此经过,不断变迁的河床,不但留下了一个个沙丘,还造成高低不平的地形。高一点的地方几乎都是沙地,低洼的地方排水不畅,往往形成盐碱地。所以县里好地很少。我们村恰恰是不多的几个土质不错的村子。村子往北往东都是沙地,往西是碱地,往南是粘土地。虽然粘土地风调雨顺时收成不错,但干旱时往往颗粒无收。只有我们村,不但没有碱地,而且大多的土地介于沙地和粘土地之间,保墒效果不错。在靠天吃饭的时候,这一点很重要, 因为在华北,对农业最大的危害是干旱。 干旱能使庄稼颗粒无收,农民就只有出卖土地来换取一点吃的暂时活命。挺过灾荒,地也没了,就沦为贫民。我们村因为土质,即使干旱情况下,也多少能有点收成,农民就不容易破产,沦为贫民。 所以在解放前,村里真正算贫民的据说也就两三户。其余的家庭大多都有一些土地。 人均土地比周围村子多不少,据说土改时拨给邻村有两千亩地。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时,村里有两家大户,分别被称为北院和南院,各自都有上千亩地。其中北院似乎富起来比较早,因为他们的房子大部在大街北侧地势较高的地方。我们家属于南院,房子都在大街南侧比较低洼的地方。据说我们家富起来还没几代。 过去长辈还都在世的时候,一些奶奶大娘们还经常提起有个祖宗因为没吃上包子而气死的故事。这位祖宗是我的七世祖,也就是我高祖父的爷爷。据说他二十岁左右得了馋病。有一年后娘要去邻村赶庙会,他要跟着去,帮后娘提着篮子,希望在庙会上后娘能给买个包子吃。 在庙会转了一天,后娘也没给买包子,回来很生气,不久就死了。据说过去老人们每次上坟都要带上包子,祭奠这位祖宗,然后在他后娘坟前骂上一通。 这说明当时家里不会太富裕,否则不至于连个包子也舍不得买。
这位祖宗过世后留下二十四岁的妻子和几个月的儿子。 他妻子在八十多岁时受到旌表,光绪年间编成的县志节妇一章中有传。大意是xxx妻,二十四岁孀居,后来公婆瘫痪在床,她独自一人,靠纺棉花织布,尽心服侍公婆,抚养儿子长大成人。县志中特别强调,她的品行也得到了回报: 受旌表时(同治年间)她已八十高寿,仍然身体健康,孙子已入县学(考中秀才)。 现在在老家还有授予她的那块木匾,上写节历冰霜四字。 靠纺棉花织布养家,说明当时家里还没多少财产。 冀南盛产棉花,我们村也不例外。手工纺棉花织布向来是村民的一项重要收入来源,使寒门百姓能够补充土地产出不足,得以生存。 发家大概是在老太太的儿子即我的六世祖这代。 因为这位老太太的孙子(我高祖父)能够考中秀才,说明在老太太晚年家境已经很不错了,否则也无法供子弟读书。要知道对收入微薄的农家来说,别说花钱请先生,连供养一个吃闲饭的子弟的可能性都没有。 从我高祖往前七代单传, 到我高祖有了三个儿子,后来人口多了起来。 到二十世纪初俨然村中一大族了。所谓南院的人都是我高祖的后代。
到二十世纪初,南院北院两家都人口增多,分家析产了。 北院的人们彼此关系要远一些,可能分家比南院早。南院都是我高祖的后代,彼此关系非常近。大概到二十年代初才分家。 高祖三个儿子。 我大曾祖 (我曾祖的大哥) 中过秀才, 清末时捐了一个官,在山东某县任县丞,俗称二衙。相当于副县长。 捐官是为了壮家声,因为有财无势,往往成为贪吏猾胥鱼肉的对象,也会受到豪门的挤兑。听老人说,南院北院长期不睦。北院发家早,看不起后发的南院,时时刁难,挤兑。 到后来我曾祖母和她妹妹分别嫁入南,北院,两家成了姻亲,矛盾才解决。 但南北院家风和气质不同,到现在还能看出。北院富得代数多,生活要讲究一些,姑娘儿子要洋气一些。南院脱贫没几代,还比较俭省,人们要土气一些。
南院北院虽然都分家析产了,但分出的各家仍然在村里算比较富裕的。因为分家按股不按人头,其中人口少的股人均拥有土地仍然比较高。 以南院为例, 曾祖父哥三个, 大曾祖有六个儿子,二曾祖没有儿子, 我曾祖父 就我爷爷独子。 二曾祖娶了四房老婆,也没生成儿子, 最后没办法,只得将他大哥的二儿子过继过来,延续香火。 分家时, 一分为三,大曾祖剩下的五个儿子共享一份300多亩地, 他二儿子和我爷爷各得一份。 好像为了稍做平衡,我爷爷,和二爷爷 (家里大排行,我爷爷行七)还给了另外五个爷爷一些地和房子。 当南北两院分家以后, 村里大概 我们家, 我二爷爷家都有三百来亩地, 北院有一家有二百来亩地。 我爷爷和北院那一家的家长是村里的头面人物。 虽然当时政局混乱,他们不会出头当费力不讨好的村长,但村里的事都离不开他们。 出钱的事自然要他们拿大头。
二十世纪前半期中国长期政局动荡, 农村地主不好当。尤其抗战爆发,政府南撤,形成政治真空,土匪蜂起。 地主们一不小心,得罪了谁,就可能闹个家破人亡。 我爷爷在分家前从15岁就管家, 练就了八面玲珑的本事。 我们家从来没被土匪绑过票。 有一年快过年的一天晚上, 有人从大门外面向家里的炮楼上仍土坷垃, 护院的问是谁,有什么事。外面答道,"我们当家的想跟掌柜的见个面。" 我爷爷考虑了一下利弊。 土匪肯定是来要钱,如果不去, 就得罪了土匪,肯定将来会找麻烦。 最后决定还是去见一下。 于是带上护院的, 拿着冲锋枪, 一块去村南柏树坟地里,见到了土匪头。 土匪头子还很客气,说, "掌柜的,快过年了,好些弟兄们这个年过不去,掌柜的能不能借给点钱,让弟兄们把这个年过去。"我爷爷当然明白,就是敲诈,就问, 弟兄们需要多少钱? 土匪说200块大洋。 我爷爷也没犹豫,说行,一会让护院的给送来。 回去后包好200块大洋,让护院的送了过去。 据说护院的从里面抽了两块,土匪一数不够, 护院的说, 刚才掌柜的明明是包了200块。 土匪也明白, 笑了笑说, 补子爷, 你就买双鞋穿吧。 护院的叫补子,在村里辈分比较大。 掏了200块, 灾消了。我们家在战乱的年代从来没被绑过票。北院的管事人比较强硬,他们家几次被绑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