敏感的文革五十周年
邢小群
我有一位好友，四十多年前毕业于北京师大女附中。为了纪念母校百年，她们几位年逾花甲的校友用两年多时间编了一本《远去的女附中》。上报官方机构审读，获准出版。即将开印之际，却收到出版社总编辑的一封信，全文是：
今年是“文革”开始五十周年。你们合作的文集《远去的女附中》因众所周知的原因，在即将出版之际，被上级叫停。无法出版。我们深知这部书凝结了每一位作者对母校的深情厚爱，对此结果给作者们带来的冲击我们深表理解，也感到万分遗憾。感谢每一位作者为此书付出的心血。感谢大家对出版社的信任。作为出版人，虽然最终未能将书付梓，但我们在编辑出版这部书的过程中，从书稿的每一篇文字中都获益良多。为此，我们要向你们，致以衷心的敬意与谢意！
此信写得很悲情，体现了中国大陆出版人的无奈。其原因，无非是书中有几篇文章涉及文革初期校长卞仲耘被学生打死的悲剧。学校百年，这是一页绕不开的痛史。然而有所反思，却触碰了官方的密令：中国大陆体制内所有传媒：今年禁谈文革！
对反思文革的严厉管控，非自今日始。我四年前在大陆出版了一本口述史文集《我们曾历经沧桑》，20万字的书稿，被编辑删了一万多字，删节的重点之一，就是有关文革的内容。两年前北京师大女附中宋彬彬等人回到母校道歉，《新京报》记者独家报道，也受到官方的严厉斥责。
自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迄今正好半个世纪。这个节点，本是回顾与清理文革的契机，但又恰恰是当政者的痛点。他们担心反思一旦形成声势，会危及统治的合法性，于是提前发出禁言文革的内部密令，《远去的女附中》一书就成为这种背景下的牺牲品。
五十年来，大陆官方对文革的态度可分为三段。
毛泽东在世时是第一段，全力肯定文革，不容置疑。有一首歌的标题《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代表了这种宣传基调。当时怀疑文革而被捕坐牢，乃至判处死刑者，不是一个小数字。
毛泽东去世后开始第二段。先是华国锋宣布文革结束。胡耀邦到中央党校主持工作，体制内出现了系统否定文革的声音。1980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从政治上否定了文革。邓小平、陈云等人联手，从华国锋处争得了最高权力。邓小平在文革中是挨批的，华国锋是文革中起家的。彻底否定文革，就确立了邓取代华的历史依据，同时为清理各级领导班子中的文革受益者制造了舆论。文革头绪复杂，邓小平需要尽快摆平党内恩怨，提出宜粗不宜细，简化了文革的政治光谱。相当多的老干部在文革不同阶段紧跟毛泽东的情况被尽量回避，老一辈革命家被塑造成文革的受害者和抵制者，文革的罪责尽量归结到林彪、四人帮、康生和造反派头上，毛泽东的首要责任却被开脱。从1980年代到1990年代中期，在中国大陆是言说文革相对宽松的时期。文学艺术界涌现了一大批表现文革的小说、诗歌、报告文学、影视、舞台剧和美术作品，新闻界采访了大批文革的受难者，出版界也推出了一批当事人的回忆录，史学界则开始推出研究论文，中央党校等机构还招收了几批研究文革的博士生、硕士生，金春明、席宣、严家其、高皋、王年一等人撰写的几本文革史也是在此期间问世的。就否定文革而言，知识界和官方有过一段短暂的蜜月。
1996年是文革30周年，也是第二阶段转变到第三阶段的时间节点。官方对文革的态度由否定和简化，变为回避和虚化。当时，广东的《焦点》月刊因为编辑了一期文革研究专号，被官方断然停刊。北京的《东方》双月刊因为编辑了一组文革研究专题，也受到严厉整肃。官方态度为什么发生这样的改变？一是因为邓小平已经不能问事，而新领导人的权力基础与否定文革无关。二是民间对文革的研究出现了独立思考，开始超越官方决议的局限和宜粗不宜细的规定，向更加真实的历史层面逼近。文革将不再是混进党内的几个坏人作乱，而是国际共产主义革命运动中的有机一环。反思的触角已经伸向极权体制本身。这是当政者不能够容忍的。从此，有关文革的出版物和文艺作品，莫不受到严格的管控，经过官方严格筛选后能够问世者为数了了。相关档案不得开放，影视领域这十年的历史几乎成为空白。文革重要当事人的回忆录如：《王力反思录》、《吴法宪回忆录》、《邱会作回忆录》、《十年一梦》等，独立学者的研究成果如：印红标《失踪者的足迹》、李逊《革命造反年代——上海文革运动史》等，只好拿到香港出版。官方看到这一动向，又把从香港往大陆带书当作严密监控的重点。在口岸没收书籍，引发了不少纠纷。此外还有大量文革回忆录和研究著作，以民间自印本的形式分散出现，传播面很小。
1996年到今天又经过了20年。20年的回避与虚化，已经导致了一两代人对这一段历史的无知。这段时间，我在一所大学教书。上课时总有学生要求：“老师，能不能给我们详细讲讲文革？”我问道：“关于文革，你们知道多少？”他们说，我们只是在政治课上知道：“‘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中学老师要求背下这段文字，应付考试，其他都不要问。我说，能不能问问你们的父母和爷爷奶奶，他们看到的文化大革命？学生说，他们都不愿意讲。
文革四十周年时，徐友渔、郝建等学者在北京发起了一次小型学术讨论会，十几个文革研究者怕官方干扰，不敢打电话，也不敢发电子邮件，只好口口相约，一起到郊区密云赴会。
退休高官于幼军，应聘担任中山大学教授，开设反思文革的历史讲座，原计划讲七次，受到压力，讲了两次便匆匆结束。
所幸的是人类在这段时间进入了国际互联网时代。官方可以控制影视、广播、书刊、报纸免谈文革，却不能完全控制网络空间，有关文革的文字、声音和影像，开始通过网站、微博、微信交流和传播。学者吴迪主编的《记忆》、学者何蜀主编的《昨天》，都是学术品质很高的专门文革研究的电子月刊。一些体制内的学术机构，预见到今年举办有关文革的学术讨论会受到限制，赶在文革50周年之前，先行举办学术活动。2015年1月，复旦大学历史学院以访问学者工作坊的方式，召开了了一次国际学术讨论会。2015年10月，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又以“1960年代的中国”为名，举办了一次学讨论会。两次会议的内容，都是文革研究。大家都清楚，直接以研究文革的名义开会，会受到官方的警告和追究。一些体制内的学者已经为此付出代价。
文革是绕不过去的存在。驼鸟政策是不能长久的。薄熙来主政重庆期间，唱红打黑，许多做法颇似文革。今年初对任志强的围攻，也被称为“十日文革”。文革的基因在这片土地上，随时可能滋长，发作。 大陆社会已经出现了另一种景象，就是毛派的高调回潮。他们不但有网站、社团，举办群体活动，还有人集体为江青扫墓祭拜，召开张春桥思想研讨会。部分地区的底层草根中弥漫开一种文革想象，以为文革年代是工农大众的节日，文革运动是反抗权贵资本主义，争取平等公正的不二法门。毛泽东的粉丝在一些地方和人群中迅速增多，与之相联系的是对邓小平的负面评价迅速蔓延。官方刻意屏蔽文革的政治后果已经显现。
经历过文革的人已经渐渐老去。民间有识之士意识到，清理这份沉重的历史遗产，刻不容缓。而当政者的狭隘和短视之症，人为制造了雪拥蓝关马不前的困境。莫非我们这个民族不能摆脱杜牧预言的宿命：前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